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义:说说“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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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是一句从万恶的旧社会传下来的老话,在我们中原流传甚广,特别是老年人都懂这个话里的含义。为什么?因为万恶的旧社会,还有一句话流传,叫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没钱,打什么官司?告什么状?所以屈死也不要告状。在北宋年代,朝廷中出了个铁面无私的包公包文正,被民间当作神一样的世代传说,他那三口大铜铡,百姓一看就觉得过瘾。它既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平民百姓对官场清明的一种向往。这个故事再加上百姓世代演绎,成为神话一样让老百姓表达对司法公正的向往和期盼。

  “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这句流传千年的话,今天说饿死不讨米,恐怕很难做得到了。因为老话里还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可在平民百姓眼里,还是活着是第一位的。

  所以,我家乡兰考,在最为困难的那个六十年代,除了县城吃商品粮那些城里户,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要过饭。为了活着,要饭不丢人那。现在兰考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你去问问,大部分都要过饭,没几个没有要过饭的人。今天不一样了,彻底解决温饱问题,吃饭不再是问题。

  但是,这后半句话“屈死不告状”,却依然是问题。这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些年却成了问题,这样一句千年古训,却忽然又在乡村城市又开始流传,死灰复燃,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对各级公检法来说,这的的确确是一种无情嘲讽。老百姓怕告状打官司,或者打不起官司,已经成为百姓心照不宣人人都懂的心里话。

  我讲两个故事。

  第一个,我第一次听到“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这句话,还是从我的老家一个邻居那儿听到的。这老邻居在我们家乡是著名的乡间老师,属于秀才先生,教语文那是一把好手。全县老师听过他示范课。因为那时他家住在盐碱地,寸草不生,而一里外的黄河古堤,就是淤泥黄沙地,当时群众都想迁居大堤上,因为那是没用的废堤。可就是没带头的。我这位邻居老师觉得这是不属于开荒的沙岗,用来居住正合适,就找到县乡有关部门通融一下,批准同意了,于是他用毕生积蓄盖了三间瓦屋。原来的房子已经拆掉了。这样一带头不打紧,村子人都开始往大堤上涌动盖房搬家。没想到一天夜里,来了一伙黑衣人,不问三七二十一,稀里哗啦把这位带头的邻居老师的房子推平了。人家是经过县乡部门批准的,怎么说拆就拆呢?这位最优秀的教师,从坐在废墟上嚎啕大哭以后,便就开始了告状生涯。

  状子告了几年,不仅不见结果,反而把这位邻人还被列为”上访钉子户“,戴上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帽子,乡镇几个人专门盯着他的行踪。弄得自己房子没了,还被列为被防范的上访重点户,工作又受到严重威胁和干扰,被警告如果再上访,就被取消教师资格。这邻居老师觉得太冤,这明显是欺人太甚嘛。于是怎么也想不通,闷在心里不吃不喝,终于积郁成疾,最后撒手人寰。学校老师和三五村的乡亲还给他开了极其感人的追悼会,上千人号啕大哭,很多年没见过这么感人的追悼会。哭有何用呢?人已经没了。

  记得他临终前,我去看他,他断断续续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让我一辈子不忘的话。他说:“兄弟,啥也不怪啊,都怪我没听老祖宗的话,饿死不讨米,屈死不告状。现在我米也讨了,一辈子在湖北讨饭三年,如今好不容易有饭吃了,却告状告个倾家荡产。哎,死了也好,再也不用去衙门求人了。”

  如今,在那座黄河大堤上,已经满满住了万户人家,每当看到这幸福中辛苦劳作的乡亲们,不知怎么,我总是禁不住首先想到为了住房而最终被冤死的邻居老师。这老师叫徐秀成,一辈子不能忘,小时候一个床铺和他睡过觉,听他讲过很多故事。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河南平顶山,我熟悉的一位老兵自愿辞去公安局工作,甘愿回家乡搞绿化。为何这样?因为在战场上打炮落了个耳聋,不适应公安一线,他便回家乡承包县里一项绿化工程。结果连自己积蓄带转借凑了启动资金,承包了一项某市的大型绿化工程,工程也被评为市里优质工程,但是县里就是赖账不给。这样一个上千万的资金被县里赖账的企业,根本就谈不上发展了。无可奈何,这老同志又不愿给当过兵的军人身份增添什么负面的东西,毕竟是个党员嘛,还在战场立过一等功,怎么也不能让群众看笑话啊。没想到这一等二等,一下子就等了三四年。期间他亲自找了市县领导,都是打哈哈,甚至玩弄耍花腔。眼下,这老兵就开始准备上访。于是几个要好的朋友过来劝他,说老话讲“屈死不告状”,况且你告状还要投资,进哪个门不得花钱啊,弄得不好,钱花了,账也没有要来,再等等吧!这风气总不能永远这样吧,风气好了也许县里会觉得有愧于你这个功臣。于是这个已经一贫如洗的老同志忍气吞声又开始了没有结局的等待、等待......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问题,可能数也数不清,多得很。要不,“屈死不告状”这句旧时候流行的老话,怎么今天又开始流行起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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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在包公府的包公塑像前发生过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妇女趴在塑像前嚎啕大哭。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妇女一定是遇到了大冤案,肯定心有冤屈,或许多年告状无门。不然的话,即使是一个演员,你让他到包公面前大哭半个时辰试试,恐怕再好的演技也哭不出来。这个事情政府相关部门如果主动作为,找这位妇女做些调查,安慰了解一下,肯定有好效果。开封或许根本没有这么做。当时网传开封包公府悄悄把那个包公像暂时挪走了,但后来也有说景区辟谣了,包公像没有被移走。

  问题怎么办呢?听说那几天哭包公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人越聚越多,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简直嚎声一片,哭者也不全是河南的,还有很多外地人去哭的。河北来了,山东来了,还有南方的也来了。有谣言说,这都是神经病,这简直胡说八道。这个事看来靠挪走包公像绝非上策,而是应该主动作为,有关的各级政府开个联席会,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躲避矛盾,不能用那些雕虫小技解决群众关切的大问题。

  老话屈死不告状,不是无状可告,而是告不起状,或者找不到真正考虑老百姓民生的像包公那样的政府官员。如此这般,你说我们公检法以及有关部门的各级官员,是不是应该从老百姓“屈死不告状”的无奈中思考或者反思一下自己的工作呢?是不是应该彻查需要告状人向你们的人送礼行贿才接纳状子呢?你们能不能站在老百姓角度学习一下包公的工作作风呢?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在过去的那场大运动中,曾经有一句口号,叫“砸烂公检法”。作为群众的过激运动,这是历史了,有很多教训。但为什么运动一开始就瞄向了公检法?这里边确实有教训,但也有太多太多的真实原因被掩盖了。真值得我们研究历史的同志们认认真真地研究一下,因为年代并不遥远。

 【文/陈先义,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红歌会网专栏学者。原载昆仑策网,授权红歌会网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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