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植竹：从困惑到醒悟一一我对“文革”的感受和认识

　　我是在郴州地区财贸干校工作时，遇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革”发动群众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势浩大，轰轰烈烈，前所未有。当时有句话在社会上流传：“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坦白地讲，我这个“新革命”，当时对“文革”是感到很困惑的：一方面，我非常崇敬毛主席的伟大、英明、正确。我深深懂得，是他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革命事业。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毛主席，也就不会有共产党存在，不会有革命胜利，不会有新中国诞生。”我相信，他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一定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呢，我又看到那些“造反派”把所有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整，要他们头戴高帽、颈挂牌子游街，甚至还高喊“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有人真的不讲政策，搞“武斗”，搞“打、砸、抢、抄（家）”。这，我就感到不理解了，从而产生了疑问：这真的是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的本意吗？还是“造反派”在运动中歪曲了毛主席原意，出了差错呢？抑或是有坏人趁机搞“形左实右”，有意破坏这场运动呢？水平低的我，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头脑迷糊，感到很是困惑。

　　我这个基层干部，视野不开阔，只看到身边的领导多数思想作风是不错的。比如我的顶头上司王校长，那是一个很优秀的干部呀，怎么也要当成“走资派”来整呢？我回想起了第一次到干校与他共事的一段经历：

　　1958年，地委决定建立地区财贸干校，把王宗柏同志调来当副校长，主持工作（缺校长）。或许是因为我在地委讲师团当了几年政治理论教员，给地直机关干部讲过哲学课的原因吧，把我调到了该校当教研室副主任，主持工作（缺主任）。

　　新建的这所干校什么都缺，连校舍都是向地区银行学校（停办了）和地区百货站暂借的。这两处中间隔了一个叫“归马岭” 的小山头，我们教员天天要翻过这小山头去上班，寒来暑往很是辛苦。而更苦的还是当时适逢3年经济困难时期（俗称“过苦日子”），粮油都是定量供应，凭票证购买。我们吃不饱肚子，生活上的苦比工作上的苦还大。

　　本来我们干校在郊区开荒种了杂粮，每年可收红薯数万斤、麦子几千斤，只要从中拿出很少一部分来分给10多个教职员工，那就完全可以解决饥饿问题。有位年轻同事便提出一个建议：“从我们的劳动果实中拿出一少部分来，分给每个职工一两百斤红薯、二三十斤麦子度饥，按国家牌价付费，但免交粮票。”

　　但是，王校长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他说：“我们是搞教育的，教育者要言传身教。我们教育学员要清正廉洁，不搞特殊，而我们自己却做不到，这怎么行呢？再说了，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过苦日子，连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都这样过。大家都能过，难道我们就不能过，非得搞特殊化吗？”结果，硬是把所收获的红薯和麦子，一颗不留地交给了国家（地区粮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