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从主旋律电影偷梁换柱的失败谈起

　　一部主旋律电影《我本是高山》，却偷换了主人公的信仰内涵和精神支柱，把一个以江姐为偶像、崇尚和信仰共产主义的教师英雄张桂梅，换成了一个小情小我的私情表达、没有什么政治眼光和理想情怀的普通人。甚至有人批评说，电影编导已经把张桂梅等同于被毛主席批评过的武训了。

　　结果呢，电影未曾公演，刚开始宣传造势，就遭到舆论困境，口碑翻车了，大众恼火了，而且舆论大都来自普通百姓的声讨。于是，相关人士恼羞成怒，居然对批评电影的观众破口大骂，开创了电影人士与大众对立的一大奇闻。于是，有人进一步动员了舆论力量，把批评电影的群众给戴上公知的帽子，然后说是这些“公知”是对主旋律的公开抵制。大大笑话，往日被公众批评的公知，反诬公众是“公知”，这样“贼喊捉贼”的举措没想到根本无法挽救《我本是高山》的大失败。于是，在云南，便想尽办法开始挽救收罗票房。有舆论已经披露，多个部门用公权力开始组织集体观影。但是，不管怎么折腾，流水落花春去也，大失败的趋势已经无可挽回。这种想尽一切办法消解共产主义精神支柱的人，能够动员的资源也已经捉襟见肘，因为这是逆人心而动。

　　一部电影，让人们十分惊讶地发现，这三年多来，社会大众已经不相信那些公知们的欺骗宣传和喊叫了。他们多年以来对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的公开诋毁，迫使社会大众拿起《共产党宣言》，拿起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去寻找被某些人猖狂咒骂多年的经典到底说了些什么。现在七十岁左右的人大抵都经历过那个全党全民学理论的年代。但是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却完全不一样了，他们没有这个理论基础和读书经历，如今一读原著，却忽然发现，原来当今出现的大量政治经济等等社会问题，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早就做出过精辟的预见和断言。毛泽东所警示的那些巨大危险之所以今天集中发生，就是因为相当一个时期有些人以敢于否定毛泽东为能事，很多时候放弃了毛泽东对我们谆谆告诫。于是，一个适逢毛泽东主席诞辰130周年，全民掀起的读毛著和对伟大领袖的深情怀念，形成了数十年历史上的一大政治文化奇观。

　　说起这部电影，我们不能不反思一下这些年中国文艺在重大方向上发生的偏差。自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学界那个以《伤痕》为代表的小说问世以后，中国文艺一直徘徊在批判那个十年的影子里。可以说，已经很多年了，中国文化都在受到这个“伤痕”的左右。我们整个文艺，仿佛除了批判和反思那个十年，没啥可写的一样。再加上“非毛化”的助纣为虐，弄得文艺离人民越来越远。还有一些人肆意夸大和错误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弄的很多文艺作品以不谈政治、脱离政治为能事，甚至作为一种光荣和理论深奥。所以一些大骂我们的社会、诋毁我们的党、丑化我们人民的反动作品被吹捧，被受奖，被冠以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头衔。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对文艺发生极大困惑，甚至某些时候，表现一种无奈和愤怒。

　　但是，历史总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感谢三年疫情。正是三年疫情，让广大人民参与了一场规模空前的舆论大战。这场舆论大战，一方面直接面对西方，另一方面与内部的公知进行斗争。代表就是武汉那个叫方方的女作家，那是网络群众自发出来反击这些人对中国抗疫的抹黑行动。这次行动，让中国人忽然明白，原来这些人秉承西方的主意，在抹黑我们的社会制度，抹黑我们的政党，抹黑我们的国家。他们甚至从土地改革开始，全面否定我们党的历史。

　　这次舆论大战，让中国人民收复了我们一度丢失的爱国主义阵地。社会大众忽然发现，不管我们的国家存在多少问题需要克服，比来比去，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为人民的。尽管我们的党内也出现腐败丑闻，但是老百姓相信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具有极强的修复自我的能力。不然的话，在遭遇“左”右力量的全面进攻面前，包括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危险情况下，这个党能够坚强地挺立过来？如果党没有极强的修复自我能力，这个党早就不存在了。

　　三年疫情，让老百姓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离开共产党领导，我们将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代。这就是三年疫情给中国人民的最为重大的收获。这就是全民和伟大祖国坚定地站在一起。

　　近两年，由于国际局势和国内公知们密切配合的极其露骨的表演，让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这个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好。这个认知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发自老百姓内心认知的自我兴起的对《我本是高山》这部电影偷换精神支柱的极其强烈的不满。很多搞了一辈子理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非常新奇，显得有些纳闷，为什么普通老百姓今天忽然对“共产主义信仰”这个多年来一向不屑一顾的理论问题，发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应该说，多年来，信仰、理想、革命、斗争、阶级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常用词汇，经常被人嘲笑，被人讥讽为“左”的遗毒。

　　今天人们忽然觉得，说起信仰、说起理想，显得那么崇高，那么神圣，那么伟大，那么让人敬畏。以致有人对一位真正的当代英雄人物运用偷换概念的办法，对理想信仰嗤之以鼻的时候，群众自发起来捍卫理想。包括张桂梅这样的第一当事人，看了电影也一言不发，表示自己特有的不可思议和不满。因为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本人的思想不是小情小我，不是什么华尔兹啊，她就是为了这个崇高信仰，做她想做的一切。

　　关于信仰，我们的各级组织，运用各种办法，向我们的大众不断灌输，但收效并不明显。因为反信仰反理想的力量在“不争论”的和谐理论指导下，似乎也很顽固很强大。但是这些年，西方对我们的围剿，美国与我们进行的贸易战、金融战、舆论战、外交战等等，垄断资本代表的敌对势力、国内汉奸走狗盗窃国有资产，葬送我国人民四十年改革血汗成果的事实，让中国人民看到一个真实的存在：那就是敌人想要摧垮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敌人要窃取的是毛主席率领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创造的所有财富，我们必须起来斗争。因此，人民在关键时刻，英勇站出来，捍卫理想，捍卫信仰，捍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有人以偷换概念的手法，诋毁信仰、消解理想，贩卖那些资产阶级货色的时候，人民便不容置疑、义无反顾地英勇站出来，形成不可阻挡的舆论压力，与一切贩卖资产阶级私货的企图进行坚决斗争。

　　我们应该真诚地感谢互联网，是这种现代手段，让普通老百姓有了参与斗争的权利，让大众有了知情权。回头想来，1991年，在前苏联大厦即将垮塌的时候，如果坚持马列主义的苏共党员，哪怕这样的老党员只有一部分，如果他们那时有互联网手段，他们也可以运用互联网发声，我想苏联不至于那么快就亡党亡国。而今，互联网信息的畅通，给了人民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作品说不的权力。

　　研究任何现象必须联系当下现实，就最近这半年，国内外敌对势力并没有甘于在贸易战、舆论战等等各领域的失败，而是采取特殊手法，采用文化名义悄悄向我们发动了一次次不流血的进攻。八月，在西安，敌人动员了将近五十万的女孩子，进行了“追娘炮”丑恶表演；十月，在南阳，又进行了“迷笛节”那样极其肮脏的政治秀。如果按照敌人的如意算盘，这两次如果没有阻力获得成功，他们将会在中国某城市，进行一次“疯马秀”的裸体大表演。那么西方腐朽文化在中国大地就顷刻成燎原之火，对中国或许就可以改变颜色了。这中间虽然还夹杂一个用心非常险恶的“万圣节”风潮，但是这些，都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一个个以失败而告终。虽然那个沿海特大城市在万圣节弄了一批妖魔鬼怪狂舞一番，还受到某大报的袒护，但也最终没形成什么气候，悄无声息地收场了。这些行动，统统都有极其露骨的反动标语口号配合行动，有的直接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有人认为，像电影电视剧这样文化含量较高的文化形式，或许普通群众不可能会看得那么有深度，未必会看到编导的一些想法，于是就有了在市场资本主导下的“偷梁换柱”的《我本是高山》。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如今的群众，再也不是稀里糊涂的被一些公知们诱导的无知群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对文化的监督和欣赏，早已再不是文艺圈里少数人的专利，群众有权对你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说不，可以加以拒绝。你硬是把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高尚情怀的受人民尊敬的人民教师，写成一个不伦不类的武训式的庸人，社会当然可以声讨，可以批评，可以讨论。群众告诉你：按照资本的套路，每天想着法儿骗票子，以致不惜放弃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降低主人公的精神格调，以贩卖资产阶级的人性观念，这不用专业人员，连普通百姓都看得分明。如今行不通了，尽管你有钱可以请一些所谓的大腕们站台为你评功叫好，但是没有用的，群众眼里有杆秤，这秤砣就是咱老百姓。几个被西方价值观浸泡过思想的所谓专家想怎么愚弄百姓就怎么愚弄的时代已经成为历史。

　　如今，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真正成为一种主流思想，不是停留在官方的文件报纸上，不是停留在电视新闻画面上，而是“觉醒”在十四亿人民心里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任何邪恶势力无法阻挡的巨大力量。我们相信，一旦这个理想信仰重新在人民心里扎下根时，方志敏、蔡和森、江姐等等那些为了信仰可以坚强不屈、可以慷慨赴死的共产党员们，一定会批量出现在我们队列里。“共产主义”这样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当年曾经感染鼓舞了我们的毛主席那一代老革命家，今天一定也会重新回到每个共产党人的心间。从眼下人民对毛主席的深情怀念，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期待回归，我们便可以发现这种未来的端倪。我们对这个未来充满期待，让我们为了这个未来欢呼。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昆仑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