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极左”，岂能绑架一个伟大民族的灵魂

　　最近，一个词汇在公知们的话语里频频出现，这几乎成了一种向社会大众进攻的最有效的武器，成了恐吓社会正义言论的一根毒棍。这就是常被一些公知们咒骂群众的两个字——“极左”。

　　大凡说你是“极左”，你便常被人一下子用异样眼光看待，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至于你是否是“极左”，已经并不重要。这并不怪我们这个社会，许多年来，关于“极左”，为大众太熟悉了，教科书上有，各种政治教育有，报刊文章更是屡见不鲜。因为这个词汇，曾让我们吃过太多的亏，所以把你称为“极左”时，对你具有很强的杀伤力。谈“左”色变，因此用这样的词汇攻击对手，很有效。

　　历史上，我们党确实犯过多次“左”的错误。“左”，无外乎三种情况：一种是时机不到的急躁冒进；二是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使自己陷入孤立；三是动辄上纲上线，对人一棍子打死。党史上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直到解放后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曾与“左”关联。我们确实都吃过“左”的亏，上过“左”的当，特别近些年出现的“极左”这样一个词汇，让社会确实深恶痛绝。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开头所说的“极左”，与我们对历史上“左”倾错误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更准确地说，这如今不过是社会公知们向正义向大众进攻的一根棍子。在公知们那里，什么左与右，已经失去了它本来讨论的意义。这个地方所指的“极左”，对于公知们来说，其实他们通称左派。为什么说是“极左”？因为“极左”这个词汇，对于更多的大众来说，具有更加强烈的打击力量。其实，在他们眼里，所有与他们对立的观点都是“左”。一个“左”便可以吓退对手，便可以扣上说不清道不明的大帽子。这种认识，不仅在一些反动公知那儿，而且在有些机关干部眼里，不乏代表人物。有些人确实被吓怕了。我们就不说了，大家会理解的，多说了文章就会被搁浅的。

　　那个写武汉日记的方方，作为一个“帽子工厂”的制造商，给反对者制造的帽子已经够多了：“文革余孽”“极左”“左粉”等等，等等，能想到的名字几乎都想到了。那个身为作协副主席的女名人更是直接了当得很，在一篇几百字的短文里，连“极左”也不说了，居然开口大骂，用极其粗鲁极其肮脏的一般非女人文人所说的词汇“傻X”，来概括所有对武汉日记有不同意见的社会大众，在这个女人眼里，这些对日记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大众，都是群氓。所以只能称之为“傻逼”。

　　如果说这些意见还可以视为泼妇骂街的话，有些著名公知的言论，那可不是骂街了，那是歇斯底里地在咒骂我们的共产党，咒骂我们的民族，侮辱我们的国家，在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极大仇恨了。

　　一个时期以来，这些言论已经激起举国愤怒。比如，在力挺方方的行列里，有人竟然公开地力挺日本的靖国神社，有人公开质疑南京大屠杀的真伪，有人明目张胆地力挺“台独”“港独”。当美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孤家寡人时，有人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公开地替美国人张目。还有，更加不能让中国人容忍的是，有人张口闭口称自己的同胞为“支那蠢猪”，张口闭口就是“支那人”。今天的同胞已经无法理解这一个“支那人”对中国人的伤害之深了。一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者愤怒指出，一听到“支那”这样两个字，立即便怒火中烧，便浑身发抖，简直像挖心一样疼痛，谁才称我们是“支那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啊。他是见证者之一，一听到这样两个字，立即想到当年日本侵略者挥着屠刀，高喊着“支那猪”，把屠刀砍向中国同胞的凄惨境况。那个“支那”是日本强盗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专称啊。可如今，这样的称谓，不是出自日本人之口，而是出自中国学者、中国名人、中国大学教授之口。还有更甚者，有人公开的在文章中骂我们人民军队的英雄都是一个虚荣心，都是一种狂热，这样的公开言论，居然在媒体上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至于那些拼命鼓吹西方价值观，公开高喊什么“普世价值”的所谓名人教授，更是数不胜数。概括起来，这波因为“武汉日记”被社会大众扒出来背弃祖国和民族的人的言论，有一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他们一骂中国，二骂中国人，三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四骂我们的党，五骂我们的领袖和英雄。他们也共同吹捧，一吹捧西方的民主社会制度，二吹捧日本军国主义，三吹捧“台独”“港独”势力，四吹捧国内一切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公知代表人物。

　　其实每一个中国人回顾一下，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只要你说我们的党几句好话、公道话，便很可能有人嘲讽说你“左”。你说些从内心怀念尊崇毛泽东等领袖的话，同样也有人会说你“左”，你凡是说些歌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你在文章中引用党的当代领导人的经典之论，有人便会讥讽你，说你这是你老保守、不开窍、不识时务。什么叫开窍？什么叫赶潮流？那就是像前边那些人一样，发牢骚，说些对党和国家不满的话，弄些似是而非的花边新闻，嘲弄一下党的领导，便立即会被当作有思想，深沉，独立思考。甚至有些骂领袖的言论，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挠和制止，等等，每一个当今社会的人恐怕都有深刻体验。

　　怕人说自己“左”，不仅一般群众这样，就是我们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和机关干部，也同样如此。对这样的现象，北京大学老教授钱理群非常反感，他有一段著名的讲话，称这样的人为当今社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一个极其精妙的概括。什么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就是只考虑个人利益，精于算计，利用自己的权力捞好处，而对集体对国家对他人毫不负责。为什么有人说，刚毕业的三十来岁的人，不像前边的贪腐者有什么过渡期，他们一上来便开始利用公权力大捞好处。国家机关反腐败中抓获的那些小处长们就是明证。这是这些年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种现象正在危害着我们的国家。

　　钱理群先生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钱先生的这个概括，我认为入木三分。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何止大学有？各级机关都不少。有一条可以证明的是，前边说到的那些诋毁国家、诋毁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们的党、污蔑人民军队的英雄的反动言论，已经见诸于各种网络媒体，几乎在全国激起巨大的愤怒浪潮，我就不信那些负责宣传和思想的机关领导看不到。但为什么这种舆论却止于民间的愤怒，却不见公开的主流媒体发声音呢？却不见负责意识形态的人出面采取措施呢？有些这些部门的人说起来也是满腔愤怒，可就不见于行动，比如对于“武汉日记”和大学右翼思潮的泛滥，社会千呼万唤，就不见主流媒体表态，真是沉得住气。说穿了，就是有些人不作为，就怕别人说自己“左”。

　　一个“左”字，竟能混淆人们的是非判断，竟能绑架一个民族的灵魂和思想？竟能在恶潮翻滚时出现主流“万马齐喑”的局面吗？这个事仔细想来让人有几分可怕。一个民族的正义精神，不能让一个莫须有的污蔑之词给绑架了、吓退了。

　　有人说，眼下的有人的言论，已经远远超越什么不同意见，已经是在歇斯底里发泄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已经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背叛了祖国和人民。站在“港独”“台独”新纳粹一边，站在日本军国主义一边，连日本人今天也回避不敢称中国人为“支那猪”的言论，居然也公开见诸于新媒体。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其实就是一场阶级斗争。

　　敌人是谁？就是这些公开站在帝国主义、买办垄断资产阶级一边，为被打倒和推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招魂的人。就是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时刻希望变天的人。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是《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阶级斗争做出过明确的定义：说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有时甚至是非常激烈。遗憾的是，这些年，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只记得“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却忘记了“在一定时候还是相当激烈”这句关键性的表述。今天，我们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局面，只有用马克思那句《共产党宣言》中的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来解释。否则，我们无法对当下的复杂局面做出理论表述。

　　当帝国主义时时在利用各种机会不仅阻挠我们的发展，而且时时希望分裂我们瓦解我们的时候，你能说这不是阶级斗争？当国内反动势力在公开替我们打倒的敌人张目，公开为污蔑和诋毁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和一切伟大革命斗争的时候，只有运用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才能作出准确的理论解读。

　　时下，不少有情怀的老一辈革命家有一种担心，认为当下公知们的一些反动言论，比起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的进攻，远远超于之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这个判断一点都不为过，其公开为帝国主义张目、公开希望变天的言论，已经是1957年最顶尖的右派所不曾表述过的，有的简直是向我们执政党的公开挑战。

　　说到这个话题，也许有人会问，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不是已经定性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吗？不错，那是一场扩大化的政治运动，但是，历史也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去分析。扩大化是错误的，但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向党的猖狂进攻，当时也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在批评扩大化的同时，也把那些对党猖狂进攻的言论和行动一并从历史勾销，那是勾销不了的。

　　在此，为了对历史进行有效说明，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1957年4月27日，针对党内领导干部出现大量的贪腐现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从保持党不变色和防止和平演变的目的出发，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号召党外人士对党政干部的错误进行批评。欢迎各界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开展整风。这个运动总的是好的，但当时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抵触情绪很大，认为革命一辈子，现在享受一点特权，便受到严厉的批评，对这样的批评非常不理解。但总的来说对党的队伍建设是一次非常大的促进，是为了防止出现李自成的悲剧。但是，历史就是在这个期间却出现了异常，苏共赫鲁晓夫集团由于否定了斯大林，国际上迅速爆发“波匈事件”，与此同时，一股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浪潮兴起。国内极少数本来对社会主义怀有仇恨的资产阶级右派错误认为时机来了，他们利用党开展整风的机会，希望中国也尽快出现波匈事件，疯狂地向社会主义发动放肆进攻，明确要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些人甚至公开说“现在政治十分黑暗”、“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出要和共产党“轮流坐庄”，有人狂呼“请共产党立即下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公开叫嚣：”政要平权，一定要夺取教育权，半年到一年，天下就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共产党内部要分裂，不久要被推翻。“毛泽东说，”他们野心很大，就是要向共产党夺权“。毛泽东主席在正确分析严峻形势后，决定立即停止党内整风，于1957年6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决定打垮右翼力量向党进攻的嚣张气焰，并且在报纸发表了社论。

　　但是，包括毛泽东主席本人在内，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做了比较严重的估计，加上在前期整风运动中挨整的党的一些干部，本来怨气很大，对此前提意见的人也开始进行打击报复。毛主席本人也没有想到，这场运动被扩大化了。客观地讲，毛泽东对扩大化的问题觉察后，是非常担心的，也是坚决不同意的。就连邓小平后来复出后也坦率承认：“1956年起自己就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这个话，非常坦诚，也是实事求是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反右派斗争做了明确的界定：1957年党中止整风，被迫进行反右派斗争，对资产阶级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成右派，造成了不幸后果。”《决议》这个诊断是正确的。但是遗憾的是，许多年来，我们的舆论只记住了”扩大化“这个概念表述，却忘记了右派分子要党交权、向党进攻这样一个载入史册的历史事实。那时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一批对党刻骨仇恨的右派这个事实被严重忽略了，不但忽略，而且一些被划成右派的人，不管具体情况如何，好像当过右派就是一种历史光荣。以至于有的曾经被定为右派的人后来在平反时公开说：”自己是准确地被打成右派的，一点都不冤枉，因为当时确实想走资本主义，且至今并不认为自己错了。“这足以说明反右派是必须的。毛泽东本来想通过整风整肃党内官僚主义，使党内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想到反右使一部分人的官僚主义继续增长，于是才有了后来以防变不变质为目的许多运动。

　　反右的历史，使我们想到今天，同样以知识分子为主要人员，同样也是发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满，但是，今天的公知言论，比之1957年要露骨得多，要直接得多。那时候，尽管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但还没有直接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招魂，即使有，也是有所收敛的。但是今天却不同，有些右翼居然公开地咒骂国人，咒骂我们的党，咒骂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比如那个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研究生，在新媒体上就非常狂妄咒骂国人为“支那猪”，赞美日本侵略者为“老英雄”，一口一个“把你家960万平方千米夷为平地”，言之凿凿“南京是日本人的南京”；那些在国家危难之时，以日记形式与帝国主义唱和，为帝国主义递刀子的行为；以及那些人的种种恨国言论、辱华恶语，简直毒到骨髓，令人发指。你怎么能相信这样的极其肮脏的出卖国格人格的言论，是出自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之口呢？

　　实事求是地说，在这次各种右翼出卖国家和民族尊严的狂吠中，面对一顶又一顶的右翼帽子，如“文革余孽”等等，我们的年轻人的表现让我们倍感欣慰。这是完全崭新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各种运动，他们甚至不理解“极左”“极右”这些词汇是怎样的一种政治含义。但他们知道，那些公知们对他们曾经教诲的“普世价值”，那些“外国月亮圆”的振振有词的训诫，那些动辄让他们去外国接受“民主自由”的教导。在一场重大灾疫面前，他们忽然发现，他们在学校曾经奉为灵丹妙药的言论，那些不断用各种机会丑化国家民族的语言，如今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

　　什么叫“民主”？什么是“普世价值”？年轻人这次有了十分清晰的认知。许多课堂的教育，许多书本上的理论比不过他们的眼睛观察和现实的经历，他们喊得天花乱坠的西方自由，就是大灾疫来时的集体免疫，就是把种族分为三六九等，就是凡六十岁的一律拔掉管子，就是把抗疫之战当作生意去做，就是像美国总统特朗普那样把医疗物资的经营权控制在自己亲属手中，就是在国内疫情失控时甩锅别的国家，就是像疯子一样今天制裁这个明天制裁那个。

　　年轻人如今终于读明白了，什么叫资本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因此他们在国内公知们疯狂诋毁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时，勇敢站出来组成强大的青年阵容，向着卖国汉奸们发出了奋力一击。他们组成一支无畏的青年近卫军，不怕恫吓，不怕帽子压顶，以猛烈的炮火打击公知们的嚣张气焰，让那些攻击社会主义的什么直播瞬间翻车，给了所有敌对力量以狠狠一击。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向这样的青年学习，少一点“精致的利己主义”思维，人人都来关心国际风云，人人都来关注国家发展，人人都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绑在一起，而不要被什么“极左”这样两个字绑架，那样我们的国家将大有希望。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昆仑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