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民：民心向背与国家兴衰——从两次战争对比分析国家力量的根源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国家强盛的核心要素。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执政困境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新中国的卓越表现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论证，一个国家真正的、可持续的力量，并非仅仅源于军事装备或经济体量，而根本在于其执政集团能否赢得并维持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支持。报告将重点剖析毛泽东时代新中国通过重塑政治经济结构，使之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倾斜，以及实行旨在促进民族平等的政策，从而成功凝聚民心、铸就国家强大向心力的历史实践。本文认为，这些实践为理解国家力量的本质以及探索国家治理的有效路径，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引言：两种国运，一个根源

　　国家力量的消长与国运的兴衰，是历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两场对外战争——抗日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以其截然不同的过程与结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比较研究范例。

　　一方面，抗日战争时期，由蒋介石集团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坐拥国家合法代表之名，拥有数量庞大的军队，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出对外妥协、对内压制的政策倾向。其结果是国土大片沦丧，更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现象：协助侵略者作战的伪军数量，据多方资料估算，一度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总兵力。日军凭借少数兵力即可占领中国一座县城的现象，深刻反映了当时国家动员能力的孱弱和民心士气的涣散。即使后来成为战胜国，却丢失大片领土和主权，成为不败而败，让国人倍感屈辱的时代。

　　另一方面，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力远未恢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军事装备与对手存在代差的极端困难条件下，毅然出兵朝鲜。面对以美国为首、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出了一场令世界震惊的战争。根据美方公布的数据，美军在朝鲜战争期间参战人员总数超过600万，战场兵力平均高达300万人，若计入其他15国军队，总兵力超过400万人，远超志愿军的规模，更遑论其在海陆空全方位的技术装备优势(参考，黄庭民：美国官方公布的侵朝战争参战人员与伤亡和开支数据-历史-红歌会网)。然而，志愿军硬是将战线从鸭绿江边推回至三八线，迫使世界头号强国坐到了谈判桌前，签订协议，承认其占领朝鲜全境的企图失败，让西方列强重新中国国土的企图破产。

　　为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同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敌时展现出如此天差地别的战斗意志和国家凝聚力？毛泽东主席一语道破天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这一论断的背后，是新中国政权通过一系列根本性的社会变革，赢得了占中国人口绝对多数的工农大众的鼎力支持。这种支持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政治地位提升和经济利益获取之上。

　　本文将循此逻辑，首先剖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因脱离民众而导致的国家动员失败与军事溃败；其次，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展现民心所向带来的磅礴力量；最后，将重点深入研究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核心政策——如何在政治与经济上向普通人倾斜，以及如何构建平衡、平等的民族关系，从而成功凝聚起亿万人民，为国家强盛奠定最坚实的民意基础。

　　第一部分：失道寡助——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民心失据与国家困境

　　一个政权如果在面对外敌入侵时，无法有效动员其人民，甚至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或军队倒向敌方的情况，其根源必然在于该政权长期以来未能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从而失去了民心的支持。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便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案例。

　　1.1 、“不抵抗政策”的本质：脱离人民的“安内攘外”‍

　　“不抵抗政策”通常与九一八事变直接关联，但其背后反映的是蒋介石集团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前期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政策的实质，是将维护其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消灭国内政治对手（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置于抵抗外部侵略之上。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军数十万大军在“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未做有组织的有效抵抗，致使东三省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粮食基地在短短数月内迅速沦陷。虽然关于“不抵抗”命令的具体下达者存在历史争议，但蒋介石作为当时的最高决策者，其奉行的对外妥协退让、对内高压清剿的国策，是导致这一悲剧的根本原因，他被认为是“不抵抗主义”的最终决策者，最近民进党解密蒋介石日记，也清楚地显示，蒋当时下达了不抵抗命令。此后六年，蒋介石政府一直严防打击国内抗日活动，不惜以战争手段打击其他主张抗日的武装，如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持续执行不抵抗政策。

　　这一政策的背后，是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深刻隔阂。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外国在华利益集团的利益。其政府的运作逻辑，并非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民众的根本福祉出发，而是优先考虑如何巩固自身统治。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侵略是“皮肤之患”，而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则是“心腹大患”，因为它直接挑战了国民党统治的阶级基础。因此，当日本侵占东北时，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反应不是动员全国人民奋起抵抗，而是希望通过外交妥协来息事宁人，以便集中力量“安内”。

　　这种脱离人民的政策选择，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它不仅丧失了国土，更严重挫伤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和对政府的信任。当一个政府不能保护其人民和领土时，它在道义上就已经破产，其统治的合法性也随之动摇。这为后来更严重的军事和社会崩溃埋下了伏笔。

　　1.2 、伪军现象的警示：当国家机器失去人民的灵魂

　　抗战时期最令人痛心和深思的现象之一，就是伪军的急剧膨胀。根据多份历史资料和研究的估算，中国战场上的伪军数量极为庞大，甚至在战争的某些阶段超过了在华侵略日军的数量。

　　•有研究指出，到1944年底，伪军人数已增至78万余人，超过了当时在中国关内的76万余名日军。

　　•另有统计称，在整个抗战期间，被中国抗日军民毙伤、俘虏和争取投诚的伪军总计达118万之众，这个数字远超同期被歼灭的日军。

　　•更有估算认为，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人数高达210万。

　　•综合来看，“伪军数量上百万，几乎与侵华日军等量”甚至超过日军，成为学界和历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提及的观点。中国也因此被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一个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

　　尽管关于伪军数量的精确统计因统计口径和资料来源的差异而存在一些出入且权威的官方原始档案记录尚待进一步发掘整理但伪军规模极其庞大这一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指出，全国62万余伪军中，绝大部分是由国民党军队“伪化”而来，其中超过90%（56万人）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武装所抗击。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规模的伪军？这绝非简单的“汉奸”问题可以解释。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在于：

　　（1）国家认同的缺失与政府公信力的崩溃：国民党政府前期的不抵抗政策，让许多军人和平民感到被国家抛弃。当中央政府无法提供保护，甚至带头妥协时，地方部队和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度便会急剧下降。在日军的军事高压和利益诱降下，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投敌，成为伪军的重要来源。

　　（2）军队性质与官兵关系：旧中国的军队，特别是地方军阀部队，普遍存在浓厚的封建雇佣色彩。士兵为“吃粮”而当兵，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并不紧密。军官盘剥士兵、腐败盛行，部队缺乏精神凝聚力。当日军以优厚条件诱降时，许多缺乏爱国主义教育和坚定信仰的官兵很容易动摇。

　　（3）经济与生存压力：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在日占区，生存是第一位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本身未能给他们带来安定的生活和经济上的保障，当日军占领后，为了糊口，加入伪军或伪政权成为一部分人的无奈选择。这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在战前就未能解决基本的民生问题，未能在人民心中建立起“国家”与“个人”休戚与共的联系。

　　伪军现象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国民党政权国家动员能力的巨大失败。一个无法将绝大多数人民凝聚在自己周围的政府，其军队不过是一部没有灵魂的机器，在强大的外敌面前，不仅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其部分零件甚至会倒戈相向，成为敌人的一部分。这正是民心失据的最终恶果。所谓“日军几个人就可以占领一座县城”，其背后站着的，往往是数量更多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伪军和伪政权在协助维持统治。这深刻地说明，一个国家的国防，首先是民心之防。

　　第二部分：众志成城——抗美援朝战争中新中国的力量迸发

　　在国民党政权于大陆崩溃，新中国成立仅过了几个月，新中国就面临了一场更为严峻的外部挑战。然而，这一次，中华民族所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和战斗能量，与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天壤之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当一个政权真正赢得人民支持时，能够爆发出何等惊人的力量。

　　2.1、实力悬殊的较量与惊天逆转的战局

　　1950年的朝鲜战场，是一场实力极不对称的战争。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经历了百年战乱的国土满目疮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而对手，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代表了当时世界最顶尖的工业能力和军事科技。

　　•兵力与装备的绝对劣势：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美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总参战人数为600万，平均兵力高达300万，加上其他国家军队，联合国军方面总兵力超过400万人。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尤其是在战争初期(参考，黄庭民：美国官方公布的侵朝战争参战人员与伤亡和开支数据-历史-红歌会网)。在装备上，美军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拥有强大的坦克、火炮和后勤保障体系。志愿军则基本是“小米加步枪”的配置，重武器奇缺，后勤补给极其艰难。

　　•惊人的战绩：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志愿军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从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开始，志愿军连续发动五次大规模战役，顶着猛烈的空中轰炸和地面炮火，将不可一世的美军从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一路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并最终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国在首都华盛顿修建的侵朝战争纪念碑上承认，在朝鲜战场，被消灭的美军为首的17国组成的联合国军，总计高达225万人。这场战争，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2.2、力量的源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志愿军之所以能够“以劣胜优”，关键在于这并非一场单纯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在全新社会制度下进行的人民战争。新中国政权在战前通过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已经将亿万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了坚不可摧的合力。

　　（1）高度的政治认同与爱国热情：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不得人心相反，新中国政权在人民心中拥有极高的威望。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翻身做主人的工人，将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视为天经地义的责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激发了全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成千上万的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工人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物资，农民交纳公粮支援前线，全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2）军民团结的坚实基础：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其与人民的鱼水关系。志愿军战士深知他们是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因此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敢、坚韧和牺牲精神。在国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高效运转，全力保障前线的需求。从东北的转运站到朝鲜的崇山峻岭，无数铁路工人、汽车司机、民工担架队，冒着生命危险，构建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这种全国范围内的、万众一心的总动员，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时期从未做到、也无法做到的。

　　（3）战略意志的统一与坚定：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战争的判断和决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这种上下一心的战略意志，使得国家能够承受巨大的战争牺牲和经济压力，坚持到最后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深刻地诠释了毛泽东“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的论断。这种“团结如一人”的力量，正是来源于新中国政权通过切实满足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心。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新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第三部分：固本培元——毛泽东时代赢得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治国方略

　　新中国之所以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爆发出巨大能量，其根源在于建国前后所推行的一系列旨在赢得绝大多数人民支持的根本性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在于“不仅需要在思想上引导，更应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上向人口主要组成的普通人倾斜”。同时，通过构建全新的民族关系，确保了国家内部的团结与和谐。

　　3.1、核心战略：将政治与经济的天平向普通劳动者倾斜

　　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政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工人和农民。毛泽东明确指出，要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心群众的生活问题是最大的政治。这种思想贯穿于新中国初期的制度设计之中。

　　3.1.1、翻天覆地：土地改革与农民的解放

　　对于一个数千年来以农为本、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而言，土地问题是核心问题。谁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支持，从而赢得中国的未来。

　　•政策实施：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新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这场运动的目标是彻底废除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具体做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地、公平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据统计，约有3亿多农民分到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并且免除了每年需要向地主缴纳的巨额地租。

　　•经济影响：土地改革给农民带来了最直接、最实在的经济利益。

　　o收入与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数据显示，1952年，全国农民的货币收入比1949年增加了近80%。许多地区的调查案例显示，土改后农民在粮食、食油、肉类等方面的消费量大幅增加，生活得到显著改善，甚至有余力修建新房。

　　o购买力提升，促进工业化：农民收入的增加，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宝贵的国内市场。

　　•政治与社会影响：土地改革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

　　o政治地位的根本提升：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和政治上的翻身。他们通过参与斗争地主、划分阶级、分配土地的过程，第一次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通过建立农民协会和基层政权，农民获得了选举权、被选举权等民主权利，政治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o1954年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从而在根本上肯定了农民的崇高政治地位，以及参政议政权力基础。

　　o国家认同的牢固建立：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将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与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农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因此，当国家号召“保家卫国”时，他们才会义无反顾地参军、支前，因为他们保卫的不仅仅是抽象的“国家”，更是自己刚刚获得的土地和美好的生活。这种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国民党政权永远无法比拟的。

　　3.1.2、当家作主：工人的新地位与全面福利保障

　　在城市，新中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提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使他们从被压迫者转变为国家的主人。

　　•政治地位的跃升：工人阶级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中被定义为“领导阶级”。工人代表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参与国家管理。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赋予了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责任感。

　　•‍“铁饭碗”——全面的经济与社会保障：新中国在国有企业建立了一套被称为“铁饭碗”的劳保福利体系，为城市工人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保障。

　　o稳定的就业：新中国通过大力发展国有和集体企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从1950年到1976年，国有企业员工从约1000万增长到6860万，集体企业员工也大幅增加，总计约有7500万城市人口被纳入社会主义劳动力体系，获得了稳定的工作。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o工资与福利的改善：尽管毛泽东时代的工资水平从绝对值上看并不高，且在后期存在增长缓慢甚至停滞的现象但在建国初期，工人的收入和福利有了质的飞跃。数据显示，1949年至1952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约70%。更重要的是，除了工资，工人还享有一系列福利，包括：

　　劳动保险与公费医疗：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颁布，工人及其直系亲属享有医疗、养老、工伤、生育等保障。

　　住房分配：单位负责为职工分配低租金的住房。

　　子女教育：企业办有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

　　o案例与数据：虽然详细的案例研究数据有限，但一些数据仍能说明问题。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工人和职员的年平均工资增加了42.7%。这些政策让城市工人阶级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对新政权产生了强烈的拥护和认同。从毛泽东时代30年实践来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长到69岁，远超世界同期其他国家，识字率从20%增长到93%以上，都充分体现政策向普通民众倾斜的效果。

　　通过土地改革和建立城市工人福利体系，新中国政权将国家利益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这种建立在坚实物质利益和崇高政治地位之上的民心支持，是其能够战胜国内外一切强大敌人的力量之源。

　　3.2、团结基石：不歧视主体民族的平等民族政策

　　一个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不仅取决于阶级关系，也取决于民族关系。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好民族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毛泽东时代的民族政策，其核心是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既要反对歧视、压迫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地方民族主义”。这一政策的巧妙之处在于，它通过提升少数民族地位来实现平等，同时又将所有民族纳入“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叙事中，从而避免了对主体民族——汉族的歧视，最终实现了更高层次的团结。

　　•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深刻认识到，历史上，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在经济、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容易产生歧视和不尊重少数民族的倾向，即“大汉族主义”。这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最主要的危险。因此，新中国从建国之初就将反对大汉族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o法律与制度保障：《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都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歧视和压迫。

　　o政治教育：1953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的指示》，要求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纠正各种歧视少数民族的错误言行。

　　o具体实践：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中央反复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和文化。

　　•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也是一项创举。它保障了少数民族在聚居地区行使自治权，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权利，使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这一制度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又维护了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

　　•避免对主体民族的歧视，实现共同繁荣：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其目标是“团结”而非“分化”。虽然重点是帮助和提升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但这并非以牺牲或歧视汉族利益为代价。

　　o‍“两个离不开”思想的提出：虽然这一思想在后来被明确阐述，但其精神贯穿始终，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这强调的是各民族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

　　o反对两种倾向：政策始终强调要同时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这意味着，在纠正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时，也要警惕任何试图分裂国家、破坏民族团结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从根本上维护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国家统一。

　　o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有政策的最终指向，是增强所有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个共同体中，汉族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自然是构建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力量，其正当的民族情感和文化得到尊重。政策的目的是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而不是制造新的民族对立。

　　通过这样一套平衡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新中国成功地将56个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这与国民党时期民族矛盾尖锐、边疆地区离心倾向严重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内部的团结和稳定，为国家集中力量应对外部挑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结论：国家强盛的终极密码在于赢得民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节节败退、伪军横行，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新中国的众志成城、力克强敌，将敌人挡在国门之外，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一个国家真正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根植于其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赢得民心，则国运昌盛；失去民心，则江山不固。

　　•国民党政权的失败，根源在于其代表的少数人利益使其从根本上脱离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其“不抵抗”和“安内攘外”政策，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而罔顾国家民族的存亡与人民的死活。一个不能代表人民、保护人民的政权，自然也无法得到人民的拥护和保卫。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悲剧，正是这种离心离德的必然结果。蒋介石政权在抗战胜利后，仅过了4年多，就崩溃瓦解了。

　　•新中国的成功，奥秘在于其通过革命性的社会变革，将国家政权牢固地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之上。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政策，核心就是打破旧有的不平等结构，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向普通劳动者大幅度倾斜。土地改革让亿万农民获得了土地和尊严，全面的劳保福利体系让城市工人成为了有保障的国家主人。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使得普通人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同时，通过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政策，成功团结了国内各民族，构建了一个统一而稳固的大家庭。

　　因此，当强大的外敌叩关之时，新中国所能动员的，是亿万人民发自内心的、保卫自己胜利果实和新生国家的磅礴伟力。这股力量，源于民心，坚如磐石，足以弥补任何武器装备上的劣势。

　　在今天，世界格局深刻演变，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各项政策的设计与执行，必须确保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绝大多数人民，尤其是主体民族的大多数民众。必须不断巩固和提升普通民众的政治地位与经济福祉，必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促进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发展。

　　唯有如此，才能将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成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铸就起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法撼动的铜墙铁壁。正如毛泽东所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问天下谁能敌？”——这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更是对未来颠扑不破的昭示。民心，永远是国家强盛最深厚、最可靠的根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