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辉：“共产阶级”与党的领导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谁是我们执政和施政的基础，谁是我们合作和引导的对象，谁是我们必须防范和斗争的敌人，这是执政党必须思考的首要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我们不能回避和否定阶级的存在，因此，我们不能回避和否定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最重要的政治学分析工具。今天，“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已成为最大的政治。我们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经济基础的根本点出发，利用政治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法，正确认识建国以来中国不同阶级的形成、演变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只有完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才能认识人民，才能找对人民，才能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目标。

　　一、中国革命与“共产阶级”的诞生

　　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以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和实现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政治目标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大革命的三大成果是：其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和地主土地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其二、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以及和平赎买，消除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赖以生存的所有制基础，从而清除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其三、随着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共同拥有社会生产资料的有产阶级，即，无产阶级转变为“共产阶级”，同时，资产阶级成员和地主阶级成员也转化为“共产阶级”成员。“共产阶级”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共产阶级”作为新社会有产者的联合体，不仅是工商企业和农业的就业者，而且是工商企业和土地的主人。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消灭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而且消灭了无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成为有产阶级中的“共产阶级”。中华大地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改造了敌人，而且改造了自己。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一切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和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强大和党的一元化领导，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所形成的单一阶级的一元化社会，即“共产阶级社会”。“共产阶级社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黄赌毒，而只有改天换地的奋斗精神、助人为乐的奉献精神、不畏强敌的斗争精神。这不是经典作家们的理论想象，而是中国解放后真实的历史事实。

　　二、改革开放与多元化社会的形成

　　改革开放不仅是一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运动，而且是一场中国社会各阶级再造的社会运动。

　　加强党的领导，优化党的领导，建立和谐社会，需要使用阶级分析法，认真研究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以此，平衡社会各阶级的利益、指明各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方向、重建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阶级”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抓大放小，通过承包经营、出售资产、引进外资等方式的“企业改制”，把公有制企业改制为私有制企业;同时，通过新设的私人企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改制”就是改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所有制性质的改变，这部分企业内部的“共产阶级”分裂为少数的有产阶级和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电影《钢的琴》反映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人阶级从“共产阶级”重新沦落为无产阶级的历史。由企业改制而形成的新的有产阶级不再是“共产阶级”，而是以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作为典型表现形式的资产阶级。

　　人民公社的解散和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没有改变农民的“共产阶级”身份，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开发区化、房地产化等圈地运动的开展，大部分失地农民所得到的经济补偿并不能形成工业生产资料而成为资本家。失地农民从“共产阶级”重新沦为无产阶级。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农民工是城市无产阶级，但同时仍然保留着农村“共产阶级”的身份。随着土地流转和土地集中，在形成农村地主阶级和农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农民工将彻底丧失农村“共产阶级”的身份而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回不去的农二代”属于城市无产阶级。农村农民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无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的主要来源。

　　对外开放和加入WTO让中国走了出去，逐步融入美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同时，也把跨国资本放了进来，使其完成了对中国产业的渗透和布局。运十大飞机下马和半导体工业大溃败是这一历史潮流撞击出来的几朵扎眼的浪花。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跨国资本并购国有企业的高潮，一方面形成了外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即买办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壮大了新时期无产阶级队伍。由美元纸币在华资本化所扶持发展起来的企业，即主要以美元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发展起来的境外上市企业，如联想、滴滴、小米、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等，本质上不属于本土民营企业，而是为海外资本谋取中国利益的买办企业，这类公司的大小股东则属于买办资产阶级。把境外上市企业当作本土民族企业，在概念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同样，把资产和身份都转移到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成员当作本土资本家和企业家，在概念上也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危险的。华为核心芯片技术失窃案背后的刀光剑影，足以窥见买办企业和买办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危及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危害性。

　　建国以来形成的一元化社会，即单一的“共产阶级”社会，通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元化社会转变为新的多阶级并存的多元化社会。当前在多元化阶级社会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阶级：一是有产阶级;二是无产阶级。其中，有产阶级可以区分为“共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商小业主。

　　新时期的“共产阶级”包括党政机关、警察军队、公立医院和学校、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其它基于公有制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等就业人员，他们是体制内的就业人员，同时，还包括在集体土地上劳动的农民。“体制内成员”不是无产阶级，而是有产阶级，是有产阶级中的“共产阶级”。大量大学生和研究生报考公务员的热度不减反升的现象，不能简单地从社会就业压力的角度进行解释。公务员考试其实是一次无产阶级向“共产阶级”的跳跃。

　　有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

　　历经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无产阶级、共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工商小业主组成的多元化的阶级社会。

　　三、多元化社会的执政党阶级基础与阶级结构演化方向

　　在存在阶级的人类社会里，一切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是阶级问题;一切社会矛盾，本质上都是阶级矛盾。只有基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才能有利于回答以下问题：当代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什么?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中的“人民”是谁?为什么需要明确“共产阶级”的存在?如何形成“共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共产阶级”内部腐败问题的产生与蔓延，是否与“共产阶级”概念的缺失、阶级成员的身份认同缺失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如何在阶级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中构建和谐社会?阶级多元化社会的未来发展方向在哪里?

　　1、关于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

　　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不是私人所有制;共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是建立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上的有产阶级即“共产阶级”，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有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这是由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党的性质所决定的。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执政理念所指的“人民”，是指“共产阶级”群体和无产阶级群体。执政党不仅要切实履行“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义务，而且要领导和监督全社会非公企业及其主人即有产阶级中的资产阶级群体，必须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经营理念，防范其唯利是图、损害人民利益的无序扩张。

　　“节制资本”不能仅仅是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更应该成为共产党的执政理念。节制资本并非压制资本，而是要求各类私人资本和跨国资本不得偏离人民性和社会性的双轨道，并在“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上与公有资本形成互补与统一。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

　　“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就是要以保障和维护“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为中心，联合社会其它阶级，开展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

　　在文化上，“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必须建立本阶级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而不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各种手段把自己“升级”为资产阶级，不应该把“升级”为资产阶级作为“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在经济上，必须坚持共同富裕，消灭两极分化，即，处于“共产阶级”地位和无产阶级地位的全体人民，必须在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失业保险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政治上，各级人大代表只能在“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群体中产生。各类资产阶级成员可以参与政治协商，但不能参与政治决策;可以成为政协委员，但是不能成为人大代表。资本家代替工人和农民成为各级人大代表，这是典型的政治腐败和自我变色。

　　2、建立“共产阶级”的文化共识和身份认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同时，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根据马列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以及目前普遍的社会认识，工人阶级属于无产阶级，而不是有产阶级;共产党属于无产阶级政党，而不是有产阶级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政党专政的国家，而不是有产阶级政党专政的国家。

　　如果我们认识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并在此基础上把无产阶级转变为“共产阶级”，无产阶级已经成为有产阶级，那么，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政党性质和国家性质就需要重新定义和表述，并且需要在此基础上构建“共产阶级”的阶级认同和政治理想。

　　在人类社会消灭阶级之前，每个人都生活在阶级社会的不同阶级之中。“共产阶级”需要正确认识本阶级形成的历史、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和历史使命。无产阶级的未来是成为“共产阶级”，但“共产阶级”的未来不是成为资产阶级，相反，资产阶级的未来是融入于“共产阶级”。在阶级结构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转化并进化为“共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不是简单的物质丰富、按需分配的社会，而且是人人平等、人人属于“共产阶级”的社会。所谓“推动社会进步”就是推动多元化社会朝着“共产阶级社会”方向发展。维护“共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反对全民资产和集体资产的私有化，反对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是全体“共产阶级”成员的阶级责任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

　　如果“共产阶级”的社会成员缺乏对本阶级的正确认识，必然无法形成正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如果“共产阶级”的先锋组织成员缺乏本阶级的阶级身份认同和政治使命认同，认为自己仍然属于无产阶级，希望自己将来可以“升级”成为有产阶级中资产阶级的一分子，那么，这样的党员干部容易堕落为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

　　执政党队伍中的腐败问题，不能仅仅看成是管理制度和体制问题，而应该更深刻地看成这是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是人心出了问题，是统治阶级的自我认识出了问题，是处于统治阶级中的阶级成员的阶级认同出了问题。

　　目前，在“共产阶级”队伍中，不仅一部分政府官员存在阶级认同问题，而且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存在阶级认同问题。那些就职于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属于“共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却极力诋毁自己安身立命的社会主义制度，吃“共产阶级”的饭，却要砸“共产阶级”的锅，配合着美西方的舆论攻势，千方百计地要把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把公有经济改制为私有经济，让私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力量。这也是典型的阶级认同问题。

　　这部分专家学者的思想幼稚病产生于三个方面：其一、他们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共产阶级”，缺乏“共产阶级”的阶级认同;其二、他们以为发展了资本主义，自己就可以从无产阶级变为有产阶级，甚至成为资产阶级，而不知道他们本身就是有产阶级，是有产阶级中的“共产阶级”，而不再是无产阶级;其三、他们不了解资本扩张的残酷性，不知道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绝大部分“共产阶级”不可能转化为资产阶级，而只能转化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那位流浪街头16年的美籍复旦博士孙卫东属于中国“共产阶级”沦落为美国无产阶级的典型案例。中国没有博士毕业生流浪街头，因为中国的博士毕业生基本属于有产阶级中的“共产阶级”成员。那些端着“共产阶级”饭碗、鼓吹西化和私有化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到美国街头体验生活。

　　从本质上看，“共产阶级”内部的反腐斗争，特别是执政党内部的反腐斗争，是防止“共产阶级”重新分化为少数资产阶级、少数特权阶级和多数无产阶级的斗争，是防止“共产阶级”的阶级共同体如同前苏联一样土崩瓦解的斗争。这项斗争必然贯穿于“共产阶级”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

　　3、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发展方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因此，资产阶级也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一切历史性产物，都有其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但都不是永恒的。中国各类资产阶级的再生与发展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他们同样不是永恒的存在，他们终将与其伴生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一起再次走向消亡。

　　以华为为例：

　　华为的成功，不仅是生产力角度可观察到的科技发展的成功，而且是生产关系角度可观察到的制度演化的成功。只有制度的成功演化，才有科技的凤凰涅槃。

　　在创业初期，华为是典型的私人企业，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存共生的经济共同体。华为所处的通讯领域是技术迭代快、竞争白热化的行业。随着技术进步和全球业务的发展，资本家个人所有制所形成的资金瓶颈无法满足企业高速发展的资金需要，华为开始吸收企业内部员工投资入股，任正非的持股比例逐步下降到10%以下，并呈现继续下降的趋势;同时，员工持股比例超过90%以上，并呈现继续上升趋势。此时，从所有制角度看，华为已经从私有制企业转变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华为内部的无产阶级已经转变为“共产阶级”，同时，任正非也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转化，即从资产阶级转变为“共产阶级”的一员。在华为创立之初，中国程控交换机产业属于外资外企垄断的领域，属于外国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天下。随着华为的崛起，这一领域的外资外企连同他们的阶级队伍(即外国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消失了。华为的胜利是科技创新的胜利，也是制度创新的胜利，是资本主义企业制度向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成功过渡的典范。

　　华为与联想的差别，不仅是生产力角度关于选择“技工贸战略”与选择“贸工技战略”的差别，而且是生产关系角度关于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方向与关于选择资本主义制度方向、买办经济制度方向的差别。华为从资本主义企业起步，走向社会主义集体企业，同时完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向“共产阶级”的阶级转换;联想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起步，通过改制和境外上市，把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改制为遵循境外资本主义经济与法律规则的买办企业，同时把联想创立初期的“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转变并分化为少数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多数无产阶级并存的经济共同体，最终把联想从社会主义性质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买办企业。美国为什么要制裁华为而不制裁联想?这是由两个企业的不同制度和不同使命所决定的。

　　华为现象的启示：

　　启示之(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规律没有变化，从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角度研究生产关系的发展与进步，仍然是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好方法。华为所处的半导体与通讯行业属于技术迭代快、资本密度高的高科技产业，私人资本投入与企业自身利润积累无法满足行业的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需要，为此，华为必须开放股权来募集资金。募集资金有多条途径，华为选择向本企业全体员工筹集资金，而不是公开发行股票(IPO)和上市，即，华为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制度与规则，而不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市场的制度与规则。

　　启示之(2)：实行社会主义企业制度、把毛泽东思想应用于决策与管理的企业，可以在市场经济竞争中战胜国内外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高科技企业集群，突破他们的集体围剿。华为以一己之力成功挑战微软、苹果、思科、甲骨文、台积电、英伟达、特斯拉等境外高科技企业集群，这不仅是科技产品与服务能力的胜利，而且是企业制度与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和毛泽东思想可以成为中国企业腾飞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

　　启示(3)：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以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中自然转化为“共产阶级”，并通过这种阶级身份转化而释放出强大的科技创造力和产品生产力。

　　启示(4)：通过建立以职工持股会为主要股东的“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华为形成了企业内部强大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华为的激励机制不是来自于外部政府组织部门的行政提拔，华为的约束机制也不是依靠类似于国资委的外部考核。内在自我激励、内在自我约束与企业拥有充分自主权和冒险权辩证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自主、自发、自愿地参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敢于投入，敢于冒险，敢于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是华为成功的另一个秘密。华为模式应该成为地方国企和央企改革的样板和方向。各类国有企业必须避免退化为缺乏市场竞争力、弥漫着腐败风气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启示(5)：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竞争加剧，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共同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部分不接受为人民服务思想、唯利是图、拒绝主动自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本主义企业，如恒大等，终将因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作用，即生产过剩和周期性破坏，而走向破产，或者被国家资本所接管。破产是资本主义企业的自然毁灭;国资接管是被动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实践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必然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组成的经济共同体必然过渡到“共产阶级”经济共同体。

　　四、结束语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先进且实用的经济社会分析工具。共产党的阶级基础是“共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共产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而且是资产阶级的未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是被消灭，而是被转化和改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向“共产阶级”的过渡，是一个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步推进的、渐进式的历史过程。“共产阶级”必须建立起本阶级的阶级认同。反对腐败，防止“共产阶级”重新分裂为少数资产阶级、少数特权阶级以及多数无产阶级，防止两极分化，防止形成资产阶级、特权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激化和政治动荡，将是贯穿于整个“共产阶级”存在历史的斗争。这是一场保江山的持久战。

　　“共产阶级”主导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存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未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仅表现为生产力高度发达和生活资料按需分配，而且是“共产阶级”取代了一切其它阶级的一元化社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共产阶级”队伍的壮大而得到不断巩固。政权、军权、币权是共产党执政、施政、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三大法宝”。“共产阶级”的壮大和党的领导是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前提。

　　2024年1月16日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