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懋仁：中国的人口生产问题
关于中国人口出生率开始有所下滑的问题，很多人是非常担心的。
记得在年轻时，看到过一篇文章，说美国非常担心中国。那时的中国，还是比较贫穷，也是比较落后的。但是就是人口非常的众多。有人问美国，你们为什么会担心中国，中国现在都还很穷，很多方面都不如美国。美国人说，你不知道，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就这一点就非常可怕。
从这里，我才知道，中国的人口众多，也是美国畏惧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马克思在讲唯物史观的时候，一直在讲人类社会的两个生产。一个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个是人口的生产。
物质资料的生产，我们都还是知道一点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与物质资料的生产有着直接的和密切的关系的。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效率就是越高，人类社会生产的物质资料的数量也就会越多、越丰富。
而对于人口的生产，大约最早涉及这个领域的就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个“人口论”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利益上提出来的。它是说，人口是以几何级数的速度在增长，而物质资料是以算数级数的速度来增长。所以物质资料的增长比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马尔萨斯就是要通过战争、瘟疫、饥荒等非人手段来减少世界上的人口。马尔萨斯是受到马克思批判的。
我们国家后来涉及到人口生产的问题，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初所提出的计划生育。为什么叫计划生育。因为在当时的中国，物质资料的生产是通过计划来实现和发展的。所以当时中国人口增长速度很快，而我们国家生产的财富的速度却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经过国家统计，在六十年代，中国经济以较快速度发展时所增长的财富，有相当一部分被新增人口所吃掉了。所以国家积累财富的速度和数量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要求。这才让国家决定要推行计划生育，而实际就是节制生育的政策。
计划生育工作搞了四十年左右，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真的降了下来。人们逐渐也接受了每对夫妻只生一个娃的政策。当然最初时人们还是有着较大抵触情绪的。在中国开始全面要实现现代化，要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在劳动力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因素。我们的劳动力数量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足的问题。为了尽早在萌芽状态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放开了生育的政策。先是允许二胎的出生，后来又允许三胎的出生。这个政策出台后的最初时期，婴儿出生的比例确实有了较快地增长。但过了这个短暂的阶段，婴儿出生率又开始回落了。很多家庭不愿意生二胎，更不用说生三胎了。
这个问题，用直接的视角来看，就是生育，即生与育，其成本已经实在是太高了，很多家庭是难以承受的。即使有的家庭能够承受，但这样的高成本也会使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质量肯定会有所下降。
生育成本的剧增，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在很多方面，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市场因素大幅度进行了介入。不仅有诸多培训班，而且在学校教育方面，所谓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说法，更是增强了家长们对孩子教育方面的焦虑，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大对孩子教育的投入。这使得很多家庭既叫苦不迭，又无可奈何，不得不被这种潮流推动着，走着那极不情愿的育儿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家庭更不愿意多生孩子了。
市场化的现象，还出现在婚姻领域。虽然没有经过统计，到底有多少婚姻是一种市场交换关系，但是人们普遍都知道，在很多地方，女方要向男方收取彩礼，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则。这大大增加了婚姻的成本，也大大减少了婚姻的数量。这就必然引发生育率的下降。
还有一种似乎不能算是生育率下降的直接原因，但肯定也是诸多原因之一。那就是，现在一些年轻人中流行的各类稀奇古怪的观念。而这一类观念在西方资本主义那里，则被看作是政治正确的观点。如同性恋，就是其中的一个。同性恋本身到底是不是政治正确，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里，概念就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国家视同性恋为违法。直接的原因就是这种状态极大的影响与阻碍了人口的生产。虽然有的国家允许同性恋婚姻，并视为合法婚姻。这样的同性恋家庭也可以通过人工手段来养育子女，但这毕竟是非自然的方式，也不太可能成为所有同性恋者的选择。
还有所谓不婚主义。这种情况似乎是引导人们，所谓个人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不能为了婚姻而牺牲个人的自由。在我看来，这就是西方资产阶级鼓吹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带来的恶果。这种所谓鼓吹极端个人主义的观念，没有社会责任感，不愿意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因此对人口生产本身是绝对产生负面作用的。
婚姻的市场化，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个难以回避的结果。在一些婚姻关系中，女方的美貌成了最重要的条件，男方的富有成了关键性的因素。这就是在做市场交易。在这样的婚姻里，最重要的因素，即爱情，则被挤压到最偏僻的角落里。所谓“丈母娘”经济，就是这种婚姻市场化的突出表现。而西方资产阶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则在为这种婚姻的市场化推波助澜。
要解决人口有序生产和增长的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非常多，也非常复杂，但又是不得不尽快确定下来，要尽快实施的。主要方向就是鼓励婚姻、鼓励生育。具体措施这里先不细说了。有一点可以尝试一下，即通过法律来规范人们的婚姻与生育。现在有些观点都在说，结婚与生育都是纯个人的事，国家不好硬性规定和要求。这样的观念其实应该适当调整。在中国古代，就规定过，如果哪家的女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还没有出嫁，那么国家就会处罚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法律规定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人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乱与饥荒经常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如果没有这样硬性的规定，今天中国人口未必能达到如此大的规模。
例如，有的单身女性，并没有健康方面的原因，就是愿意选择单身生活。这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从国家鼓励婚姻和鼓励生育的角度上说，这种单身女性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依然没有结婚，国家是否可以向其征收一定的税费，用以补贴那些生育了子女的家庭。估计这样的想法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反对，遭到很多人的不满，甚至骂声满天飞。但是没办法。为了保障中国人口的增长，至少是有序的增长，至少是不要太快速度的减少，这种看起来不那么合理的法律或者规定，有时候确实是必要的。正如在计划生育的年代，超生者就要缴纳罚款一样。今天说起来，当年让超生家庭缴纳罚款，实际也有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没有办法，为了落实计划生育政策，这种不合理的政策就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再有，国家可以对于所谓收取彩礼，也要制定一定的法律或者规定。原则是禁止收取彩礼。但是如果有的地方有所谓类似的风俗，那也要把彩礼的数额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所谓彩礼只能是一种象征性的民俗，而不能使其成为婚姻市场化的性质。如果有违反者，国家也需要进行处罚。
有网友表示，在国内的婚姻方面，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很多处于底层的青年男性收入偏低，根本没有财力支付现在婚姻的费用。而现在某些女性自身的商品性物化，只想与有钱的男性结婚。这种现象造成大量青年男性结不了婚，也有许多所谓白富美的女性不愿意嫁给达不到她们的高富帅要求的男性。这就是当代中国的资本因素给婚姻以及生育带来的祸害。因此，要解决中国人口增长率出现负数的问题，应该急迫需要解决共同富裕方面的问题。
国家绝对不能在法律上允许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男同性恋者如果不愿意与异性正常结婚，在他们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也需要缴纳一定额度的税费。女同性恋者，如果也不愿意结婚，但如果愿意生孩子，就不需要缴纳这一类税费。
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传过来的所谓鼓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各种不利于健康婚姻与生育的乌七八糟的观念和思想，必须进行坚决的批判。这项任务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这项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同时还要做得更好、更彻底。我们要让真正合理和科学的婚姻观、生育观成为我们国家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