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理论与西方“和平演变”理论的较量才刚刚开始

　　1945年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时任美国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艾伦·杜勒斯详细勾勒如何用和平办法促使苏联的演变：“战争将要结束，一切都会有办法弄妥，都会安排好。我们将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黄金，全部的物质力量，把人们塑造成我们需要的样子，让他们听我们的”; “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 “我们将从文学和艺术中逐步抹去他们的存在”; “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肆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 “我们将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觉间把这一切都神圣化，让它绽放出绚丽之花”; “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方法，宣布他们是社会渣滓。”[1]

　　尽管艾伦·杜勒斯提出上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相当于当今流行所说的“软实力”，但美国当局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硬拳头”，这就有了美国在海外发动与领导的迄今为止最大的两场侵略战争，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这两场战争，使美国损失惨重

　　但是，艾伦·杜勒斯等人“和平演变”的战略也开始逐步有所收获。

　　1956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伦·杜勒斯的哥哥约翰·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他公开宣称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断言“共产主义将从内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资本主义世界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信念”:“如果它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2]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西方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四代人身上。

　　毛泽东高度警惕美国当局发出的这一重大战略信号。1959年11月12日，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杜勒斯在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3]此后，毛泽东多次讲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变”，他反复强调，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社会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正是在国内外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毛泽东逐渐把防止党和政权变质与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逐渐推动着毛泽东关于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战略思想的最终形成。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敏锐地抓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战略策略重点的改变这一重大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变”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无疑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但十分可惜的是，也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在国内实施的过程中，发生了“左”的偏差，直至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