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刘佳洵：驳所谓资本家市场风险与资本家劳动和马斯克的剥削权力根源论

　　一、问题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理论。然而，不时有人跳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中国有人说，“哪里存在着什么剥削呢？工人们只要好好工作就可以拿到稳定的工资，而企业家们之所以有高收益是因为他们需要面临市场竞争的极高风险，所谓高风险高收益，这是公平的。而且企业的正常运营离不开企业家们对生产的管理调控，企业家的高收入是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对他们提供的企业家才能的合理回报”（下称A观点）。埃隆·里夫·马斯克给中国人一种打工皇帝的印象。他虽然是世界富豪，却很努力的工作。老实说，马斯克的境界是高于中国一些著名企业家的。然而，最近有报导称马斯克认为，剥削的根源在于权力而非资本本身（下称B观点）。他的理由是，资本在自由市场中会自然倾向于讨好员工和顾客，以维持竞争力，而真正的剥削往往源于权力的滥用，例如通过垄断、政府补贴或监管套利等方式获取不正当优势。‌马斯克试图撇清自己与剥削的关系，将人民对资本的愤怒转移到政府身上。

　　红色文化网2025年7月3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教授《应该如何看待“资本家的劳动”？》一文，对所谓“资本家劳动”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本文受吴易风教授文章的启发，先对A观点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再简单对B观点进行评析。

　　A观点其实不是中国人的观点，而是吸收了西方人弗兰克·奈特的风险理论的中国式表达，是为了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剥削理论的，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必然合理、和谐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面对这种观点时，往往一时语塞，难以进行有力的反驳。本文试图提供回击这种错误理论的炮弹。

　　二、工人工资的本质和所谓资本家市场风险

　　（一）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

　　资本主义经济学将工资视为劳动力要素的价格。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工资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单个劳动力的价值，而是来源于三个方面：工人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工人养家糊口的需要以及工人家庭培养下一代劳动力的需要。这三个部分的价值之和构成了工资的下限。所以资本主义工资本质就是对劳动力价值和潜在劳动力价值（人口再生产）的补偿。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被马克思定义为必要劳动（时间）。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劳动时间往往超过其必要劳动时间，超过的劳动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剩余价值。于是，只要有剩余劳动，工资就一定小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总价值，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就一定有一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这样，马克思就说明了工人剩余劳动是资本剩余价值的来源，而工人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产业后备军所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工人所得到的工资甚至会低于必要劳动价值。这就意味着工资甚至无法补偿工人劳动力的消耗，这将导致劳动力自身和人口的萎缩和破坏。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的存在可能构成对资本自身的一种限制。

　　（二）所谓资本家市场风险

　　上述观点中所谓的资本家面临的市场风险到底是指什么，其实并没有准确的概括。

　　第一，如果它是指资本家购买商品、进行借贷或者被其它资本家收购时被欺诈，那么，它是一个资本家创造的对另一个资本家的风险。这种风险与劳动者无关。然而，这种风险本身不会创造社会财富，它只会因为不平等交换发生财富的转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假设所有交换都是平等的，从而排除了这种风险。这种风险产生于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欺诈。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欺诈视为一种剥削，因为所有剥削都涉及欺诈。虽然欺诈对于被欺骗的资本家当事人可能事关经济上的生死，但它对于分析资本主义的本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来定义，而不是由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来定义。

　　第二，如果它是指商品生产出来之后是否能够卖掉，——A观点中的所谓风险应该主要是指这种情况——那么，它普遍地，一般也只是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刻。在资本主义生产正常进行的时刻，资本家一般都是能够卖出商品的。也就是说，资本家一般是不会面临商品卖不掉的市场风险的。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常态化生产条件下，是否存在剥削呢？按照马克思的上述价值、剩余价值定义，当然有。如果在常态化生产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存在剥削，那么，在资本主义进入危机阶段，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否会因为资本家现在卖不出去商品就消失了呢？不会。因为资本家的剥削是一种模式，一种制度化了的形式，它的存在与否与经济危机及其所导致的资本家的市场风险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经济危机也不是工人导致的。经济危机是由资本家的无序竞争导致的。也就是说，资本家卖不出去商品的风险是由资本家自己造成的。你不能让工人承担由资本家造成的风险，你也不能借此风险而否认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存在。如果一个资本家剥削了工人，还无法实现其产品的市场价值，从而导致了市场上的优胜劣汰，那么，它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的事实造成的。即使一个资本家破产了，他剥削的事实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当然，资本家会通过加大剥削程度来降低其破产的风险。

　　第三，马克思的《资本论》虽然有“资本的惊险一跃”的表达，但全书几乎没有考虑什么风险机制，经济危机这种风险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结果。其实，风险的概念来自于保险。奈特就被人视为保险经济学的开山鼻祖。而上述观点把保险学的概念引进到政治经济学中了。这种引进不是把问题搞清楚了，而是把问题搞混了。资本主义经济中确实处处存在风险，确实差不多每隔十年爆发一次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存在吗？当然存在。资本主义对于广大工人意味着什么？当然意味着一种不自由。而这种不自由就是直接来自于资本的剥削。工人如果没有被剥削的可能性，就只能失业了。但你不能说，就人类社会而言，工人就业就只有遭受资本家剥削一条路可走。实际上，真正的公有制企业提供了一种没有剥削的就业形式。

　　第四，即使我们承认资本家会面临风险，也不得不承认，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面对最大风险的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对于许多资本家来说，即使面临经济危机的风险，他的生活也是有保障的，而对于广大工人来说，即使不被解雇，他的工资也可能会降低，而一旦被解雇，他就彻底失去了生活的来源。一个工人在一家资本家的工厂里工作二十多年，一旦失业，就很难找到其它的工作了。他的劳动已经成为专用劳动了。而面对风险的资本家则往往拥有更好的条件，它可以转移资本到其它国家，继续从事其榨取剩余价值的事业。所以，这些风险对于那些资本家来说，根本不是风险。至于说到那些彻底破产的资本家，他一般最差也就是沦落到无产阶级的境地了。他也只能说，到头来，他也发现，自己缺乏剥削别人的能力。也就是说，剥削是不合理的。当他沦落为无产阶级从而进入到资本家的工厂打工时，辛辛苦苦地干活，他是否会否认剥削呢？恐怕是不会的。中国一些人讲的人口红利不就是把老百姓当成自己的谋利的工具吗？

　　第五，在西方有一个说法，西方的资产阶级支配着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自己却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这个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呢？这个说法是比资本家承担了风险这种说法具有更大的真理性。资产阶级自己过着共产主义的生活，却让工人过着工资奴隶的生活。这种局面越来越持续不下去了。共产主义必须尽可能覆盖所有人口。

　　第六，西方经济学讲究风险与收益对等。A观点说资本家是高风险高收益。但资本家所承担的风险远远小于他获得的收益。所以，A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有西方学者指出，股份公司就是为少数人设计的赚大钱而降低风险的制度。A观点所谓的高风险高收益也完全是用金融学理念来解释政治经济学问题，这根本颠倒了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关系。

　　三、所谓资本家劳动

　　所谓资本家劳动的说法实际上是用资本家也进行劳动的观点来断定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的合理性。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第一，即使我们承认资本家有劳动，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资本家的劳动能够产生出那么大的收益，无法解释为什么工人的劳动无法产生出那么大的收益。这正如你不能用地主也进行劳动来解释地主过上远比佃农更好的生活一样。也就是说，资本家劳动的观点不能解释资本家劳动与资本家收入之间的映射关系。工人劳动一天赚几百块钱，资本家劳动一天赚几十万块钱，甚至更多。劳动能解释这种差距吗？

　　第二，资本家的劳动与工人劳动在性质上有根本区别。中国古人早就懂得这种区别。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谓“资本家的劳动”，不是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进行的那种劳动。作为处于与雇佣工人对立的地位的资本家，其劳动主要不是自己从事劳动，而是驱使别人进行劳动的劳动，是为了剥削，为了无偿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进行的劳动。工人的劳动和资本家的劳动具有本质的不同。“资本家的劳动”，是资本家用他的部分时间从事企业的部分管理工作的活动，即“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一般来说，这种劳动比工人劳动的强度要低得多，而报酬高得多。而资本家之所以需要监督和指挥劳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要剥削工人。工人则正是因为遭受了剥削，加上由此引起的种种问题，如长期劳动引起的健康损害、家庭不和，而试图逃避劳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将会有更强的自觉性，“资本家的劳动”已经成为不必要的了，已经被抛弃了。

　　第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正是由于有工人劳动，使得资本家的管理劳动成为了可能。有些资本家是从技术工人转化而来的。当他作为技术工人存在时，他的劳动就成为工人劳动。而如果他作为技术工人产生了新的技术、发现了新的机会，需要雇佣劳动力来将其转化为市场价值的时候，他的劳动就不再是工人的劳动了。他一般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继续从事这种研发工作了，市场会向他供给他所需要的各种工程师、技术人员和技术，更不用说普通劳动力了。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存在一些兢兢业业的资本家。比如，福特就引进了生产线和效率工资制。福特作为一个资本家，同时又是高级的管理者。但生产线模式和效率工资制一经发现，就无需其它资本家再从事此类劳动了。

　　第四，资本家的大量监督、指挥劳动已经不再由资本家来承担了。资本家一旦成为资本家，就会将许多管理劳动代理出去。很显然，资本家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来管理一个大的企业。马克思把资本家和经理严格区分开来，认为“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而资本家则理所当然地被排除在生产劳动者之外。马克思时代的英国官方的工厂报告也都把资本家和其他劳动者看作是不同的范畴。马克思写道：“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应该说，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官方的见解是高于中国今天活着的某些人的。

　　第五，资本家必然成为有闲阶级。当资本家成为资本家之后，一些资本家可能依然是产业资本家，依然肩负管理的职能，但另外一些资本家就转变为食利资本家了。这种资本家连管理的职能也不再肩负了。许多股份公司的股东是没有承担管理职能的。产业资本家的后代往往也不愿意干产业资本家所干的那些辛苦事，于是让后代摆脱管理职能的制度安排也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应运而生了。资本家们的后代成为了类似封建贵族那样的有闲阶级了。

　　资本家离不开工人，也离不开管理者。资本家既然剥削工人，管理者就有样学样，也试图来“剥削”资本家了。马克思说，“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

　　第六，当资本家连管理职责也交给了经理，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就是多余的了。拿钱不做事却又有钱有势的人就成为了寺庙中的泥胎塑像了。这时，他们拿到的股息、利息就是这个社会供养他们所支付的代价了，就是这个社会可以避免承担的成本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资本家被认为是多余的人，就像大地主被资本家认为是多余的人一样。

　　四、对马斯克观点的讨论

　　有了上述理论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剥削的根源在于权力而非资本本身”这个B观点了。

　　第一，B观点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从根本上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塑造了政府权力，而不是政府权力塑造了资本。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了。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是谁呢？是资本家或资本家的代理人。美国人说林肯伟大。这要看怎么说。相比其他总统，林肯肯定是伟大的。但林肯的伟大在于他服务于了美国北方资本家的利益。林肯没有逃脱资本家的束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很伟大，敢于面对大萧条和在大萧条时刻向资本家下些手。但罗斯福向某些资本家下些手还是为了巩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至于美国的大多数总统恐怕只能屈尊于大资本家了。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政府权力和资本权力是一体两面。马斯克的观点强行区分资本家的阶级与政府机关了。马斯克本人不懂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吗？当然懂。他应该懂。只有在这种统一性下，才有某个或某些资本家与国家权力的对立性。所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剥削的根源就是资本本身。

　　第二，B观点对于中国是有危险性的。马斯克或许是基于对美国的观察提出了B观点。但也不排除这种观点与中国的相关性。B观点如果在中国流行，就可能引导中国社会将对资本的愤怒转移到对政府的身上。中国本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彻底消灭了资本的。然而，改革开放又让资本出现了。诚如邓小平所言，发展一些资本主义，不会对社会主义造成损害。但资本主义一旦具有颠覆社会主义的能量，被剥削成为了全体人民的感受，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就应该走到尽头了。毛主席在建国前也曾经长期主张在中国发展一些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但他在建国后不久就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了。毛主席的伟大之一就在于他这次观点的改变。因为由于这次观点的改变，他不仅领导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初步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且让社会主义的思想在中国深深扎下根来。从经济理论看，毛主席一代人当年可能只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为什么？因为假设毛主席一代共产党人允许私人资本存在，私人资本必然与公有制企业争夺资源，从而必然阻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私人资本一发展，必然动摇广大党政军干部的军心，必然导致私欲横行。中国在未来可预见的将来，或许还不能完全消灭私有制，但将私有制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应该是势所必然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资产阶级不大量消灭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当然不能。那么，无产阶级如果不大量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统治是否能够建立起来呢？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不是全部消灭地主阶级，也不是在人身上全面消灭地主阶级，而是在经济上进而在政治上压制住地主阶级，也就够了。至今为止，美国、英国依然存在地主阶级，但地主阶级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致只有3%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并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改造封建社会的办法，否则，就会面临颠覆性危险了。

　　（作者：王今朝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佳洵系武汉大学本科生；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