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关于平等的基本理论

　　【编者按】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关注平等性问题是重要的，但是不能脱离阶级来看待平等。脱离经济的平等话语可能把好事办成坏事。一个社会关注平等问题，应该首先关注这个社会是否出现了收入分配的分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拿钱过多的有的就是来自于直接的剥削，有的看似来自于巧取豪夺（如受贿、圈钱或利用某种商业模式），其实也可以归为剥削。我们国家可以允许人们之间有一定的收入差异，但过大的收入差异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和精神相违背的。收入的产生只能来自于经济过程。因此，每一个经济活动都与剥削阶级是否形成有关，也就与阶级斗争有关。一个经济活动如果产生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就是在养成资产阶级分子。少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可能是有益的，因而应该是允许的。但这样的经济活动多了，就是在养成一个资产阶级了，就是在养虎为患了。所以，姓社姓资问题总是存在的。而从根本上说，平等与效率是共存的。由此，那种认为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平等的说法是错误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不会容许无产阶级与它平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允许私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甚至超越公有制经济呢？我们国家必须避开此类的平等幻想陷阱。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系统的关于平等的基本理论。有了这种基本理论，就可以摆脱许多理论陷阱和政策陷阱了。

　　一、引 言

　　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平等的维度，都有一个平等性程度的问题，但它首先是相对社会的基本结构，即阶级结构而言的，而后才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平等问题。中国古人早已理解不平等的危害。《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在既定阶级结构的前提下道出了阶级统治稳固的基石。《道德经》说，“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表面上是说，在天地看来，所有人都一样，实际上主张人人都一样，反对特权，并提出“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至今还以封闭经济模型的形式存在于许多经济理论中。《论语·季氏篇》则明确引入了国和家，它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告诉我们，统治者们、上层人士已经知道经济不平等危害之甚，都害怕分配不均。荀子提出，“虽王公士大夫之子之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于庶人。虽庶人之子之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干部能上能下的主张，并把礼义作为干部晋升罢黜的标准。所谓义，就是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的标准。所谓礼，就是义的形式和表现。商鞅提出，“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和“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认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官职利禄不论高低，皆不能自动承袭，而是取决于军功。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第一次清晰概括了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等于是说，社会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一个阶级能够压迫另一个阶级。在一个形态既定的社会内部，不仅有邦与民的对立统一，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统一，还有邦内、劳力者内部的对立统一和民的内部、劳力者内部的对立统一。在这种具体人群内部的对立统一中，就存在一个平等的问题了。在一个人群内部，不平等待人会引起巨大的危险。《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章太炎总结道，“夫平等者，乃上之人对于下之辞，下之人不得以之而责上也。上之人能以平等待其民而协耦之，是乃所谓仁也。”今天的平等观念已经较多地变为“下之人”的普遍的诉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