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从困惑到醒悟一一我对“文革”的感受和认识

　　我是在郴州地区财贸干校工作时，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前所未有。当时有句话在社会上流传：“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坦白地讲，我这个“新革命”，当时对“文革”是感到很困惑的：一方面，我非常崇敬毛主席的伟大、英明、正确。我深深懂得，是他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革命事业。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也就不会有共产党存在，不会有革命胜利，不会有新中国诞生。”我相信，他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呢，我又看到那些“造反派”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整，要他们头戴高帽、颈挂牌子游街，甚至还高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人真的不讲政策，搞“武斗”，搞“打、砸、抢、抄（家）”。这，我就感到不理解了，从而产生了疑问：这真的是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吗？还是“造反派”在运动中歪曲了毛主席原意，出了差错呢？抑或是有坏人趁机搞“形左实右”，有意破坏这场运动呢？水平低的我，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头脑迷糊，感到很是困惑。

　　我这个基层干部，视野不开阔，只看到身边的领导多数思想作风是不错的。比如我的顶头上司王校长，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呀，怎么也要当成“走资派”来整呢？我回想起了第一次到干校与他共事的一段经历：

　　1958年，地委决定建立地区财贸干校，把王宗柏同志调来当副校长，主持工作（缺校长）。或许是因为我在地委讲师团当了几年政治理论教员，给地直机关干部讲过哲学课的原因吧，把我调到了该校当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缺主任）。

　　新建的这所干校什么都缺，连校舍都是向地区银行学校（停办了）和地区百货站暂借的。这两处中间隔了一个叫“归马岭” 的小山头，我们教员天天要翻过这小山头去上班，寒来暑往很是辛苦。而更苦的还是当时适逢3年经济困难时期（俗称“过苦日子”），粮油都是定量供应，凭票证购买。我们吃不饱肚子，生活上的苦比工作上的苦还大。

　　本来我们干校在郊区开荒种了杂粮，每年可收红薯数万斤、麦子几千斤，只要从中拿出很少一部分来分给10多个教职员工，那就完全可以解决饥饿问题。有位年轻同事便提出一个建议：“从我们的劳动果实中拿出一少部分来，分给每个职工一两百斤红薯、二三十斤麦子度饥，按国家牌价付费，但免交粮票。”

　　但是，王校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说：“我们是搞教育的，教育者要言传身教。我们教育学员要清正廉洁，不搞特殊，而我们自己却做不到，这怎么行呢？再说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这样过。大家都能过，难道我们就不能过，非得搞特殊化吗？”结果，硬是把所收获的红薯和麦子，一颗不留地交给了国家（地区粮食局）。

　　干校的同志都赞同王校长的决定。为何能这样？除了大家思想觉悟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王校长能以身作则，思想作风过硬。有一事可作证：

　　有一天，王校长的一个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打架，旁人扯都扯不开。消息传到王校长耳里，他赶到了现场，只对自已的孩子说了一句“不准打架，你不听话啰，没有饭把你吃”，那孩子就不敢打架了。那时的小孩不同现在的小孩，最怕的是饿肚子。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王校长及其家人也都是在过苦日子的。可怜天下父母心，谁愿意让自己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挨锇呀？王校长当然也不例外。但他作为领导，则须带头作出好榜样，得同大家一样过苦日子。而他这种优良思想作风便成了“无声的命令”，大家都听他的话，照他的决定办事。

　　为了稳定教职员工的思想情绪，我向王校长建议，在全校开展“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的讨论，学毛主席《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诗文，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我们过的暂时苦日子比起红军战士长征中的苦来，算不了什么。革命前辈那样的千辛万苦、艰难险阻都闯过来了，我们这些革命晚辈，难道连这么点苦都受不了吗？我们该继承革命前辈的思想作风才对。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大家克服工作和生活上困难的信心，没有影响工作，而是共同努力，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我们的教学任务，我还荣幸地被评为“红勤巧俭四好干部”和“六好干部”。

　　我们这所办得很不错的干校，却在1962年精减机构时被精减了，教职员工也就都各奔东西。我先被安排到地区人民银行当科长，后被调到前郴州市（现北湖区）市委办当秘书、市计委当副主任，主持工作。计委主任由市委副书记、市长罗道根兼任，他也是一位思想作风很好的同志。1965年，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地区财贸干校就恢复了，王宗柏又被调来主持工作。他想方设法把我调到该校当教学科长。当时正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我们干校因学解放军思想作风学得好，被选定为出席全国财贸系统先进单位会议的单位。王校长觉得我文笔不错，就把撰写干校先进典型材料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费了全力，几易其稿才通过地委财贸部审查这一关。正在打印准备上报时，“文革”运动来了，王校长也就挨整了，上报先进典型材料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当时我想不明白，像王校长这样思想作风好的领导，怎么也当成“走资派”，要挨整呢？

　　因为我脑瓜中一团浆糊，我也就既没有申请参加造反组织，也没有跟随造反派一道去卖力造“当权派”的反。

　　运动中我也写“当权派”（包括王校长）的大字报，揭批他们的缺点错误。但我素来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创，不夸大事实，更不无中生有捏造。造反派就认为我是领导的“红人”，应该知道许多“内幕”，明知而不写出来，那就是有意包庇。他们也就把我这个既没参加造反组织，也没参加保皇组织的人（所谓“逍遥派”），当成了“保皇派”，甚至扣上“钢杆老保”的大帽子。

　　要是他们只是嘴上喊喊，我也会忍一忍算了。谁知他们竟在财贸战线造反派办的报纸上对我指名道姓地进行挖苦讽刺。我想，这不是妄图把我的名声搞臭吗？我这个爱面子的人也就生气了。

　　好！你们能办报纸，难道我就不晓得办吗？于是我这个“道遥派”也不逍遥了，单枪匹马一个人也办起了一张小小的报纸，自编内容、自刻腊板、自己印刷，最后还亲自上街去免费散发。真没想到，这张油印小报，还居然博得了不少读者喜爱。

　　我这报纸中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摘自“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只有起名《小花园》的副刊，才是我个人的“货色”。每期副刊登一则小寓言，对不分敌我乱斗、武斗，对搞“打砸抢抄”、搞“形左实右”、搞“唯我独革”等现象进行批判。

　　虽然这些寓言是对事不对人，没有指明是谁谁谁干的这些事，但我校造反派看到后，却“对号入座”说是讽刺了他们。于是把我发表的小寓言和一篇《编者的话》搜集在一起，作为“批判材料”印刷出来，贴在干校会议室墙上，还分发给教职员工每人一份，然后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批斗。

　　我想起自己第二次来到干校之前，在前郴州市计委当主任，工作干得好好的，领导对我很器重，只因王校长费了很大的劲把我调过来。我怀着一腔热情，想下决心尽全力在干校好好干一场，把教学工作搞好，用实际行动来报王校长的“知遇之恩”。谁知如今竟落得个被大会批斗的下场，实在是没有料到，也想不通。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不会写诗的人，也不知怎么的，一首打油诗也在脑海里萌生，并即席在批斗大会上吟出：

　　一片丹心向党红，

　　愿为教学尽鞠躬。

　　谁知落得今日况，

　　动机效果两不同。

　　任凭烟雾乱舞风，

　　丹心一颗永远红。

　　誓将一切献给党，

　　捍卫领袖毛泽东！

　　由于我“顽固不化”，掌权的造反派就把我贬到单位食堂打杂，也就是扫地、抹桌、洗菜、刷碗、做饭、合面做馒头，等等。最后要我自带背包，步行约60里路到桥口（地名），在学习班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化训练”后，便宣布把我下放到农村去当“农民”。

　　我妻子疼我，担心我一人下去太孤单，会承受不了，她也便主动申请下放。就这样，我夫妻俩便于1968年下放到了资兴农村当“农民”，半年多后才被抽到县直机关协助工作。

　　我这人始终没忘记入党后支书对我讲的一段话：“恭喜你组织上入党了。但是你要知道，思想上入党更重要，也就是要永远记住自己是一个先锋队队员，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经得起考验，要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当时我对下放虽然心里不爽，觉得下放的不应该是我这个从小在农村长大，搞过各种体力劳动，参加工作后表现也不错，多次被评上先进的人。好在通过再次与农民“搞三同”，同时学习“毛著”，也就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认识，懂得了干部到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的必要性、重要性，也就觉得自己被下放不冤了，是一个锻炼、学习的机会。

　　思想一通，行动便积极了。我和妻子都全力以赴投入了劳动和工作当中。下放到农村和协助县里工作约3年时间，我这个下放干部，还被评上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五好干部”，奖状上盖了地革委和县革委两颗大印（下放中的感受，我已发过两篇文章叙述）。

　　1971年，我夫妻俩被调回地区了。我妻被安排在地区粮食局，我则被安排到了五七干校。五七干校主要是学习和劳动两大任务，比起在机关坐办公室，是劳累得多。但我在学习、劳动之余，也常写写稿子向报刊投寄。这样，也就常常有“豆腐块”在《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报刊上发表。

　　1972年我看到《湖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一碗姜汤见深情》的小故事，文章写得简短，只500来字。但我发现其中可有可无的字句还是有一些的，就把它改了一下。在没改动原有结构的前提下，删去了111个字，另外添加了17个字，增减相抵，节省了篇幅约五分之一。当时《湖南日报通讯》正在开展“如何把文章写得短而精”的讨论，我就把修改的稿子，以《极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试改〈一碗姜汤见深情〉》为题投去参加讨论。小文很快就刊登了，编辑老师还写了几句“编者的话”：“欧植竹同志以报上发表的文章为例，研究如何把文章写得短而精些，这种精神值得学习。改进文风是批修整风的重要任务，让我们一道努力把这件事做好。”

　　也算我运气好，当时地委办公室正需要一个搞文字工作的人。有关领导看了我这篇小文，还发现我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觉得“这个欧植竹连湖南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他都能修改，而且编辑还说改得好，号召我们向他学习，看来他适合调到我们办公室来工作。”于是，我这个社会活动能力很差的痴汉，没写申请，没去求人，更没送礼，却从五七干校调进了地区首脑机关工作。

　　在地委办工作是繁忙的，但也有稍微清闲的时候。我就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利用业余时间继续向报刊投稿，而且尝试着写起了文学方面的稿子。自从《湘江文艺》1973年第二期发表我的一篇题为《巧妙地安排细节描写一一读〈飞跃〉的杂感》后，我就在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文学作品了。我的文艺评论还居然得到省文联一些老师和领导的认可和称赞。在省作协第三次代表大会和省文学评论工作大会的报告中，都对我进行过表彰，把我列入了我省“近几年来崭露头角，思想敏锐的一批理论新秀”当中。我的一篇寓言在《湖南群众文艺》上发表后，还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文学竞赛中获了奖。1978年省作协吸收我为会员，1979年恢复地区文联，要我当上了专职副主席、主持工作（文联主席是由地委宣传部一位领导兼任的），还在省第四、五两次文代会上被选为省文联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后来地委还给我的职务转了正，让我当了地区文联主席。组织上还调我到地委组织部任过职。由此可见，“文革”对我的任途没造成负面影响，说明那时办事（包括干部选拔任用）是公平公正的。

　　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的经历。我这个基层干部，犹如一只“井底蛙”，视野狭窄，目光短浅，所以当时对“文革”的认识是片面、肤浅甚至是错误的。那时流行一种说法，毛主席发动“文革”是他晚年“犯了严重错误”。我这“井底蛙”也就以为，毛主席这位伟人，可能是他毕竟年老了，再没有过去那么英明，看到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也就以为“中国赫鲁晓夫就睡在我们身旁”，因而发动广大群众与他们进行斗争。而我这个基层干部所看到的，只是身边的一些思想作风蛮好的领导也被当成“走资派”来整，就觉得毛主席发动“文革”真的是“晚年犯了错误”。

　　然而，人对事物的认识，需要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反复过程。如今“文革”过去已经四五十年了，经过实践检验，大家（包括我）也就有了新的认识，终于认识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仍然是高瞻远瞩很有远见的。正如王震将军所说的：“毛主席要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五十年。当时不听毛主席的话，或者对毛主席的观点有着不同的看法。今天看，只要没有严格照毛主席的路线走的，最终都是撞得头破血流。”据网传，就连王光美同志及有些中央领导同志也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毛主席当时是对的。

　　我这个“井底蛙”也终于看到了毛主席当时的一些讲话，就像“拨开乌云见到了太阳”，从困惑中醒悟过来了。

　　毛主席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

　　毛主席认为：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也快得多。他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毛主席说：“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都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快要见马克思去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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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这些语录也就明白了，毛主席就是为了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避免苏联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是为了捍卫和坚持马列主义，防止修正主义篡党夺权；是为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能继续走下去，不让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全国老百姓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让革命先烈的血白流了。毛主席是一如既往英明、伟大、正确，是特别有远见，有预见性的。

　　我们现在发现了，我们党内的确存在一些“爱资病患者”，他们梦寐以求复辟资本主义，想过剥削人压迫人的生活。这些人当中，有的“三观”本来就不正，参加革命、入党是为了升官，升官是为了发财。这些投机分子一旦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就成为了资产阶级代理人，想方设法为资本家服务，从而造就出了百亿富翁、千亿富翁。他们自己也从中获得了“有偿服务费”。也有的人原本是不错的，思想作风都好，但在金钱的诱惑下，在“糖衣炮弹”的袭击中变质了，蜕变成了腐败分子，有的贪贿上亿，甚至数亿。这些人，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好蛋变成了坏蛋”。

　　由此可见，不但是一些原本就思想观念不纯之人非常需要学习，改造思想，即使是好党员、好干部，也要不断学习，改造思想，防止变坏。这就充分证明，毛主席用文斗的方式改造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使其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内走资派挽救过来，同人民群众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何等英明、正确呀！这个动机多么好呀！他的眼光是多么明亮，预见性是多么强呀！

　　当然，我不否认“文革”运动中出现过一些错误和问题，比如打击面过大，把一些好领导也当成“走资派”来批斗，还有人违反政策搞一些过激行为等。但是，对产生这些错误和问题的原因要进行认真分析。

　　我认为，除了“文革”是以前从来没有搞过的群众运动，缺乏经验，因而发生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失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居心不良之徒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并搞“形左实右”，违反政策破坏运动。例如他们违反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硬是搞“武斗”、搞“打砸抢抄”，酿成严重恶果。这种坏人干的坏事，岂能把赃水泼到毛主席身上呢？把“文革”中出现的错误和问题这个锅，全都甩到毛主席身上，太不公平了！毛主席发动的那场运动，明明叫“文化大革命”。毛主帝是坚决反对武斗的，他说武斗只能触及皮肉，不能触及灵魂，只有文斗才能改造好思想，达到“文革”的目的。这，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知道的真实情况。

　　这就是我对“文革”的感受和认识。我这“井底蛙”，为当年片面、错误的认识而感到羞愧，也为如今有了进步、觉醒而感到欣慰。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