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迫切需要“延安整风”


  虽然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是“延安整风”这场党内作风整顿的伟大运动,至今对我们党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当时形势下,中共中央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第一,是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王明“左”和右的影响还没有真正得到彻底清算。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由于环境限制,只是解决了军事和组织问题,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遗毒还不少。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根深蒂固,严重影响党的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而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认为共产党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后来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点名批评。由于共产国际在中共党内当时威信很高,因此王明的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直至1938年9月,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并指示,对于中共内部的分歧“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样毛泽东才得以在全会上作报告,全面论述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并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第二,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由于王明右倾思想的影响,面对蒋介石接连制造规模越来越大的武装摩擦,尽管中央一再电令新四军迅速东进、渡江北移,可是政委项英等对如此险恶的客观环境缺乏清醒认识,犹豫不决,拖到1941年1月才开始东移,结果遭到早已充分准备的国民党军重围伏击,新四军遭受几乎全军覆灭的惨重损失。为什么在六届六中全会后还会遭遇这样严重的挫折?事变发生后几天,毛泽东就在政治局会议上痛心地指出:原因在于“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他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皖南事变这个令人极为痛心的重大警讯,使党中央许多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运动,通过总结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会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进行工作。

  第三,从1937年到1940年,我党的党员从4万人增加到80万人,这些党员中既有目不识丁的农民,又有大量的地主子弟和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没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水平很低,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革命意志,必须提高党的整个理论水平。而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围困封锁,解放区面积缩小了六分之一,八路军由40万减少到30多万,华北解放区人口由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全国解放区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面对这样一个极其严峻局面,党中央毛主席认为,如果不进行党的作风整顿,任凭这个局面发展下去,完成革命大业战胜敌人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2年4月,进行全党的整风思想动员。1942年4月到1943年10月,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时党中央向全党阐明整风的目的就是8个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毛主席为此亲自做了影响深远的两个报告:《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1943年10月到1945年4月,是全党总结经验阶段。

  在抗战最为紧张的阶段,党中央下决心进行作风整顿,其意义特别重大,不仅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普遍提高,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保证了此后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原计划的5年解放战争,结果3年便解放了全中国。没有延安整风,这一切的实现都是不可能的。以致后来很多老一辈都深有感触,自己的马列主义根底,都来源于延安整风。没有延安整风,就没有革命的最后胜利。

  面对当下形势,回顾延安整风,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如果跟延安时期我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比,可以说,我们今天比那时的形势要复杂得多。那时我们的任务比较集中,就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日本鬼子,进而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中国。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我们面临的是长期执政的考验,要经受毛主席早在延安时期就告诫我们的“周期率”的考验。我们能不能用好手中权力为人民服务的考验,能不能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对我们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侵蚀,能不能彻底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用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这都是非常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考验。

  这是关乎我们的党生死存亡和大是大非的问题。如果说这个问题我们以往还是停留在理论阐述的层面的话,那么今天,在苏联东欧等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亡党亡国之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容置疑地摆在了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面前。如果说延安整风只是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意义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以牺牲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为代价得来的红色江山,在我们这一代是否能够将它稳稳地掌握在人民手里,将她守得住,这是能否保证我们的江山永不变色的重大问题。

  为什么我提出急迫需要在党内进行一场规模空前的延安整风?因为我们面临的情况比之延安时期,要复杂得多、严峻得多。可以说,那时只是马列主义水平理论水平低的问题,而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有一部分人在根本立场上与人民背道而驰的问题。

  首先,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信仰问题。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9000多万共产党员,是世界第一大党,信仰问题是摆在今天每一个共产党员面前的第一大关。延安时期,我们的队伍面临的是战争观、生死观,大多数同志对生死问题置之度外,信仰问题对那一代老一辈都不成问题的。

  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后,我们知识界的一批学者教授纷纷著书立说,刮起了一股股翻案风、抹黑风,充当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这些人,随心所欲地全盘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往毛主席身上泼污水,百般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极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千方百计美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这种风气,在一个时期已经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

  因为有些人信仰理想的背离,有些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已经滑落到敌对阵营去了。他们利用权力大搞贪污腐化,即使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党的反腐高压的态势下,他们也毫不收敛,甚至在党的二十大以后依然我行我素。这些数字已经成百成千甚至上万,这些大大小小的贪腐分子,他们都曾经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叫“共产党员”。这样一些败类的批量出现,已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已经大大损害着毛主席创建的共产党百年来在人民中形成的极高地位。毛主席当年对这类现象保持极高的警惕,他认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可能变成李自成,可能亡党亡国。因此,一旦发现这类问题,毛主席便痛下狠手。比如解放后被判死刑的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今天比起上世纪五十年代,贪腐分子数量之多、级别之高、贪腐钱财之巨、手段之卑劣,都创造了党的百年历史之奇迹。现实正在印证着毛主席说过的话:“隐藏在我们党内政府内军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正在成为对我们破坏最大的力量。如果这个话过去我们还不知道它的伟大意义的话,那么今天的现实让我们深刻理解了毛主席的精辟预见。

  我们的队伍急需整顿,因此需要整风。一个队伍,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毛主席晚年精辟论述了保持革命队伍纯洁性的伟大意义,提出一个队伍就像一个人,要每天呼吸新鲜氧气,要吐故纳新;提出要对党员队伍整顿,对于那些不合格的、与我们党的政治纲领格格不入,甚至在私底下从事破坏党的事业、出卖国家利益甚至从事反党勾当的人,他们不要说是一个党员了,从根本上说,那是我们的敌人,应该坚决清除于党的队伍。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批里通外国的间谍分子被处以刑律,每当宣布这些人的叛国叛党罪行,都在社会上引发巨大震撼,特别是不少级别很高的干部,居然从事出卖机密情报的罪恶勾当,这些人就已经完完全全是人民的敌人,必欲对之进行坚决惩罚。

  还有,那些省部级、司局级高级干部,一清查问题,有的甚至几亿几十亿的贪腐,数目惊人,他们身后大都必然有一大堆三妻四妾,这几乎成了一个规律。这种情况,都需要我们这个党必须痛下狠手加以严惩。仅仅惩处犯罪还不够,还应该进行整风教育全党,作为反面教员教育社会大众,必须在全党有严格的手段加以治理整顿。我们作为一个由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的大党,不能任由这些人“说一套做一套”地毫不在乎越反越腐蔓延成风,不能眼看着让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就把我们这个党一步步搞垮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还是热爱我们党的每一个人民群众,都在强烈呼唤我们党必须进行延安整风那样严格的、管用的而不是敷衍的党内整风,不仅要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进行整顿,而且要进行组织上的清理。

  近几十年来,有一种非常恶劣的风气,严重败坏着我们党的风气。那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动辄给人带上“极左”的帽子,成为整人的大棒。你提倡学习马列毛理论,他说你“左”;你提倡恢复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他说你“左”;你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他说你“左”;你提出公有制不能私有化,他说你“左”;你坚持爱国、反对卖国,他说你“左”;你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不容抹杀和动摇,他也说你“左”。一个“左”字,成了他们试图绑架一个政党意志、捆绑广大群众意志和灵魂的看不见的绳子。

  就拿最近来说,群众自发地表达对那部电影《我本是高山》偷换主人公崇高信仰内涵的强烈不满,这的确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多少年来,关于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都是我们党的机关、宣传部门大力倡导的思想。但是因为形式主义等各种原因,收效并不明显。眼下,由于西方敌对阵营和国内反动公知的所作所为,让人们现实地看到了我们这个国家,要想保持江山不变色,还是要有崇高信仰的,还是要宣传理想的。三年疫情,中国与西方对待人民的迥然不同的立场和做法,让人民认识到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好,还是新中国好。这本来是人民的一次自觉觉醒,我们应该为之高兴,因为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次重大思想变化的进步。但是,有人却声嘶力竭叫喊,说这种文艺批评就是“极左”,叫喊批判质疑《我本是高山》电影的都是些什么人,都是“极左”。一个“极左”,就以为可以把一切正义和真理都打倒?还有极个别人,甚至不顾文人的半点斯文,在网络上对批评这部电影背离事实和人民意愿的群众破口大骂。

  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党的各级主管宣传的部门应该给予高度重视。“极左”的帽子,一些人已经非常习惯地耍弄了四十多年,是该清理一下这类人的思想了。当西方势力费尽心机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的时候,当国内公知公开叫嚣辱骂领袖嘲弄英雄虚无历史时,我们发现依然是这一部分人,用“极左”的帽子对正义群众进行打击。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你批评不得美国,批评不得西方。在大事情发生时,他们总是与大众认知相差十万八千里,甚至针锋相对,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西方一边。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个现象了,比如,当巴勒斯坦人民被杀戮时,这些人必定站在以色列一边;当俄乌战争发生后,这些人必然替乌克兰叫好;当中美贸易战打得激烈的时候,这些人必定说中国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叫喊中美还是要恢复夫妻关系。一句话,凡是美国高兴、西方反华势力高兴的事情,他们必定跟着欢呼;而凡是相反的事情,他们必定表示不满甚至咒骂。这样的一大批人,有不少头顶还戴着共产党员的红帽子,对这样的人,不清除不整顿,那将是我们党的耻辱。特别是有这样一些人,很难说不是“第五纵队”,他们已经进入我们党和政府的关键部门,甚至核心要害机关,这种人对党的危害极大。

  我们也迫切需要整顿文风。与延安时期相比,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党八股,我们眼下比那时要严重很多。照抄照转,成了机关干部的一种习惯。毛主席当年批评的八股风,今天检查机关的文电和风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总结一下,也有八种之多。

  新八股表现之一:讲话写文章空洞无物,言不及义。很多干部同志,现在不仅不会写文章,而且不会说话。一讲话就是“四学”“五做”“六确保”“四不变”“八坚定”,听众如坠云里雾里。

  新八股表现之二:说话穿靴戴帽,离题万里。一个出国招商的团队,到了德国,人家要求我们发言,我们的人上来就是一大套:“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来到了风景旖旎的德国。”于是开始长篇歌颂德国的风光如何如何,听得代表们以为是个旅游团来了。什么“秋高气爽”、什么“阳春三月”,等等,已经成为官员们流行的会议开场白。

  新八股表现之三:不学无术,脱离群众,不切实际。一位县里的书记,到下边给老百姓动员春耕春种,对着一大批文化水平不高的村队干部和庄稼人,他开口闭口就是“互联网+”,大谈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弄得这些乡下务实的百姓急眼了,说书记你别耽误我们种地了,我们可要等播种哩,别整这些没用的啦!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你当官的就不能好好说话,让俺知道你说的啥?

  新八股表现之四:工作照抄照转,不看对象。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当干部的,传达文件是常态,但是,现在很多地市级干部,照抄照转已经非常习惯。

  新八股表现之五:胸无点墨,只会念稿。这个现象,也已经非常严重了。我们各级干部,有相当一部分人离开稿子不会讲话,芝麻大一点事,都要机关给准备讲话稿。机关科室,一年到头就是写领导讲话。于是写讲话稿,已经成为现在机关的一项巨大的负担。有人这样说,什么时候干部都学会脱稿讲话,讲出水平来,我们的干部水平将会上一个大大台阶。

  新八股表现之六:不学无术,让人嘲笑。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学历不低,但能力不高,还不愿认真学习。车轱辘的话颠三倒四讲了老半天,群众一头雾水,引来笑声一片。

  新八股表现之七: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理论上知之甚少,对上级的指示只是满足于鹦鹉学舌。

  新八股表现之八:丧失了与人沟通的基本能力。中央一位领导曾经公开批评我们很多干部不会说话,说这些干部与新群体对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大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被顶了回去。这样的情况其实也是新八股的典型表现。

  时下群众中流行一种“不会干了”的讽刺幽默说法。比如说,中央反贪腐的形势下,很多干部就不会工作了。因为过去很多业绩都是在吃吃喝喝、请请送送的状态下完成的,现在“不敢腐、不想腐”,那么工作也就不想干了。于是,时下消极怠工是各级机关的一大通病。很多老百姓说,消极怠工比贪腐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一种谬论,说过去送了钱还能办事,现在这啥也不办岂不更糟糕?还有,中央强调要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是上上下下机关单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几乎都是越反越多、不见收敛。老百姓问,为什么会这样?答曰:这一代干部只会搞这一套,不搞那就不会干了。

  凡此种种,看起来是思想作风、文风和工作作风问题,实质都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思想根基和理论基石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党的队伍加强建设,学习延安时期的办法,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整风,这不失为一个良策。我们党的每一个党员,思想理论水平是需要提高的,通过整风,系统地学习一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一下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质,对党的建设大有好处。

  毋庸讳言,我们相当一批干部,可能相当长时间,早就不读书了。他们只关注开发区,只关注GDP,只关注房地产,连当书记的也两眼只盯着搞经济抓项目了。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党的建设威胁很大。抓住整党机会,所有党员认真读几本马列的书,研究一下理论问题,我想,这对党的建设意义重大。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昆仑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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