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人江| 危机之后：重归产业资本主义？
陈人江：危机之后：重归产业资本主义？
——对一种金融资本观的质疑
【作者简介】陈人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本文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期
摘要：在对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所进行的反思中，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危机和经济停滞的原因在于金融资本膨胀和过度掠夺严重阻碍了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需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重振产业资本主义。这一危机替代方案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观，其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经济学者迈克尔·赫德森。本文对赫德森观点的批判试图说明，投机泛滥、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已经成为世界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赫德森不仅暴露出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而且陷入了圣西门主义式的空想。
关键词：金融资本主义；金融危机；产业资本主义
在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1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世界经济依旧在萧条的泥淖中苦苦挣扎，踯躅不前。解决危机的替代方案仍然层出不穷，相关探讨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危机所激起的一片喧嚣声中，许多主流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要用凯恩斯主义的工业刺激方案来复苏经济，这完全不足为奇。但一些“社会主义者”也发出了类似的论调。他们认为，危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表明了金融资本已经过度膨胀，严重阻碍了产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需要反对金融资本主义，反对导致投机泛滥的新自由主义，回到严格管控金融资本的道路上来。这种反“金融恶魔”的论调在当前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曾对美国的金融帝国进行了深刻批评的迈克尔·赫德森①(Michael Hudso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赫德森指出，早期的进步作家包括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使金融资本服从于产业资本的需要，并为未来社会开辟道路，然而他们太乐观了，今天的金融资本已经构成产业资本发展的障碍。他抨击大型全球公司及背后的股东和银行追求的只是租金和利息，而不是实际的产业利润和工业化，②为此他呼吁道:“要从金融工程和租金榨取中挽救产业资本主义。”③但是，产业资本主义还能在发达国家中再现吗?或者说世界经济能重新回到产业资本主义吗?这不仅关涉到如何对2008年金融危机进行恰当的反思，也不仅关涉到如何认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实质，而且也关涉到如何认识资本主义替代的未来，因而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金融资本观进行批判是非常必要的。④
本文将试图说明，把金融资本膨胀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离开，从而主张重归比金融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产业资本主义的观点(以赫德森为例)是如何站不住脚的。投机泛滥、金融膨胀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金融资本主义不仅在一国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同时也已经成为世界体系，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赫德森不仅暴露出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读，而且也忽视了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取得的相关理论成果。本文试图澄清这种误读并介绍相关的理论成果，为进一步探讨资本主义的现状和未来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资本主义与投机、金融掠夺的必然性
赫德森认定今天的金融资本具有高度的掠夺性，故把它看作是过去的高利贷资本的某种复归，并由此推断今天存在某种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故态复萌。⑤这种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高利贷资本、土地、银行资本等生息资本形式与金融投机是古老的现象，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存在，但正如马克思在评论生息资本时所说的，把它与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高利贷资本区分开的，“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⑥，在于它们各自与之相结合并赖以存在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
货币资本的经营本身不会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它的利润来源于其他领域。因而，金融业从最初和最古老的形式开始，就建立在瓜分和掠夺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价值的基础之上。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帝国的战争、商业的利润、国家或君主的贡赋、小农的收入、土地的租赁，都能成为金融资本利润的来源。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现代金融资本的利润来源就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发展和扩大的基础之上。
赫德森通过银行史中的许多例子试图说明，金融资本的产生和存在具有自身内在的独立逻辑，它并不一定要与产业资本相结合，这是对的。但是他没有看到马克思论述的另一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产生，它的发展反过来又日益构成了现代金融资本扩张和统治的基础。不仅是因为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生产领域成为金融资本利润的根本来源，而且，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条件也形成了现代金融资本赖以存在的条件。
金融资本以货币资本所有权或占有权与使用的分离为前提，而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就导致这种分离越来越成为普遍的趋势。⑦首先，生产资本的循环过程不断产生出一定的货币游离和货币需求，资本主义内在的逐利本能又要求将闲置货币转变为能够带来利润和利息的货币资本，这导致了建立在商业信用基础之上的银行制度和资本信用的产生；其次，越来越庞大的社会生产规模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得仅仅依靠单个私人资本来驱动生产几乎成为不可能，必须借助社会性的资本力量来驱动。而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提供了使用社会性资本的渠道例如通过股份制，使不是完全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别人的资本来经营成为普遍的行为。
从马克思到希法亭、列宁，早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肯定了生息资本对于产业资本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也正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自身所孕育的金融投机和食利因素。除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带来了信用自身的扩张外，产业组织和经营方式也造就了新的虚拟资本和投机形式。在股份制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组织形式中，他们发现了导致金融资本膨胀和垄断形成的秘密。
作为投入生产企业的生息资本的股份资本，所取得的不是对企业实际执行生产职能的资本的全部占有权，而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中相应部分的索取权。股票、债券等这些资本所有权证书的市场价值不是由实际的收入决定，而是由预期得到的收入决定，这些虚拟的资本本身就具有投机的性质。马克思认为:“在股份公司中联合起来的不是单个人，而是资本。通过这一套做法，所有者变成了股东，即变成了投机家。”⑧不仅如此，股份制导致了垄断和工业巨头的产生，因为他们只用他们的那一大宗股票，就能支配整个公司和整个社会的财富，而这种代表资本的人数日益减少。
在马克思之后，第二国际杰出的理论家希法亭进一步阐述了股份制与金融资本统治相联系的原理。希法亭指出，在股份公司形式中，产业资本家摆脱了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而资本的所有者——股东——执行单纯的货币资本家的职能。他同借贷资本家一样，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货币资本，通过出卖对利润的要求权(股票)随时把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收回。因此，货币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股份资本)同时也使货币资本变成了虚拟资本，唯此才能为它的所有者保持货币资本形式。股份制的产生要求为产业资本向虚拟资本转化和虚拟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提供可能性，这使投机成为必要的⑨，因为“通过买卖可以实现差额利润，于是便提供了对买卖的不断刺激”⑩。虚拟资本市场的出现，既提供了投机的可能性，又是这种产业组织发展的结果。
总而言之，在资本主义的流通和生产中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的信用制度”，并构筑起了整座错综复杂的现代金融大厦：纵横交错的银行网、以证券交易所为中心的庞大资本市场以及其他货币经营和货币供给机构。借由这些信用制度形成的股份公司和垄断组织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投机化。因而，假如我们对19世纪的铁路投机狂潮、2000年的互联网股市泡沫及今天的房地产泡沫还有历史的连续记忆力的话，那么毫不奇怪，工业投资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的发展、大垄断产业的产生及扩张，以至产业的每一轮更替都能带动投机的高涨和金融泡沫的形成。
自198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循环出现了脱离产业资本的趋势，其根本原因不是像赫德森所理解的，是由于错误的政策和“邪恶”的金融势力所致，而是因为产业资本积累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⑪，这又可以被看作是长期趋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金融化和金融资本统治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第一个阶段。美国金融寡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加剧，1920年代，美国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金融投机活动和资产泡沫，并导致了投资的过剩，最终的结果是1929年大萧条的来临和1933年银行系统的全面崩溃。罗斯福政府不得不对过度膨胀的金融活动进行监管，实行干预主义，并把振兴产业作为经济恢复的重点。但是，挽救资本主义的不是对推动产业复苏收效甚微的罗斯福新政，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刺激了军事开支，拉动了军事工业的发展。被战争破坏的欧洲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以及日本侵略中国对战争物资的消耗，使美国的过剩资本找到了强有力的投资出口。二战后，通过马歇尔援助计划，美国的资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欧洲，以帮助欧洲国内市场的重建和扩大。此外，技术革命的兴起促发了西方各国战后工业生产的高涨。自二战后到1960年代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间的投资和贸易额远远超过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额。战争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破坏多余生产力的极端手段，使资本主义生产条件重新得到平衡，并开始新的积累过程。这一时期，产业积累的顺利进行使金融投机（无论在实际经济过程中还是政策上）得到了有力的抑制。然而1960年代末以来，随着战后经济重建和产业革命的基本完成，产能过剩的问题再次凸显，为推动消费而长期实行的负债经济和宽松货币政策也显示出它的负面作用，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滞胀。在此情况下，放松管制成了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但同时也加剧了资本经营的投机化倾向。投资和利润分配逐渐偏向金融部门，于是大量原先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的过剩资本要么进入了金融领域，从投机活动中获得新的盈利，要么向外部输出，寻找新的投资场所。这开启了发达国家内部金融化和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金融资本、转移制造业的全球化的双向进程，最终从经济结构和政策上完成了所谓的从凯恩斯主义妥协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型。⑫
赫德森不去从实体经济的矛盾中寻找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的根源，而坚持认为危机的爆发在于金融资本过度掠夺所造成的债务负担，这是非常荒谬的。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首先在金融领域爆发出来（尽管不是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必然反映为实体经济的危机），它表现为信用突然停止，从而导致支付链条的断裂。在过去典型的经济危机中，这种断裂通常是企业债务支付链条断裂，而此次由美国蔓延开来的危机的不同就在于，它首先源自房地产市场消费者债务支付链条的断裂——赫德森出于这一点指责金融机构通过房地产抵押和养老金投机等形式掠夺劳动者的收入。但是，表现为金融债务的借贷消费经济危机的背后仍然是实体经济关系的内在矛盾。
这些普通的消费者另一方面也就是劳动者，劳动阶层是支撑起借贷消费经济的主力军。自19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几乎呈普遍下降趋势，以美国为例，美国生产工人的税后实得报酬在1978—1995年间下降了12.5%。⑬实际工资下降和失业意味着消费能力的萎缩。除了刺激原已疲软的投资需求，借贷消费也正是出于在消费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要维持和扩大市场销售、实现资本增殖的必然需要。
资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双重剥削——利用生产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进行第一重剥削——然后利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在消费领域对劳动者进行第二重剥削，是资本主义积累自始至终的基本特征。⑭不同之处在于，在垄断的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更易于加重第二重剥削。但是，这同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来决定的。对此，马克思说得很清楚：“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⑮恰恰是信用的膨胀掩盖了“有限的消费”与“生产的过剩”的矛盾。借贷消费制造了这种“绝对消费能力”的假象，而资产价格泡沫刺激了投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比如住宅价格泡沫带动了钢铁、建材、通讯设备等行业的发展），并将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回顾金融危机爆发近10年以来的世界经济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即便不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同样鲜明地显示了这种发展轨迹。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提供了信用侵入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随后投机借以兴盛的条件，从而使金融资本对社会经济的统治得到加强和巩固。
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竭力动用大批资金去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而对汽车制造业的困境却应对不力，不是因为相对于产业资本，他们更偏爱金融资本，而是因为作为资产阶级总体利益代表的他们意识到，在汽车制造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下，不得不继续依赖金融部门制造的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来弥补总需求（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不足，使现有经济循环维持下去而免于崩溃。在这个意义上，挽救金融部门，就是挽救资本主义。
赫德森批判了金融资本对产业利润的过分掠夺，为产业资本感到愤愤不平，认为应该像古典经济学家所寻求的那样，“把产业资本主义从非生产性耗费中拯救出来”⑯，但却忽视了如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金融资本的膨胀正是产业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⑰希法亭的一段话精彩地总结了投机泛滥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投机是非生产性的，带有赌博的性质，而且在舆论中受到完全正确的评价。但是，所有这一切丝毫也不否认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或至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阶段上的必然性。一般来说，把一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必然性的东西冒充为生产性的，是一种辩护的手法。相反地，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分配方式中，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巨额的支出和耗费(这不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要加以废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是非生产性的。投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必然性，并不证明它的生产性，而只是证明这种社会组织的错误。”⑱
二、作为世界体系存在的金融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主义并不像赫德森所认为的，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可以与产业资本主义并列作为国家政策的不同战略选择，从而通过国家对自由市场的一定管制措施和部分国有化就能实现金融资本主义向产业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化。这种对金融资本主义的认识，从根本上并没有超出凯恩斯主义的视野。无论承认与否，金融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产业资本主义之后的一整个历史阶段。而当列宁在一个世纪前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时，他不仅指的是一国（发达国家）内的金融资本主义，而且还指整个世界体系。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而存在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希法亭、列宁和布哈林所处时代的金融寡头刚刚处于国际扩张和国家联合的初级阶段。今天，金融寡头的国际同盟已逐渐摆脱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的权力和利益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以美国为首的几个中心国家的一小撮金融财团构成了全球财富权力金字塔的塔顶，他们不仅控制着本国的产业和金融部门，而且控制着许多国家的产业和金融部门。他们更为轻而易举地操纵着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单单一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就能制造一场东南亚金融风暴，使这些国家濒于破产。
经过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形成的现有国际分工体系，构成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同时加剧了全球金融投机倾向。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外大规模转移制造业，把发展中国家变为全球产业链的制造业终端平台，既可以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又可以加剧发展中国家中小资本的竞争，压低它们的利润空间，从而提高制造业的利润率。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只保留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它们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对发展中国家购买的新技术收取高额专利费，不仅能从中获取垄断技术租金，还可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以便把后者现有产业所处的“纳贡”地位维持下去。这造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产业空心化和剩余价值的激增，使得资本过剩更为严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发达国家的进一步金融化，全球层面的产业资本主义与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⑲但是，显而易见，这种产业资本主义本身就是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内在结构。即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业资本在全球狂飙突进的另一面也是金融资本更大规模的全球扩张。
除此之外，世界货币体系是构成金融资本全球统治的另一大支柱。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实行美元本位制。美元之所以能为“世界货币”，是以美国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为支撑的，美元霸权反过来又成为美国确立其金融霸权、在全球洗劫他国财富的重要手段，这一点也已被包括赫德森在内的许多反对美“金融帝国”的进步学者所充分揭露。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世界货币”具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必然要成为金融资本掠夺和统治的工具。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货币（黄金）之所以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充当一般等价物，就在于它也是由人类劳动创造的商品。但资产阶级的流通要求节约货币，并创造出货币符号代替货币行使流通和支付职能。银行券尽管是合法的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货币符号，不能脱离黄金的基础。⑳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总量和领域的扩大，同时也由于在体现为G－W－G'形式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资本家对价值积累的追求从而对代表价值量的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多，这些日益导致货币不足。相对于黄金越来越狭小的基础，货币符号不断扩展它的活动领域，其发行也越来越偏离这一基础。金本位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废除，货币符号（或纸币）的取而代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结果。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的这种虚拟性质，决定了美国能够不事生产，用不包含任何实际价值的美元就能换来其他国家生产的代表价值的商品和服务，供其国内消费，整个国家由此腐化和寄生化。美元霸权是美国金融霸权的关键因素。同时，货币符号作为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也产生和助长了对国家纸币的投机，国际金融寡头藉此控制一国的经济。
众所周知，美国的中央银行是由几个大企业集团和私人银行组成的组织，是金融寡头的私有组织。只要不改变这种信用货币所体现的私人所有权，哪怕用一种新的国际信用货币来代替美元，货币符号的发行权还是由一小撮国际金融寡头所垄断，并成为它们统治世界的工具。
因此，在不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民族国家的改良政策面对作为世界体系的金融资本主义，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趋势和改变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民族国家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某种程度上还由这一结构来决定，1970年代末以来凯恩斯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迫不得已但却是必然的转型已经反映了这一点。基于此，赫德森提出的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国有化、对“非劳动所得”进行征税、鼓励生产性投资等措施如果不放在一个向未来社会过渡的意义上看的话，那么只会重蹈凯恩斯主义的覆辙。
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fighi)的世界体系积累周期和霸权周期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解读美国金融膨胀现象的独特视角。在他看来，历史上的霸权周期都由两阶段组成，第一阶段即霸权的扩张阶段，同时也是物质扩张阶段；第二阶段即霸权收缩阶段，由于利润率下降，资本积累的中心转向了金融部门。美国在1970年代的危机宣告了其霸权正式进入衰落阶段，因此，自那一时期以来的金融膨胀具有一系列政治与经济制度上的根本原因。㉑这种近似于历史循环论的观点虽未使我们获得任何关于未来可能性的启示，但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美国霸权对金融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即便如此，金融资本主义是一个特定的超越霸权周期的发展阶段，它不能被理解为偶然、短暂的制度行为，也不能仅被理解为某一个国家的历史阶段，而应被理解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美国当前的金融资本主义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特殊表现，是因为美国霸权周期与资本主义的金融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出现了重合，美国霸权的特点使这一时期的金融资本主义获得了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的具体形式。显然，当赫德森反思和批判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他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与资本主义的个别形式之间的差异，而妄图用后者来抹杀前者。
三、马克思低估金融资本的发展前景了吗？
尽管赫德森承认，“在他那后来成为《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手稿中，马克思通篇都在描述金融资本怎样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获得自己独立的生命”㉒，但他仍然坚称马克思没有预见到金融资本统治的出现，从而对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过于乐观。我认为，赫德森并没有完全把握住马克思的思想。
与赫德森不同，马克思没有把生息资本㉓与生产资本绝对地对立起来。马克思不仅对生息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区分做了详细的阐述，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它们内在的统一基础。马克思在谈到收入及其源泉时说道:“生息资本和提供利润的资本——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资本，而是同一个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提供利润，利润在两种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是处在生产过程之外、作为所有者代表资本自身的资本家……，一种是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资本家。”㉔在马克思看来，生息资本和生产资本都是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建立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之上：通过资本所有权来剥夺生产过程中劳动者所生产的剩余劳动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本的增殖。㉕它们占有和瓜分同一个剩余劳动成果的不同方式形成了它们的本质区别。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在说明了生息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内在统一之后，才来说明生息资本独立化的一系列问题。
生息资本和生产资本都具有拜物教的属性，但拜物教的形式在生息资本这里达到了顶峰。在生息资本中，剩余价值的生产被抽象掉了，资本更为明显和纯粹地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因而，“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㉖。
这种凭借资本所有权来占有他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实现自我增殖的资本属性，在金融资本身上得到了最高的体现。金融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提示的，是利用货币资本的所有权（这是资产阶级所有权的典型）或占有权来支配其他一切资本形式，从而实现对其他一切资本形式所带来的利润和收入的占有，控制对其他一切资本形式所带来的利润和收入的瓜分。事实上，金融资本应该被看作生息资本与产业资本、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大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对立统一。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金融资本可以与产业资本结合，也可以不与产业资本结合，但它的产生与扩张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金融系统从实体经济的上层建筑变为实体经济的主导性力量，关键就在于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垄断基础之上的金融垄断资本的出现。
如果说马克思由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垄断还没成为明显和主导的趋势，因而无法全面和系统地阐明金融资本统治的现象的话（正是这一点遭到了赫德森的批评），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了下列事实。一是马克思区分了产业资本积累与货币资本积累的不同形式。他预见到了随着信用制度的扩大，金融资本家手中的货币财富将大大积累起来，并“攫取了现实积累的很大一部分”。因为全部信用“都被他们当做自己的私有资本来利用”，而他们又“总是以货币的形式或对货币的直接索取权的形式占有资本和收入”。㉗二是马克思在工业组织的发展趋势中发现了金融垄断资本的萌芽，并基于此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做了一定的预测。他明确指出，“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㉘。他认为，股份制的出现使得一小撮人利用少量资本取得了对社会资本的支配权，这是金融寡头产生的必然前提。“它（指股份制——笔者注）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引起国家的干涉。”㉙
赫德森把19世纪的法国动产信用公司（CREDIT MOBILIER）当作圣西门主义者实践金融为工业服务这一口号的例子来赞美，认为他们担负着“排除掉过去的那种高利贷”，“建立新的（信用）制度”的任务，㉚马克思对此却持相反的态度。他写了多篇文章来剖析动产信用公司作为一种新型金融企业的反动本质。他不仅揭露了动产信用公司中存在的与今天相类似的金融骗术，而且昭示了金融寡头迫使产业屈从于其财富积累的未来迹象。
法国动产信用公司声称它设立的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与创立工业企业，但马克思指出，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牟利方式是利用工商业企业来进行投机（它用手中所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做担保，发行自己的股票，然后再用发行股票得来的资金收购其他企业的股票或给它们贷款，那些企业的股票则由其拥有的财产价值作担保。这样一来，同一笔现实财产实际上产生了两倍的虚拟资本），并通过投机活动来控制法国的工商业。“一方面，作为交易所的保护人，这个公司在执行这种社会职能时，常常是先向公众借钱，再贷给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公司和个人，以维持国家股票和公债的价格。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企业，它又经常利用这些证券的行情的波动，利用它们的上涨和下跌来牟利。” ㉛马克思批判道，动产信用公司等类似股份银行的创立者们，“他们的这种新思想，就是把工业封建主义变成证券投机的纳贡者”。㉜
事实上，美国围绕“次贷”进行的金融衍生品投机本质上类似于动产信用公司的资本运作，是一种借钱放贷和现实资本多重虚拟化的过程，只不过更为严重和普遍：最初的实际财产不是生产资本，而是自身不会带来利润的被抵押资产，并且产生了不止两倍的虚拟资本；参与这种欺诈性投机交易过程的金融利益集团主体更为多样化（银行、评级机构、基金公司等），风险也更加社会化。但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变马克思所揭示的基本原理，而只能说明随着产业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使金融投机形成了一个更为庞大、复杂和严密的系统。
综上所述，马克思是在生息资本与生产资本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来把握金融资本的。马克思并没有基于某一种资本的发展，而是基于社会总资本的发展来预测未来。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充分和普遍发展，使得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越来越具有生息资本积累的逻辑，越来越体现出资本的“社会性质”。
生息资本意味着“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一个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一个资本生出”㉝。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也表现为，“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自己的股息”㉞。社会总资本生产过程通过现代信用制度反映出来的是神秘化和颠倒的形式，资本在这里取得了纯粹的自然的形态。
马克思认为信用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造成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㉟因为信用制度把大量社会资本交由个别资本家来支配，产生了股份资本（在这里，信用制度已包含着“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不但发展起了大规模的投机事业（金融资本得以膨胀），而且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不断突破私人所有制的狭隘界限，从而把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并加速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爆发。信用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造成了“旧生产方式各种因素的解体”。然而，赫德森却单方面从金融资本为产业资本积累铺平道路，从而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这一点来理解马克思关于信用的论述，显然是不恰当的。
在马克思之后，一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他关于“金融垄断资本”的思想。其中，希法亭最为详尽地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的种种典型现象，把“金融资本”这一范畴归纳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通过股份制而形成的相互融合。尽管这一归纳有一定的片面之处，但希法亭清楚地表明，金融资本的垄断统治造成了对产业利润、还有作为消费者的劳动阶层收入的剥夺。在垄断条件下经济危机发生了一定的变形。㊱
列宁基本上继承了希法亭为金融资本规定的概念内涵，同时强化了希法亭关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互相参股结成金融垄断资本统一体的论述（区别在于希法亭更明确强调这一统一体中银行资本的主导作用）。当然，列宁也有突破，主要在于两点。一是突出强调了垄断对于金融资本的重要意义。金融资本建立在工业垄断和银行垄断基础上，金融资本的实质在于垄断。二是从时代特征上，把金融资本主义归结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并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这一最高阶段。列宁不断提示，这一最高阶段的资本主义将是高度寄生性和高度腐朽的。㊲
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保罗·巴兰（Paul Baran）吸取了列宁的“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思想，进一步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过度积累，由此造成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不断增加的巨大经济剩余与无法提供吸收和利用这些剩余的出路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垄断资本不得不限制投入生产领域的资本，造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陷入生产相对停滞的长期趋势中。
二战结束以来，对金融资本膨胀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进行过最为深刻探讨的人是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他们把1980年代以来的金融膨胀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在传统的奢侈消费、军事开支和销售费用的吸收作用有限以后）消化经济剩余的一种有力方式。他们注意到了今天的金融膨胀远离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认为对金融扩张是否有利于产业资本的问题不能做道德的判断，金融扩张是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事实上，金融资本膨胀促进了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成为抵御生产停滞的力量。债务还成为发达国家凭借金融资本榨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的重要手段。㊳
作为《每月评论》派理论领袖斯威齐和马格多夫继承人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进一步深化和补充了前者的理论，同时明确地阐述了“金融垄断资本”的思想。他指出，资本积累不光是生产资本的积累，同时还是金融资本（货币资本）的积累。生产与金融的矛盾以及二重性的积累结构导致了“投机的上升”和“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垄断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趋势，使金融成为过剩资本投资的主要领域。1980年代以来，“金融上层建筑逐渐崛起并获得了自己的生命”㊴，金融资本的积累由此脱离了生产资本周期，成为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垄断资本发展为金融垄断资本，垄断资本主义也相应地发展到一个“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总结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金融资本”的思想的演进脉络，可以看出，从高利贷资本到银行资本，再到金融资本，再到金融垄断资本，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初生到晚期日益反动、腐朽、垂死的发展历程。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是否精确地预见到了今天的金融资本主义统治阶段，而在于用产业资本主义去反对它自身的产物——金融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否可能成功。
马克思绝不是赫德森所说的那些“认识到有必要去完成工业资本主义正在努力完成的革命——将社会从地租、垄断租金和利息中解放出来”㊵的圣西门主义者。如前所述，他不仅不会设想一个所谓消除了寄生性和掠夺性的产业资本主义，并且激烈地反对这种论调。他批评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时，说他们只是为了捍卫新生的产业资本而反对高利贷的掠夺，而今天的圣西门主义式的社会主义者赫德森却是为了挽救已经过度成熟的产业资本来反对金融资本的掠夺！
赫德森正确地揭露了19世纪末以来金融日益膨胀、金融资本统治下的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掠夺性日益增强的发展趋势。但是，这与他由此得出的结论相反，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不是要反对这种洗劫，以重振产业资本主义，而是要更加意识到终结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注释：
①迈克尔·赫德森系美国知名左翼经济学家、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代表作有《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全球分裂》、《贸易、发展和外债》等。其中，《超级帝国主义——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具有较大的影响，现已翻译成中文。
②Michael Hudson，Globalized Economy and Recapture of Rent，Unpublished Paper.
③Michael Hudson，Saving Industrial Capitalism from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ent Extraction，Unpublished Paper.
④小资产阶级金融观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是韩毓海。他错误理解马克思的观点，提出马克思从来没有反对过“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而只是反对作为虚拟资本的资本，因而资本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不过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参见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81页。
⑤Michael Hudson，Globalized Economy and Recapture of Rent，Unpublished Paper.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9页。
⑦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以劳动者与生产条件的分离为前提，通过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来实现，而且最终导致资本所有权与资本职能的分离成为普遍趋势。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4页。
⑨股份资本的融资形式，不管有没有银行参与，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当然，希法亭的分析强调的是银行资本的主导作用，并由此阐发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结合后的垄断结构。
⑩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47页。
⑪资本积累的两个核心条件是价值的增殖和价值的实现。克里斯·哈曼、弗朗索瓦·沙奈、路易斯·吉尔等人从价值增殖角度出发，认为作为衡量价值增殖的标准的利润率下降是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但1980年代以来利润率是否呈下降趋势，这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以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为首的《每月评论》派则侧重于后一个条件，强调消费不足的影响。
⑫经验研究表明，导致利润向金融部门转移从而也与新自由主义的性质特征有关的一些因素，在1960年代就已发生作用。参见埃尔多干·巴基尔、艾尔·坎贝尔:《新自由主义、利润率和积累率》，陈人江、许建康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2期。
⑬刘英:《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工人实际工资的变动趋势》，载《当代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
⑭不仅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还提到，金融资本主义还扩大到对中小生产者的剥夺。
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8页。
⑯Michael Hudson，Saving Industrial Capitalism from Financial Engineering and Rent Extraction，Unpublished Paper.
⑰马克思写道:“生息资本的形成，它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产业资本本身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2页。
⑱希法亭:《金融资本》，第146页。
⑲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化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已出现。例如中国，由于制造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已逐渐成为投资的主要领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这种趋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益明显。
⑳需要注意的是，银行券的流通规律与由国家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或寡头纸币的流通规律是不相同的。
㉑参见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姚乃强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㉒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曹浩瀚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㉓必须提醒的是，马克思从来没有使用过“金融资本”这一说法，尽管他在谈论相应的阶级范畴时用过“金融贵族”一词。他是通过“借贷资本”、“生息资本”、银行资本、“虚拟资本”等一系列概念从不同的侧面来不断揭示金融资本的属性的。
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24页。
㉕马克思认为，依附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高利贷资本是“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页。
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8页。马克思还说道:“就资本作为生息资本的属性来说，一切能生产出来的财富都属于资本所有，而资本迄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都属于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页。
㉗同上书，第541页。
㉘同上书，第124页。
㉙同上书，第497页。
㉚迈克尔·赫德森:《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下)，曹浩翰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0期，第40页。
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页。
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5页。
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
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页。
㉟同上书，第500页。
㊱参见希法亨:《金融资本》。
㊲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688页。
㊳参见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㊴约翰·B．福斯特:《垄断资本的新发展:垄断金融资本》，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
㊵迈克尔·赫德森:《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上)，曹浩瀚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9期，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