郭松民：高考过后聊高考
01
这两天是高考日，各地气氛都有点如临大敌。
其实，这种紧张气氛多少是有一点夸张的。
高考很像科举，但毕竟还不是科举，公务员考试才更接近于科举，大学毕业，也只能说是获得了参加科举的资格。
在阶层固化的大背景下，高考在改变命运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已经不像前些年那么大了，读了几年大学，说不定还要回去送快递，除非能够考上名校，再加上其他条件（比如家世等），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可以把别人的奋斗终点当成自己的起点。
但是，夸张一下紧张气氛也是有好处的，这种好处是政治上的，因为它能传递出一种暗示：高考还是能够改变命运的！否则的话为什么全社会都这么紧张呢？
所以，高考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通过这种仪式，强化了全社会对现行秩序的认同，也强化了莘莘学子对阶层分化、固化的认同。愿赌服输，心悦诚服。
历史上，新朝建立，第一件事就是开科取士；1977年，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就把恢复高考放在一切事情之前，良有以也。
02
做为一种筛选人才的机制，高考制度在设立初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把优秀人才送入高校深造的作用。
科举制度也曾经起到过同样的作用。
史书记载，唐太宗李世民私幸端门，看到新进士们弹冠相庆，缀行而出，不禁喜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彀，张弓引箭，箭头射得到的范围。“尽入吾彀中”就是说这些英雄“全给我射中了”，落入我的圈套里了。
此言不虚，盛唐也算人才济济。
但是，高考制度也好，科举制度也罢，都是会异化的。
这是因为，人会和制度博弈。
高考制度设立之初，人们还来不及研究这个制度的特点、弱点，还不晓得怎么钻制度的空子，考生们就急急忙忙地走进考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综合素质比较好，平时学习就比较扎实的人，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
但是，等到高考制度实行一段时间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无数的“做题家”在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研究高考，高考本身成了一种学问。
这种情况下，高考成绩，就和综合素质关系不大了，而只和一门叫“高考学”的学问有关。
“高考学”虽然学起来很痛苦、很吃力，但使用的范围却极其有限，大体高考一结束，就可以弃之若敝履了。
所以，高中的最后一幕，通常是以撕书本狂欢而告结束的。
其实，有用的东西人们总会珍惜的，比如我中学时读过的《十万个为什么》，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
科举也是一样的，初始阶段收尽天下英雄，后来能够登龙门的，主要特长就是做“八股文”，像康有为这样得了科举好处的人，见了光绪皇帝也还是建议要废科举，因为太害人。
03
高考，其实就是要解决什么人有权受优质教育的问题。
七十年代的老电影《决裂》中，有这样一个桥段：在1958年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招生现场，共大校长龙国正举着铁匠江大年的手，充满激情地说：“这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
后来批判《决裂》“反智”，但根据影片的交代，江大年读过一年初中，并非完全没有基础。
还有一个原因更重要，龙国正当场就做了说明。
他说：“解放刚刚九年，要那么高的文化来考共大，实际上是把工农的子弟拒之门外。”
龙国正看得很准，如果简单地按照文化水平招生，那大学必然会被刚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后代所占领，而与工农子弟无缘。
这种状况显然有悖中国革命初心，令龙国正这样真诚革命者无法接受。
后来对大学招生制度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等，无非是想制度化地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这些以教育革命为旗帜的尝试历尽艰辛而失败，但不能说出发点就没有合理性。
但是，简单地把工农子弟送入大学就解决问题了吗？显然也不能。
《决裂》当中，还有一段龙国正伏案夜读列宁著作的镜头。
列宁说：
“工农的下一代在这样的学校，与其说是受教育权，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奴化。”
“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
睽诸今天高校的种种乱象，不能不叹服列宁的深刻。
岂止今天，五十年代问题就很严重了。
影片中，赵副专员为了让“冥顽不化”的龙国正转换观念，专门安排他带队到国内各名牌大学参观，结果反而让龙国正亲眼目睹了原本质朴的工农子弟，在进入大学之后迅速变成了汲汲于名利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脑子里只有“外国的名家”，不仅不再想为工农服务，甚至耻于与工农为伍了。
时至今日，谈论这些问题，似乎有点像“讲古”，其实不然。
什么人有权受教育？工农子弟有没有权利受优质教育？教育目的为了培养人上人还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这些问题并没有解决。
高考结束了，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还要继续下去。
【文/郭松民，红歌会网专栏学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独立评论员郭松民”，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