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建即准国家机器——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互联网开发
互联网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战场,通过无视版权、利用黑客行动和加密货币,左翼可以积累资源,建立自己的“数字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打破资本主义的控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支持。
研究主题
1.数字基建与准国家机器
主题说明:探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及其准国家机器的地位。
国家的行为能力越来越依赖于对信息流动的掌控与管理,而这也为非国家行为体崛起提供了条件。而掌握信息不仅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更是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合法性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这意味着,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是非国家行为体抵抗国家权力的工具,还是非国家行为体崛起的重要途径。
2.文革与政治信息化
主题说明:文革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更好地发动群众监督,以改变信息流向的斗争。
数字基建是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文革的实质是限制精英之间的信息交流,勾兑,再生产。放大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组织化。具体举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指出共产主义者理应拥有比黑产组织更大的行为能力。即使在不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也可以作为一种数字基建被建设出来成为准国家机器。
3.技术封建主义与无产阶级斗争
主题说明:监视与反监视的的斗争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及其可能的颠覆性变化。
无政府主义试图个体化解决监视问题的策略无法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信息安全主义者虽然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监视问题,但其根本上是孤立自己,脱离了群众。共产主义者应该追求群众监督。强调无产阶级的可追溯性、跨时间和跨区域的政治威慑。
4.资本主义的再分配机制与左翼的应对策略
主题说明:探讨资本主义的最脆弱一环及左翼如何实现控产到脱产。
本章我们主要回答要夺取哪里的生产资料的问题。版权集团是全球资产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对它的打击可以为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活动提供资源。
5.共产主义者的现代化挑战
主题说明:当代共产主义者在面对信息时代和技术变革时的困境。
当前左翼组织的内部斗争和缺乏合作,源于大量依赖过时的理论和策略,未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这使得共产主义思想难以吸引新一代知识分子。
我们认为,当代这一百多年来,人类的政治制度改革陷于停滞没有跟得上信息革命的发展。而当代政治制度还没有进行信息化这一落后于信息时代的制度安排这一权力真空是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
数字基建即准国家机器
研究主题
为什么数字基建是准国家机器
1.1 数字基建作为政治利益的载体
1.2 数字基建作为准国家机器的成长性
第二部分:文革与政治信息化
2.1 文革遗产:信息公开与政治监督
2.2 文革在21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三部分:抵抗技术封建主义的方案 无政府主义方案vs共产主义方案
3.1 监视与反监视:无政府主义的数字孤岛战略为什么不可行
第四部分:资本主义的最薄弱处与左翼的公有化战略
4.1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割据可能丨盗版与互联网阵地战丨资源获取的革命性策略
4.2 创建无产阶级的“数字解放区”
我们认为,今天全世界的政治权力依旧掌握在少数资产阶级政治精英手中,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使当代政治制度信息化,这是他们最脆弱的地方也是其绝对陌生的领域。各国所实行的政治制度都是精英代议制,从100多年前通过政治精英进行辩论的密室政治到现在在一个讲堂中进行辩论的脱口秀,本质上这一政治制度的内部信息流动速度和对外反馈能力在这100多年的变化不大。甚至我们可以直接从他们的产出上得出这一判断各国宪法和政治机构基本上抄的欧美,拿去知网查重都无法通过。而信息技术工程在这100年来飞速迭代,人类在进行互联网开发这种工业活动运作时,他们对意见的收集(信息收集) ,收集用户反馈(处理信息),迭代、互相协作的速度(决策执行),是远远超出当代政治制度的改进的。然而,政治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并没有本质区别,双方就是在天然地在争夺社会权力。事实上,政治权力(civil service),的确在向资产阶级经济精英手中转移(private service),而无产阶级则在做历史的旁观者。
我们判断,在民粹崛起的今天,将会有两股有生命力的政治势力会去抢占这片权力真空来冲击资产阶级建制派/自由派极左和极右, 而这两股政治势力在一百年前的名字叫做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我们主张,左翼应为社会剧烈的制度变革提前进行设想,提前进入这一战场进行布局,这对二十一世纪的历史归属,至关重要。
为什么数字基建是准国家机器
1.1数字基建作为政治利益的载体
数字基建,亦称“信息基础设施”,不仅包括互联网、云计算和应用服务,还涵盖为这些系统提供支持的物理网络和设备。此外,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是资产阶级用于争夺商业利益的竞技场,还是国家机器用来控制舆论和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关键工具。
数字基础设施有两个主要特点:第一,它深受权力的控制;第二,它主要掌握在非国家行为体手中。
非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是与国家行为体相对的概念。它是指国家以外能够独立参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实体。
21世纪,非国家行为体日益介入国家间竞争,不断扩大对自身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诉求。以国际资本巨头、各类小微科技企业、新兴技术平台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直接地介入重大国际政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例如,脸书封禁特朗普。马斯克向乌克兰捐赠了数千台“星链”为乌克兰军队提供精确引导。美国人工智能公司Clearview利用大数据为乌克兰提供战场人脸识别服务。
非国家行为体行为能力的扩张已经和国家主权产生了冲突。民族国家在努力地从意识形态、政策层面、基础设施层面对其进行限制和抵制,进而试图控制非国家行为体软权力到硬权力的变现。
例如,巴西与X平台之间的冲突以及杜罗夫在法国被捕都表明,哪怕是在西方,社交媒体公司都越来越有可能像传统媒体一样受到监管和控制。
以上提到的数字基建多为商业利益所驱动。然而,还存在一些为政治利益建立的数字基建。典型的例子包括维基解密、ZLibrary和Sci-Hub,它们不仅推动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有力冲击 了当代资产阶级制度的合法性。
维基解密:揭示权力滥用与腐败维基解密自成立以来,便以揭露政府、军队及跨国企业的腐败行为和不法内幕为核心任务。通过将机密信息公开化,维基解密代表了一种全球政治动员的形式,反映了一个世界范围内对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呼声。
ZLibrary与Sci-Hub:知识解放与信息民主化与此同时,ZLibrary和Sci-Hub则致力于推动知识的解放与信息民主化。ZLibrary,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书共享平台之一,打破了知识垄断,特别是在学术出版领域。Sci-Hub通过向全球用户免费提供学术文献,挑战了学术期刊的收费壁垒。两者的政治诉求非常明确: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下的知识垄断与不公平的知识获取机制,主张知识应为全人类共享。
通过数字基建,非国家行为体具备了对抗甚至超越传统国家机器的潜力。能够掌握、处理并传播有价值信息的组织和平台,往往能够在国际政治与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部分互联网平台、数据中心等已经具备了类似国家机器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这使得掌握数字基建的群体,能够执行传统国家机器的部分职能,甚至在特定领域拥有超越政府的控制力和号召力。
1.2数字基建作为准国家机器的成长性
与基层建立稳定可靠的信息交互,是国家最重要的行为能力。而数字基建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这样的能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即权力的命题变得日益重要。在数字化时代,维基解密、ZLibrary和Sci-Hub等平台不仅推动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还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新的斗争路线。
向不特定人群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是(准)国家机器。
向不特定人群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不是非政府组织,是准政府组织。
数字基建的韧性与其跨国属性密不可分。跨国架构使其能够有效规避单一国家司法管辖的打击,这使得它们能够在面对各种形式的打压仍然保持顽强的生命力。ZLibrary在FBI的打压下顽强生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ZLibrary所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不局限于某一国家的网络或服务器系统,而是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区和平台上。尽管创始人被捕、域名被封锁,ZLibrary依旧在全球范围内顽强存在,继续为用户提供免费书籍。这一现象的背后,主要得益于数字基建的跨国属性和0复制成本。正是这种跨国和分布式的特性,赋予了ZLibrary在全球知识共享斗争中的战略优势。
Zlibrary正在不断地积累政治支持。如果一个组织能够提供稳定、持续的公共服务,它就有可能被视为准政府组织。数字基础设施不仅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了对抗传统国家机器的可能性,还使其收获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公众对Zlibrary等平台被打压展现的同情,完全是压倒性的。而持续地收获群众的支持,意味着在未来的某一天,它有可能获得合法地位。而这,就意味着Zlibrary拥有着准国家机器的属性。
准国家机器的概念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的是那些尚未完全成为国家权力系统一部分,但已经具备影响力的组织和机构。我们在这里,将不断收获群众支持,有着政治议程的数字基建定义为准国家机器。因为它们在不断地提供公共服务,而不断地收获群众基础,量变引起质变,这意味着它完全能够成长为拥有暴力背书的数字基建。
非国家行为体在暴力的背书下成为国家,而准国家机器在暴力的背书下则成为国家机器。维基解密,ZLibrary和Sci-Hub这些平台揭示了数字基建在政治斗争中的核心作用,并展示了非国家行为体通过数字基建获取权力、挑战国家主权甚至成为国家主权的潜力。未来,数字基建完全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关键武器,为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提供新的可能。
第二部分:文革与政治信息化
2.1文革遗产:信息公开与政治监督
文革的进步意义至今仍然具有深远影响,其思想遗产被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作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一场革命运动,文革的重要特点在于通过群众参与和公开监督来重塑权力结构,建立无产阶级对党内精英的监督机制。虽然文革时期没有现代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但其背后的思想逻辑与今天的数字基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当时的群众批判会、大字报等形式,利用了信息公开和集体行动的力量,是早期的信息化监督实践。
毛泽东同志曾试图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治恐怖来反制尚未完全发育的“资产阶级”。文革,在限制,降低官僚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强度和密度,他们的社会网络的紧密程度,利益交换程度。这是现代所有政体都在尝试克服的东西。不给人民群众把官僚围起来,贴大字报,指着鼻子骂的权利,根本没办法对抗官僚中慢慢产生的攻守同盟,潜规则。而这,无产阶级应当享有批评官僚的自由,就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恐怖。
这种理论起源于捷尔任斯基的“以革命的恐怖回击反革命的恐怖”,并经托洛茨基和葛兰西扩展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无论是MeToo运动、LGBTQ运动,还是黑命贵(BLM)运动,它们都利用了“革命的政治恐怖”作为工具,要求特定言论和行为不得被挑战,从而形成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无产阶级应当享有批评和反抗官僚的自由 / 女性应当拥有表达“小作文”的自由 / 某些群体是不能批评的。
在日常生活中,政治恐怖现象依然存在。普通群众和律师在批评或监督执法者时往往遇到重重阻力,甚至面对低级别执法人员如辅警时也寸步难行。即使是律师,在投诉过程中也常常屡屡受挫,只有通过互联网,才能跨时空调动群众和小资力量进行监督,迫使监察机构介入。这种合法伤害权的存在暴露了基层执法者的权力滥用。对普通百姓来说,结论很简单:绝对不能得罪警察。这种现象就叫做政治恐怖。
文革1.0的复现,带入当代新闻事件
在Web1.0,人们主要是各大门户网站的被动的阅读者。正如文革。
假设继续革命仍在进行,将“实习律师赵孔亮因要求查验警察证件被协警铐走”事件放到文革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处理的结果将远不止是免职脱掉警服这样简单的惩罚。在文革1.0中,处理不仅是对个人的清算,而是中央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整顿行动。执法人员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将面临广泛的批斗、群众大会,甚至更深入的调查。
在文革1.0的模式下,赵孔亮的事件将引发中央介入,组建专案组,全国范围内的警察和辅警都可能被牵出接受群众的批斗和监督。这不仅限于当事协警个人的行为,而是要审查整个执法系统中是否存在更深层的腐败问题,例如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欺压摊贩等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执法人员面对群众时将不得不更加谨慎,不敢轻易滥用职权。
政治信息化与继续革命2.0:数字化的群众监督
Web2.0强调内容之间的互动性,用户不再只是内容接收方,也是内容的创造者。
进入21世纪,技术的进步为左翼组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更高效的群众监督。在继续革命2.0的框架下,诉苦大会和专案组等传统模式将被数字化的监督机制取代。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监督记录仪”等数字工具,实时记录并传送公职人员的行为数据,例如警察执法、公务员的公车私用等。这些数据将直接上传到中央机关,如党中央、国务院和最高法,从而形成无所遁形的监督网络。
这种监督模式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国家机器,而是通过信息的流动和公众的参与,建立起新的权力制衡机制。每个公民都成为“审计员”,通过数字平台来监督权力的运行。人人配备数字监督仪这种模式赋予了普通民众对国家官僚体系进行监督的权力,从而打破了以往的权力垄断。通过这种技术手段,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行为将更难隐藏,群众的监督力量将被放大,能够以更高效的方式施加压力。数字基建的广泛应用使得这种监督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通过互联网和数据传输,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得以实现。
尽管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群众已经在使用网络举报等方式介入阶级斗争。权力通常倾向于维持现状,抵制变革。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等待既不能带来改变,也无法推动进步。改革的本质是斗争,而斗争需要通过具体行动来制造现实,我们不能指望统治阶级主动拥抱继续革命,我们的任务,是为21世纪的继续革命制造条件。
2.2继续革命在21世纪究竟意味着什么
支持继续革命在21世纪意味着什么?核心在于群众监督的实践,这与20世纪继续革命试图实现的目标一致,即限制精英之间的信息垄断与再生产,放大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组织化。21世纪的先锋队任务便是探索这一群众监督机制的现代化路径。
继续革命与群众监督的现代化:
在21世纪,继续革命的理念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得以实现。先锋队的任务是让大众看到有希望通过数字基建建设起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这不仅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还可以统战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这些数字基建,实际上是对信息流动与权力运作的重新分配,限制精英之间的私下交易,强化群众的信息交流与组织力量。
数字基建:新时代的革命任务
真正具有革命先进性的力量应该着眼于利用数字基建发动群众,以此来实现对精英之间信息交流的限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
以官员财产公示为例,即使在不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官员财产公示也可以作为一种数字基建被建设出来成为准国家机器。下面是可行性讨论:
广泛支持:绝大多数人支持官员财产公示,只有极少数官僚反对。
巨大的政治利益:这个项目带来的政治利益显而易见。
可行性:资源需求极少,现有技术完全支持。比如,开盒技术已经在黑产中被广泛使用,共产主义者理应有能力超越黑产,动员更广泛的力量。
为什么这个项目没有人去实现?
对于自由派而言,他们有合适的资源,人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组织性: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互联网开发。他们也缺乏独立性,这样的项目一旦被他们实现,那他们的背后,一定有欧美情报机关的影子。
马列毛主义者的局限。相反,马列毛主义者尽管具备革命意识,但由于人员素质不足,缺乏行为能力,难以承担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任务。
假设与挑战:
有两个关键假设:
即便只具备一共万分之一的力量,这样的数字基建也能建成。
如果我们能实现这样的政治任务,我们将凝聚远超一共万分之一的力量。
技术不是问题,行为能力才是关键。这不是什么技术主义,也不是什么加速主义远视主义。我们不需要等待什么尖端技术,今天的生产力已经足以支持数字基建的建设。很多人认为,这种数字基建的建设是革命成功后的任务,但这是本末倒置。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现在具备建设群众监督基建的能力,人民凭什么给你机会?
问题在于,马列毛主义者缺乏行为能力,哪怕是黑产这样不入流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能力我们都比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上层建筑的需求,现在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现有的技术完全足以支撑群众监督的数字基建。
21世纪的继续革命实践并不依赖未来的技术突破,而是基于当下已有的生产力和信息技术。真正的革命任务是证明这一能力,而非等待革命成功后再行动。
通过对文化大革命与现代政治信息化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公开和群众监督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性。数字基建为现代革命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战场,左翼组织需要通过掌握信息技术和数据控制权来推动政治信息化的革命进程。未来的无产阶级斗争将越来越依赖于数字技术,政治信息化将成为21世纪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策略。
第三部分:抵抗技术封建主义的方案无政府主义方案vs共产主义方案
3.1监视与反监视:无政府主义的数字孤岛战略为什么不可行
Iyouport (IYP) 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聚焦于全球性监控、隐私、反审查和信息自由等主题,提供深入的新闻报道、分析以及有关网络安全和数字抗争的资源。平台特别关注全球范围内政府和大企业的监控行为及其对公民自由的影响,目标是帮助个人和组织抵御数字审查和数据控制。
技术资本主义崛起。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全面监控社会,强化了对无产阶级的压迫。资产阶级利用数字监视,不仅深刻影响无产阶级的生活和工作,还对政治活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反对资本主义监视的无政府主义者提出了“数字孤岛战略”,主张通过个体的加密技术和隐私保护手段,来躲避资产阶级的监视和控制。他们总结的无产阶级的反监视策略可以分为两种,通过信息加密与匿名技术来保护隐私,如使用加密通信工具和VPN;通过黑客攻击或信息公开实现对等监督,揭露统治阶层的秘密,类似于维基解密。
我们批判Iyouport等平台提出的“数字孤岛战略”,这种源于20世纪末黑客文化和自由软件运动的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抵抗,但其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其无法有效对抗资本主义的数字监视体系。
消极的抵抗策略不能带来根本的改变。这种试图个体化解决监视问题的策略无法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无政府主义观点虽然试图解决资本主义的监视问题,但其根本上是孤立自己于信息社会之外,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武装每个人,要求他们掌握加密通讯技术来对抗资本主义监视,这是一种失败的幻想。
与“数字孤岛战略”相对的是“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无产阶级斗争的核心,不应是通过技术孤立自己,而应是借助技术手段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力量,打破资产阶级对信息和数据的垄断。共产主义者不逃避监视,而是通过技术手段反转监控,将监督作为反击资产阶级监视的武器。重点不是个体隐私保护,而是通过大规模群众监督,建设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利益的数字基础设施。
我们与他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强调公开和群众路线。只有服务于人民群众的直接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数字基建,才能有效对抗资产阶级。行动主义无法替代根据地建设,而无产阶级的互联网开发,正是今天的共产党人需要开展的核心任务。通过建设如盗版平台、字幕组等服务群众的数字基建,共产主义者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根据地,与资本主义展开有效斗争。
历史证明,数字孤岛战略注定只能服务于小资产阶级的自保,而真正的斗争必须扎根于人民,建立能够服务人民直接利益的数字基础设施。
第四部分:资本主义的最薄弱处与左翼的公有化战略
4.1资本主义全球化下的割据可能丨盗版与互联网阵地战丨资源获取的革命性策略
左翼必须超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找到新的方式来积累资源,以支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盗版和互联网阵地战正是这种资源获取的革命性策略。
本章我们主要回答要夺取哪里的生产资料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最薄弱一环:跨国版权集团。在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中,跨国版权集团代表了一个相对脆弱且极具战略意义的环节。通过技术手段和数字平台的力量,打破版权垄断,不仅能够促进知识的自由流动,还能削弱资本主义对全球文化和信息的控制。左翼力量可以通过此战场积累资源和力量,逐步对资本主义发起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挑战。
天下苦秦已久,版权垄断没有群众基础
跨国版权集团迫使大众支付高昂的费用来使用文化和知识产品,例如影视作品、音乐、书籍和学术研究。这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和信息不平等,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群体中,很多人因此无法获得必要的学习资源和文化产品。
战略意义:左翼力量的突破口
然而,这种体系的薄弱点在于信息传播的零成本。一旦人们通过技术手段突破这一垄断时,跨国版权集团的利益就会迅速受到威胁。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挑战这种垄断创造了条件,盗版、开放获取运动、开源软件等反版权行动正在削弱这些集团的控制力。
跨国版权集团虽然试图通过法律手段遏制这些平台的存在,例如诉讼、封禁服务器等,但数字技术的去中心化和跨国属性使得这些平台具备强大的生存能力。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信息一旦被发布,便难以彻底删除和控制。这使得版权集团的打击行动往往无力,甚至适得其反,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版权垄断的不满,并推动了知识自由化的运动。
盗版的收入潜力:超高利润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缝隙
盗版的主要优势之一是其运营成本极低。无论是盗版软件、电影、书籍,还是学术资源,其分发和复制几乎不产生任何额外的边际成本。
以zlibrary为例,其一个月的收入将近一百万人民币。
4.2创建无产阶级的“数字解放区”
除了通过盗版获取资源,左翼还需要利用互联网进行阵地战,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来推动革命进程。左翼必须认识到数字基建在现代斗争中的关键作用,而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政治策略。数字基建的跨国属性可以让各国的无产阶级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联合起来,共同开发数字基础设施,并在网络空间形成新的政治力量。
要推进数字基建,实际的投入并不复杂。实物上的支出主要是服务器和训练用的显卡,但真正需要的是一群运营人员——不一定精通编程,而是认识到数字基建对无产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愿意为此投入精力。这些人将负责不断扩展公共服务的边界,有意识地将这些数字基础设施视作“准国家机器”进行迭代开发。
我们追求的实践不仅仅是提供某些个人信息公开项目的自由派式解决方案,而是呼吁全面动员,要求各国共产党构建现代监督系统(文革)和生产统筹系统(如“无产阶级版钉钉”)作为未来的两大核心国家机器。这个路线的关键在于,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开始,逐步扩展其功能和公共性,最终替代传统的国家机器,走向革命之路。
这种策略还需要国际共产主义力量重新崛起,将每一场局部的胜利放大。例如,某一激进派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后,应该立即宣布该地为“海盗庇护城市”,提供版权豁免。这种解放区的设立不会像ISIS那样直接挑战民族国家的统治,而是通过为无产阶级提供实质性的公共服务来取得合法性,从而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近代马克思主义者们曾预言跨国资本将取代国家的威胁,但他们未意识到其中蕴含的无产阶级革命机会。私有服务取代国家机器的过程,实际上为共产主义者提供了改造生产关系、推动社会进步的窗口。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的效率往往会超过国家机器,打破资产阶级维护的旧秩序。换言之,跨国资本取代民族国家是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实现的。它是资本市场配置的效率逐渐打破暴力维护的资产阶级落后的国家机器实现的。无产阶级提供的公共服务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互联网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一个新的战场,通过无视版权、利用黑客行动和加密货币,左翼可以积累资源,建立自己的“数字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将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地,打破资本主义的控制,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提供必要的经济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