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 苗绿：促进南北合作，中国可发挥桥梁作用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概念在2023年持续升温，成为国际舆论场域炙手可热的高频话题，有不少学者将2023年称为“‘全球南方’之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2023年全球政治最有意义的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南方国家越来越有影响力。

　　笔者及同事在2023年多次出国调研交流，在频繁的交流访问中以及大量信息轰炸之下，我们也深有感触，全世界似乎越来越频繁地提起“全球南方”，发达国家的媒体人士、智库专家和政客尤其喜欢使用这一词语。这一现象带给我们什么启示？我们又该如何就这一新变化做出应对？

　　“全球南方”带来权力再平衡

　　在今年年中，笔者与同事曾专门就“全球南方”这一词语的含义进行了研究，发现这一词汇最早出现在美国左翼作家卡尔·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发表的一篇反殖民主义文章中。但最早的官方“认证”可能来自于200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打造全球南方”倡议。在冷战时代的语境下，“南方国家”通常用于指代发达国家和苏联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冷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成为形容南方国家的常用概念。至今，“发展中国家”还是各国官方文件和联合国文件中的常用术语。“全球南方”常见于非官方场合，只有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

　　之所以出现重新“走热”的现象，跟“全球南方”词语本身的内涵有关。正如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约瑟夫·奈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全球南方”只是一个政治标语，用于委婉地替代“发展中国家”这一以明确经济标准分野的概念。相对于“第三世界”，存在着等级更高的“第二世界”和“第一世界”；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则存在着“发达国家”。但在“全球南方”之外，却并不存在着与之对应的“全球北方”。使用“全球南方”能够避免传递经济等级信号，用意更温和中立，更容易为各方所接受。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看来，这一词汇的外交色彩更浓，以体现出一个经济上正在寻求发展改善，政治上表现出价值观与利益多元化的多边群体。

　　自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曾以不同的词汇出现在人们的关注当中。例如，西方的两位国际关系学者布鲁斯·吉利与安德鲁·奥尼尔在2014年就提出了“中等力量国家”的崛起。这些国家既包括意大利、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墨西哥、印尼、土耳其、伊朗等非西方国家。而更加经典的一个案例是2001年由吉姆·奥尼尔提出的“金砖国家”概念，此后类似的概念组合层出不穷，包括“VISTA五国”、“未来11国”（Next 11）以及“灵猫六国”（CIVETS）等等，以指代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正在上升的非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