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民：联合各国脱钩美国经济的可行性
【摘要】
2026年，美国单边主义持续升级，通过贸易制裁、技术封锁、资本控制等手段破坏全球经济秩序，还绑架委内瑞拉总统，公开要求吞并格陵兰，对各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单一国家反制力量有限，联合各国从多维度协同削弱美国经济实力成为必然选择。
本文结合1970年代联合反制美国霸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重点综述三大核心反制方法：以美国苹果公司为示范，联合各国分高、中、低三梯度联盟限制美国产品，形成可复制的精准反制模式；联合各国回收美国在全球的资本资产，结合俄罗斯、伊朗、欧盟、日韩等不同联盟国家的美国资产存在与离开情况，分梯度推进资本剥离；联合各国推进去美元化，依托三梯度联盟格局，动摇美国经济霸权核心。
三大方法协同发力，形成“贸易端围堵、资本端剥离、货币端瓦解”的三重打击，可有效削弱美国经济实力、瓦解其霸权体系，同时推动全球多极化发展，为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威胁、维护全球公平公正的经济秩序提供实践路径。我们应当率先加大行动，主动引导脱钩美国经济，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
一、引言：2026年美国单边主义威胁与各国安全危机
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政治版图正经历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剧烈的震荡。美国政府一系列单边主义行动，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大国关系，更对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的国际秩序构成了根本性冲击，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全球安全危机。
1.1.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与“总统绑架”事件
根据全球多家媒体报道，2026年1月初，美国政府发起了一项针对委内瑞拉的代号为“正义之爪”的军事行动。行动中，美国特种作战部队与情报机构人员突袭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将委内瑞拉现任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强行控制，并迅速押送至美国纽约。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公开宣布，此次行动旨在打击与马杜罗政府相关的“国际贩毒网络和恐怖主义活动”，并将其定义为一次成功的“抓捕”行动。
然而，国际社会普遍将此事件定性为一次非法的“绑架”和对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略。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国政府以及多个国际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军事侵略和“绑架”行径，称其严重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总统。委内瑞拉政府更将其视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并誓言抵抗。此事件标志着美国对中南美洲的干预政策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阶段，其手法之直接、粗暴，远超1989年入侵巴拿马抓捕诺列加等人尽皆知的历史案例。
1.2. 美国对格陵兰日益公开的领土野心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再次将其地缘政治目光投向了北极的关键战略要地——格陵兰岛。特朗普总统在多个场合“重新提及兼并格陵兰岛的言论”，宣称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有必要将这个丹麦的自治领地纳入美国版图。尽管格陵兰和丹麦政府均明确表示“格陵兰是非卖品”，并强调其领土完整与不可侵犯性但美国的持续施压和其所谓的“门罗主义”新变种（Donroe Doctrine）的提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可能采取非和平手段实现领土扩张的深切忧虑。美国的意图被广泛解读为企图以“中国威胁”为借口，实现对北极航道和丰富资源的绝对控制。
1.3. 国际秩序的崩溃与合法性危机
美国在委内瑞拉和格陵兰问题上的行动，共同指向了一个核心问题：现行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正面临空前危机。批评者普遍认为，美国的行为系统性地违反了以下基本国际法准则：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使用武力）：对委内瑞拉的军事行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不符合国际法关于自卫权的严格定义，构成非法使用武力。
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原则：强行进入他国领土并掳走其国家元首，是对国家主权最严重的侵犯。对格陵兰的领土主张则直接挑战了既有的国际边界和法律框架。
不干涉内政原则：美国的行动是对委内瑞拉内政的极端干预，开创了极其危险的先例。
国家元首豁免权：根据习惯国际法，在任国家元首享有属人管辖豁免，美国国内法院对其进行审判的合法性受到广泛质疑。
面对国际社会的谴责，美国政府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其主要理由——如马杜罗政权的“非法性”以及所谓的“西半球资源分配不公”——被认为缺乏国际法依据，更像是一种为单边行动服务的政治托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对加拿大、古巴等六国进行了威胁。这使得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传统盟友，开始深刻怀疑美国作为全球秩序“维护者”的资格与意愿，更是担心美国已成为威胁各国国家安全的最大来源。
1.4. 美国单边主义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围绕 “维护自身经济霸权、遏制他国发展” 展开，核心可概括为以下 5 点：
贸易领域：滥用关税壁垒，针对多国核心产业加征惩罚性关税，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无视国际贸易规则，破坏全球贸易协同。
科技领域：垄断高端技术出口，遏制他国科技产业升级，打压华为、鸿蒙等非美国科技力量，通过技术封锁维护自身科技产业垄断地位。
资本领域：利用海外资本渗透控制他国核心产业，依托跨国企业全球布局掠夺海外收益，同时通过资本管控、制裁等手段，干预他国资本流动。
货币领域：滥用美元霸权，通过利率控制货币发行量，收割他国，依托石油美元体系绑定全球能源贸易，收割新兴市场国家财富；通过切断美元结算渠道，对他国实施经济制裁。
国际合作领域：奉行“美国优先” 原则，退出多项国际经济相关协议，破坏全球协同发展格局，拒绝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多边协商，单边推行有利于自身的经济政策。
1.5研究问题提出
在此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弥漫着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和对现有美元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极度不信任。当规则制定者和体系核心国家本身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时，威胁各国经济与国家安全，其他国家如何进行反制？
众所周知，美国肆无忌惮地推行单边主义，其主要基础是庞大的军费支持下的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和庞大军队，美国一国军费开支就接近全球所有其他国家总和，这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的。但是，如今的美国经济实力，由于产业空心化，基本不生产工业消费品，更多地是依靠占有其他国家市场和资产，获得市场利润，用于进口各国物资，满足国内需求，例如，仅美国苹果公司在2025年就在全球获得1120亿美元净利润，超过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总产值。
本报告旨在探讨一种终极的、系统性的反制方案：一个联合西方主要工业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广泛联盟，能否通过协同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封锁打击美国经济，从而削弱美国经济实力，打击美国军事能力与霸权。主要手段包括限制美国产品进入各国市场、回收美国资本在各国控制的资产以及去美元化，
在全球科技与地缘政治博弈深化背景下，系统性反制美国单边主义、削弱其经济与军事实力，本质是法律合规、产业协同与地缘政治的综合博弈。联合行动相较单一国家限制，具备议价能力倍增、替代生态互补、风险分散三大优势，可行性与战略价值显著提升，但也面临协调成本、美国反制等挑战。
首先我们以限制美国苹果公司产品为例，分析俄罗斯等国限制苹果的成功实践，将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反制模式”，带动各国对其他美国核心产品采取类似措施，同时联合除美国之外各国通过回购、国有化等方式回收美国资本在各国的资产，以及去美元化，形成“多点打击、全面围堵”的格局，进一步放大对美国经济的削弱效应，最终传导至其军事实力。
二、历史的回响——1970年代的经验与教训
要理解2026年全球联合“去美元化”和“回收资产”等脱钩美国经济这一构想的深刻内涵与巨大障碍，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半个多世纪前的1970年代。那是一个全球经济秩序剧烈重构的时代，其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2.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元霸权的首次崩溃
回顾历史，1944年西方联合提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加上美国以苏联军事威胁为理由，为西方各国提供军事保护，到1961年初，西方十一国同意执行关键的国际货币协定第八条，承诺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让美元可以进入各国外贸市场，才让美元成为西方经济体系的国际货币。
然而，进入1970年代，该体系的基础开始瓦解。美国由于越南战争的巨大开支和国内的“伟大社会”计划，财政赤字急剧扩大，美元发行量远超其黄金储备的支撑能力，从而无法兑现美元可兑换黄金承诺，等于不可能遵守美国主持制定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这导致了全球性的对美元价值的普遍怀疑，加上美国通过印钞，不断买走西方各国产品，导致西方陷入通货膨胀危机。
1971年5月初，西欧各国政府相继发布禁令，要求银行停止兑换美元，从而在对外贸易结算方面停止使用美元，使得美元退出国际货币行列，美国再也不能依靠增发美元来“购买”盟国物资了。这使美国进入严重通货膨胀，在此后十年内，无论以此前的美元发现基础黄金，还是以此后美国金融界宣传的美元霸权基础石油价格计算，都上涨25倍左右，几乎赶上我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了。那时世界各国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即使是英国和日本都不接受美元，美国宣传的美元霸权也就不复存在了。
相反，当时西方各国反而接受人民币结算与中国的贸易，人民币那时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超过60%贸易额。
当时美国不得不同意修订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从而进入浮动汇率时代。这一事件深刻地揭示了美元霸权的脆弱性，即它最终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一旦不能武力镇压反抗，体系便会动摇。当时第三世界产油国联合起来，禁售石油给美国，同时大幅度提价，导致美国进入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美元购买力大幅度下降，各国再也不愿持有美元和使用美元结算。
此后直到1981年，由于中国不再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美，才让美国通过武力威胁，重新控制了第三世界产油国的石油资源，大幅度降低了石油价格，同时胁迫第三世界产油国使用美元结算，才部分恢复了国际贸易中的美元支付。
2.2. 第三世界国家的觉醒：国有化浪潮与资产回收实践
与美元体系动荡相呼应的，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和经济独立意识的空前高涨。它们将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关键产业视为摆脱新殖民主义剥削、实现真正独立的核心任务。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有化运动（Nationalization）——即对外国资产的回收——在亚非拉地区全面展开，并在19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
领域与规模：这场运动主要集中在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领域。中东产油国纷纷对西方石油公司的资产采取行动，如利比亚、伊拉克在1970年代初的国有化，以及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对外国石油垄断资本采取的参股和国有化措施 。在拉丁美洲，智利于1971年将美国的铜矿公司收归国有，委内瑞拉和秘鲁也对本国的石油和矿业进行了国有化。
方式与手段：各国采取了多样化的资产回收方式，包括直接没收、支付一定补偿的征收、强制收购外资股权、提高资源税率以及限制新的外资进入等。
法理依据：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主张“国家对其自然资源拥有永久主权”的原则，认为国有化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在补偿问题上，它们挑战了西方国家坚持的“及时、充分、有效”的赔偿标准，提出了更为灵活的“合理补偿”原则，甚至主张可以扣除外国公司在过去攫取的“超额利润”。
这场国有化浪潮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资产回收行动，它实质性地改变了全球资源产业的格局，削弱了西方跨国公司的控制力。
2.3. “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与协调努力的局限性
在具体行动之外，第三世界国家还试图在理念和制度层面进行更高层次的协调与抗争。1974年，在阿尔及利亚的倡议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这一“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核心诉求包括：维护各国对本国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改革不平等的国际货币体系、加强对跨国公司的监管等。
不结盟运动（NAM）和七十七国集团（G77）成为推动新国际经济秩序的主要平台。例如，1976年的科伦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就明确呼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新的融资机构，以挑战由英美主导的布雷顿森林机构。这些努力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前所未有的团结姿态和集体议价能力。
然而，尽管声势浩大，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倡议最终未能实现其宏伟目标。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
内部协调困难：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具体利益诉求差异巨大，难以形成持久统一的行动纲领。
发达国家的抵制：西方工业化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机构中的主导地位，对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诉求进行了有效抵制。
债务危机的冲击：1980年代初美国借助武力重新控制了石油等资源，压低了全球市场上资源类产品物价，从而降低了第三世界国家外汇收入，最终引爆了19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深陷债务泥潭的发展中国家被迫接受IMF和世界银行附带严苛条件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包括私有化、贸易自由化和紧缩政策，这使得它们非但未能建立新秩序，反而进一步被整合进由西方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体系中。
2.4. 西方国家的回应与体系维护
面对美元体系的动荡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挑战，西方国家内部也进行了复杂的互动与调整。一方面，西方各国停止接受美元，推动美国在1970年代推行“弱美元”政策，从而贬值赖账，减轻了对西方债务的实际价值，却加剧了全球通胀和汇率波动。另一方面，主要工业国（后来的G7）加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通过共同干预外汇市场等方式试图稳定金融秩序。
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国家曾与其合作推动“回收外国资产”。恰恰相反，西方国家的主要目标是维护现有体系的稳定和自身的核心利益。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参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协调 ，但这更多是为了防止债务危机蔓延，而非对新国际经济秩序诉求的响应。总体而言，西方国家通过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军事威胁，成功地化解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集体挑战，并最终在1980年代巩固了一个更为深化和灵活的、但依旧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
2.5. 1970年代的教训总结
回顾1970年代，我们可以为当前危机提炼出几条关键教训：
资产回收是一把双刃剑：单方面、大规模的国有化行动虽然能在短期内实现对本国资源的控制，但往往会引发与资本输出国的激烈冲突，面临政治报复、经济封锁和技术断供的风险。补偿问题是国际争端的焦点。
政治协调必须有经济实力支撑：像新国际经济秩序这样的宏大政治倡议，若缺乏强大的、独立的经济和金融实力作为后盾，最终很容易在既有权力结构和经济危机面前瓦解。
关键变量的差异：1970年代与2026年的一个根本不同在于，当时缺乏一个能够与美国在经济体量上相抗衡的替代性力量。当时中国主要依靠输出反抗压迫思想，推动各国民众各自行动，反抗美帝霸权，很难协调各国，也无法限制各国使用美国控制下的西方产品。如今，中国的崛起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集团的形成，为构建替代体系提供了1970年代所不具备的物质基础，又可以替代美国产品，同时通过货币互换等手段协调行动。
这些历史教训，将是我们评估当前联合反制美国经济行动可行性的重要参照。
三、联合各国限制苹果产品的示范作用：构建反制美国产品的“可复制模式”
联合各国限制美国核心产品出口，是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削弱其经济实力的“低成本、高可行性、易落地”的核心方法之一。美国苹果公司作为全球市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美国科技企业，其产品覆盖全球市场，背后关联着美国本土数千家供应商，形成了完整的“苹果产业链”，以苹果公司为例，能够清晰展现联合各国限制美国产品的可行性与核心作用，同时为限制其他美国产品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模式。
从可行性来看，联合各国限制美国苹果公司产品，具备“联盟基础、法律支撑、替代保障”三大核心条件，结合各国与美国的利益关联，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可行性联盟，形成梯度推进的格局：
高可行性联盟（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受制裁国家）：从2023 年至 2025 年，俄罗斯逐步扩大禁令范围，从禁止公务员使用 iPhone，扩展至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机构在 2025 年前转而使用国产软件，到全线禁售，旨在切断与美国情报系统的潜在关联。伊朗的限制主要通过法律与经济手段来迫使用户退出苹果生态，主要手段包括在政府数据库中强制注册，高关税等。由于与美国单边主义矛盾尖锐，反美政治共识高度一致，且具备完善的法律依据与成熟的替代生态，完全禁止苹果公司产品可行性接近90%。同时，华为、小米、三星等非美国品牌能够快速承接苹果的市场份额，避免市场空缺，保障限制措施的顺利推进。
中可行性联盟（欧盟、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欧盟已强制要求苹果开放其iOS系统，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的存在，并支持外部支付方式。这直接冲击了苹果赖以获取巨额利润的“苹果税”（App Store佣金）商业模式。苹果为此已多次被处以数十亿欧元的巨额罚款。欧盟还利用市场准入规则，迫使美国科技巨头放弃其专有技术壁垒，从而降低消费者成本、减少电子垃圾，并削弱其对配件生态的控制力。欧盟的做法为多国效仿，如印度、巴西等国。它们对美国单边主义态度分化，部分国家依赖美国市场与技术，但也存在反制需求，可行性约55%-65%。此类国家借鉴欧盟反垄断、印度加征关税的实践，针对苹果公司的违规行为，采取精准限制措施——如欧盟强制苹果开放侧载、降低应用商店抽成，印度对苹果产品加征20%-30%关税，东南亚各国限制苹果产品进入政府采购领域；同时，借助本土品牌与欧洲、亚洲品牌的协同，逐步降低对苹果产品的依赖，实现“精准反制、风险可控”。
低可行性联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美国核心盟友），受美国军事、经济深度捆绑，对美国产品依赖度较高，可行性低于50%。此类国家虽受美国单边主义的间接影响，因经济依赖而有很多顾忌，但美国吞并加拿大的主权威胁，迫使它们采取行动，最近加拿大总理频繁表达了脱离美国经济体系的计划，并与中国签订协议，推动实施，从而也有很大可能性。尤其其他国家与美国经济脱钩，导致美国必然像1970年代产生严重通货膨胀，继续接受美元，必然引入美国通货膨胀。
各国联合起来，更大程度限制苹果产品，例如，统一制定高关税；统一制定本国市场禁售苹果产品等选择，可以大幅度提高对苹果产品的打击力度，从而削弱美国经济实力。从作用来看，联合各国限制苹果公司产品，不仅能够直接打击苹果公司本身，更能形成“示范效应+产业链传导效应”，带动各国对其他美国核心产品采取类似措施，全面削弱美国经济实力，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
一是“直接打击美国核心企业收益”，苹果公司全球营收的60%以上来自海外市场，联合限制后，其全球营收将骤降60%，利润大幅缩水，直接影响美国科技产业的营收与税收，进而限制美国科技研发投入；二是“撬动美国产业链连锁反应”，苹果公司背后关联着高通、康宁玻璃、英特尔等美国本土数千家供应商，苹果订单减少将直接导致这些供应商收缩产能、减少研发投入，进而影响整个美国科技产业链的活力，加剧美国产业空心化；三是“形成示范效应，推动全面围堵”，限制苹果公司的成功实践，将形成“精准打击+合规背书+替代保障”的可复制模式，带动各国对微软、高通、特斯拉、波音等其他美国核心产品采取类似限制措施，形成对美国科技、消费、军工、能源农业等支柱产业的全面围堵，进一步放大经济打击效果。
更进一步来看，联合限制苹果并非孤立的市场行为，而是为各国反制美国单边主义、打击美国经济提供了“低成本、高收益、可落地”的示范模板，其核心示范价值体现在“模式可复制、共识可凝聚、效果可验证”三大层面，为后续针对其他美国产品的限制行动、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产奠定基础。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不同，当时西方各国接受美国的军事保护，无法摆脱美国控制，加上在经济上是各种产品不可或缺的供应者；如今美国才是西方各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过去的苏联早已崩溃，继承的俄罗斯实力羸弱，早已无法威胁西方各国安全了；加上经济上中国制造业早已超过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之和，基本可以全方位替代美国产品，使得全球经济去美国化成为可行的选择。
3.1 示范核心：形成“精准打击+合规背书+替代保障”的可复制逻辑
联合限制苹果的核心逻辑——以法律为依据（反垄断、数据安全、消费者保护）、以精准打击为手段（不全面禁售，聚焦违规行为）、以替代生态为支撑（提前培育非美国产品）、以联合协同为保障（多国联动规避反制），完全可复制到其他美国核心产品，同时为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产提供“合规化、协同化”的思路借鉴。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低成本、低风险、高针对性”：无需引发全面贸易战，即可精准打击美国经济支柱产业，同时通过合规背书降低国际舆论压力，借助联合协同规避美国单一反制，通过替代保障避免市场混乱，这一逻辑为后续限制微软、高通、特斯拉等美国产品，以及回收美国资本资产提供了直接参考。
例如，苹果因“数据跨境传输”“生态垄断”被联合限制，这一逻辑可直接套用在微软（捆绑销售Office与Teams涉嫌垄断）、高通（收购Autotalks未依法申报经营者集中，涉嫌反垄断违规）等企业身上——均以反垄断、合规经营为法律依据，精准限制违规行为，而非全面禁售，既符合各国法律规定，又能有效打击企业核心利益，与苹果限制模式形成闭环呼应；而回收美国资本资产，也可借鉴这一逻辑，以“国家安全”“资本合规”为法律依据，精准回收涉及关键领域（科技、能源、军工）的美国资本资产，而非全面驱逐美国资本，平衡反制效果与市场稳定。
3.2 示范效应：凝聚反制共识，降低参与门槛
苹果作为全球知名度最高、市值最大的美国科技企业，联合限制苹果的成功实践，将打破各国“单独反制必遭报复”的顾虑，形成“联合反制更具底气”的共识，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反制阵营，这一效应同样适用于联合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产。具体而言，示范效应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信心示范”：俄罗斯、中国等国联合限制苹果后，未出现市场空缺、供应链断裂等问题，反而实现了数据安全自主、产业替代升级；瑞典、丹麦等国已率先通过抛售美债的方式剥离部分美国资本资产，英国养老基金也在缩小对美国股票的风险敞口，这些实践将让欧盟、印度、东南亚等摇摆国家看到“联合反制（产品限制+资本回收）的可行性与收益”，降低其参与联合限制其他美国产品、回收美国资本资产的政治与经济顾虑；
二是“经验示范”：联合限制苹果过程中建立的“法律协同机制”“联合执行平台”“替代生态协同模式”，可直接复用至其他美国产品的限制行动，同时为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提供机制参考，减少各国重复谈判、重复布局的成本，大幅提升联合行动的效率。
3.3 示范延伸：撬动美国产业链连锁反应，放大经济打击效果
苹果并非孤立的企业，其背后关联着美国本土数千家供应商（如高通芯片、康宁玻璃、英特尔处理器），形成了完整的“苹果产业链”。联合限制苹果，不仅打击苹果本身，更会倒逼其供应链企业收缩产能、减少研发投入，进而影响整个美国科技产业链的活力——这一“产业链传导效应”，将为后续限制其他美国产品、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产提供“以点带面”的示范：通过限制某一核心产品、回收某一关键领域美国资本，撬动其背后的美国产业链与资本链，实现“打击一个、影响一片”的效果，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的整体韧性。
例如，联合限制苹果导致高通芯片在苹果供应链中的订单大幅减少，将直接影响高通的营收与研发能力，而高通作为美国芯片产业的核心企业，其衰退将进一步影响美国5G、AI芯片等领域的竞争力，这与后续限制高通芯片本身形成“双重打击”；而回收苹果、微软等美国科技企业在各国的子公司、研发中心等资产，将直接切断其全球研发与生产布局，与产品限制形成协同，叠加效应显著。同时，瑞典、丹麦抛售美债的行为已引发欧洲资本对美国资产的担忧，后续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将进一步放大这一效应，冲击美国资本的全球布局。
四、限制美国产品的作用：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
联合限制苹果的示范作用，叠加对微软、高通、特斯拉、波音等美国核心产品的延伸限制，将形成“多点打击、产业链联动、全面围堵”的格局，其叠加效应远超单一产品限制，对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打击将呈现“几何级放大”：
4.1 经济层面：全面冲击美国支柱产业，削弱经济韧性
苹果、微软、高通、特斯拉、波音、能源农业类产品合计贡献美国GDP约3.6%，联合限制后，这些产业的营收将平均下降40%-50%，加上放大效应，直接导致美国GDP增速下降5-10个百分点；同时，产业链连锁反应将带动美国本土数千家供应商衰退，研发投入缩减，资本市场动荡（科技股、农业股、能源股暴跌），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冲击（出口减少导致美元流动性收紧），美国经济的复苏能力将大幅下降。
更关键的是，这些产业的衰退将直接影响美国的税收收入（科技、能源、农业是美国税收的核心来源），导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扩大，进而限制其在教育、基建、科技研发等领域的投入，形成“经济衰退→税收减少→投入缩减→进一步衰退”的恶性循环。
4.2 军事层面：切断“经济-军工”联动链条，削弱军事优势
美国军事实力的核心支撑是其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美军每年7000多亿美元的军费，主要来自科技、能源、军工企业的税收；美军的先进装备（如无人机、战斗机、指挥系统），依赖苹果、微软、高通、波音等企业的技术支持。以军事威胁为理由，直接打击美国的军事能力，有利于受到美国军事威胁国家，包括美国盟友支持。
联合限制后，美国科技、能源、军工企业营收暴跌，税收减少，将直接导致美军费投入能力下降（预计军费将缩减20%-30%）；波音、高通等军工关联企业的研发投入缩减，将延缓美军装备的更新换代，装备研发周期延长、成本上升；苹果、微软的数据安全限制，将削弱美军的情报收集能力（无法通过苹果、微软设备收集全球数据）；波音军工产品出口受限，将影响美国的军事影响力，其全球军事基地的装备补给也将面临困难。
例如，高通芯片研发投入缩减，将影响美军无人机的芯片性能；波音产能收缩，将延缓美军运输机的交付；微软技术支持受限，将影响美军指挥系统的稳定性，这些都将直接削弱美军的全球作战能力。
4.3 地缘政治层面：瓦解美国“技术-经济-军事”霸权体系
联合限制苹果及其他美国产品的示范作用，将进一步凝聚全球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共识，更多国家将加入联合限制阵营，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将出现裂痕（如欧盟可能逐步脱离美国的科技与军事捆绑）；同时，替代生态的崛起（鸿蒙、华为、比亚迪、空客等），将打破美国的技术与市场垄断，推动全球科技、经济、军事格局向多极化转型，美国的全球话语权将大幅下降，其“技术霸权→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的闭环体系将逐步瓦解。
4.4、风险应对：针对延伸限制的额外应对策略
针对其他美国产品的延伸限制，将面临美国更激烈的反制（如针对联合国家核心产业的贸易报复、技术封锁），需在原有风险应对基础上，补充以下措施：
强化替代生态韧性：针对微软、高通、波音等产品的替代缺口，联合投资研发高端替代产品（如鸿蒙企业版替代微软Office企业版、中国商飞C929替代波音787），与全球供应商合作，完善替代产品的供应链，避免“替代依赖单一国家”；
差异化反制：针对美国不同产业的反制，采取“精准对等”反制——如美国对联合国家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联合国家则对美国特斯拉、波音加征同等关税；美国限制联合国家芯片出口，联合国家则限制美国大豆、页岩油进口，最大化降低反制损失；
扩大联盟范围：重点争取欧盟、印度等中可行性联盟国家，针对其核心诉求（如欧盟的反垄断、印度的产业升级），调整延伸限制措施，吸引其加入，扩大联合阵营的市场规模与议价能力，进一步规避美国反制风险。
五、联合各国回收美国资本在各国资产的可行性与经济打击作用
联合除美国之外各国，通过回购、国有化、股权收购、强制出售等方式回收美国资本在各国的资产，是继限制美国核心产品之后，反制美国单边主义、削弱其经济实力的另一核心手段。但我们首先要停止资本项金融开放，从而禁止让美国印钞，就可以兑换本国货币，进入资本市场。这本是各国天然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但冷战结束后，很多国家试图融入美国经济，分享美国经济体系带来的好处，从而向美国开放金融，其恶劣后果是大量经济资源被美国印钞买走控制，从而在经济上变成美国附庸和殖民地，不得不接受美国在经济等方面的掠夺和压迫，同时也成为支撑美国经济实力的棋子和对外侵略的帮凶，如今迫切需要摆脱这种命运。
与产品限制聚焦“贸易端”不同，资本回收聚焦“资本端”，直指美国经济的核心命脉——全球资本布局与海外收益，其可行性同样基于“政治共识+法律支撑+经济实力+产业承接”四大维度，打击作用将与产品限制形成协同叠加，进一步瓦解美国“资本-技术-经济”的霸权闭环，同时可依托瑞典、丹麦抛售美债等现有实践，降低实施门槛。
5.1 可行性分析：基于联盟梯度的分层评估
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的可行性，核心取决于参与国的“政治共识一致性、法律依据充足性、经济承接能力、产业替代水平”，结合美国资本海外布局特点（主要集中在科技、能源、金融、制造业领域），延续前文“高、中、低可行性联盟”分类，结合搜索案例具体分析如下：
高可行性联盟：政治共识强、法律完善、承接能力充足（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受制裁国家）：
自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对俄实施极限制裁，俄罗斯通过国有化、权益转移等方式回收美国资本资产，不仅将从国外租赁的数百架欧美客机（含大量美国租赁公司资产）全面国有化，还阻挠埃克森美孚出售萨哈林岛1号项目股权，将相关权益转移至俄罗斯实体，截至2025年1月，已有近500家跨国企业（含大量美国企业）完全撤出俄罗斯，剩余少量留守的美国关联企业（多为食品领域）也大幅缩减业务规模，美国资本在俄布局已基本瓦解。
伊朗境内，美国资本曾在能源、金融领域有一定布局，制裁前美国部分能源企业参与伊朗油田开发，美国银行也有少量金融合作业务，但2012年国际社会加强对伊制裁后，美国资本逐步撤离，尤其是美国将伊朗多家银行踢出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全面禁止对伊投资后，美国资本已基本退出伊朗市场。伊朗通过全面停止美元结算、国有化相关关联资产等方式，彻底清除美国资本渗透，同时推进本土产业替代，进一步阻断美国资本重新进入的可能。
中国则通过限制美国资本进入核心科技领域、回购违规布局资产等方式，逐步压缩美国资本布局空间，与俄、伊形成协同，为联合回收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美国在中国大陆的直接投资仅有1862亿美元，但美国通过第三国和我国香港投资大陆，实际是我国外来投资主要来源。
此类联盟与美国单边主义矛盾尖锐，政治共识高度一致，且具备完善的法律依据、充足的经济实力与成熟的产业承接能力，可行性接近90%。可优先回收涉及科技（芯片、AI）、能源（油田、电网）、军工关联（零部件制造）的美国资本资产，采用“政府牵头回购+本土企业收购”结合的方式，比如中国回购苹果在华组装工厂股权，俄罗斯收购美国雪佛龙在俄油田资产，同时借鉴瑞典丹麦的经验，逐步剥离美国金融资产（美债、美股。
中可行性联盟：政治分歧大、法律不完善、承接能力不均（欧盟+印度+东南亚+中东等）：
目前欧盟仍是美国主要投资地区，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2024年底统计数据，对欧洲投资约2.66万亿美元，约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40%。因依赖美国市场与技术，且欧盟内部反制态度分化，未出现大规模美国资本撤离，多数美国资本仍维持核心布局，仅高风险、违规资本逐步退出。
美国对印度、巴西和中东直接投资分别为585，880和921亿美元，巴西推进去美元化，美国金融资本建设，其他国家撤出资本很少。
此类联盟对美国单边主义态度分化，部分国家依赖美国资本与市场，但也存在反制需求（如欧盟反垄断、印度产业升级），且已有部分资本剥离实践，可行性约55%-65%。
核心优势：
市场与资本规模：欧盟、印度、东南亚是美国资本海外布局的核心区域，仅先锋领航一家美国资产管理公司，其在美国以外地区的资产规模就已突破1万亿美元，联合回收可形成“资本围堵”，美国无法轻易放弃；
已有实践基础：瑞典最大私人养老基金阿莱克塔在过去一年内出售大部分美债，丹麦“学界养老基金”抛售1亿美元美债，英国养老基金也在缩小对美国股票的风险敞口，为联合回收进行准备；
部分国家承接能力较强：欧盟有空客、西门子等企业，印度有塔塔集团，可承接部分美国资本资产（如波音在欧零部件工厂、微软在印分公司）。
核心制约：
政治分歧：欧盟部分国家（德国、法国）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特朗普强硬要求占有格陵兰，极大削弱了同盟关系；印度依赖美国投资与技术，虽然中欧可替代，印度出于多方面制约考虑，难以形成“全面回收”共识，仅能聚焦“违规资本”“高风险资本”回收；
经济承接不均：东南亚、中东部分国家经济实力薄弱，缺乏足够资金回购资产，且本土产业无法承接高端领域美国资本资产（如美国芯片研发中心）；
法律协同不足：各国外商投资、资产回收相关法律不统一，难以形成联合执行标准；
资本依赖：部分国家（如爱尔兰）依赖美国科技企业投资带动就业，回收可能导致短期就业压力。
实施路径：
采用“精准回收+逐步推进”策略，优先回收存在违规行为（如反垄断违规、数据泄露）的美国资本资产（如微软在欧违规子公司、高通在印垄断性资产），借鉴瑞典丹麦的经验，逐步减持美国金融资产；同时，联合各国建立“资产回收基金”，帮扶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缓解资金压力。
低可行性联盟：政治捆绑深、承接能力薄弱（日韩+英澳加等美国盟友）：
美国对日韩直接投资约800亿美元；对英澳加分别为10250、1862和5000亿美元，未出现任何大规模美国资本撤离现象。此类联盟受美国“军事-经济-技术”深度捆绑，对美国资本依赖度极高，且缺乏资本剥离的动力，可行性低于50%。
核心障碍：
军事同盟制约：美国可通过军事援助、贸易优惠、制裁威胁等手段，阻止其回收美国资本资产，相较于瑞典丹麦的自主决策，此类国家缺乏独立的政策空间；
资本与产业依赖：日本、韩国的科技、制造业高度依赖美国资本与技术（如苹果供应链、高通芯片投资），美国资本资产占其核心产业比重超30%，回收将导致产业瘫痪、就业锐减；
承接能力薄弱：本土企业无法全面承接美国资本资产（如微软在日研发中心、波音在澳维修基地），且缺乏足够资金回购，需要引入外来资本；
金融绑定深：此类国家多持有大量美债，且股市与美国资本市场高度联动，难以像瑞典丹麦那样主动抛售美债。
可行空间：
仅能在“合规审查”层面进行有限限制（如要求美国资本企业遵守本土数据安全法），无法开展大规模资产回收，最多借鉴瑞典丹麦的经验，小幅减持美债，难以形成反制合力。它们需要评估，是否与美国经济脱钩，才能采取更多行动，
5.2 对美国经济的核心打击作用（与产品限制形成协同叠加）
如果高可行性联盟+中可行性联盟联合开展资本回收行动，将从“资本端”对美国经济形成致命打击，与“产品端”的限制措施形成“双重围堵”，打击效果远超单一行动，结合搜索案例，具体体现在五大层面：
（1）直接减少美国海外资本收益，重创美国核心财政来源
美国经济高度依赖海外资本收益，美国跨国企业（苹果、微软、波音、先锋领航等）的海外营收占比普遍超40%，其中先锋领航一家的海外资产就达1万亿美元，美国资本在全球的资产收益（股息、利润、租金）每年超2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8%以上，是美国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占联邦税收的15%）。禁止它们进入海外市场，将大幅度降低它们的销售收入和利润；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将直接剥夺美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所有权与收益权，比如回收苹果在华工厂、微软在欧子公司、先锋领航在海外的资产，预计将导致美国海外资本收益每年减少6000-8000亿美元，直接导致美国联邦税收减少1000-1500亿美元，进一步扩大美国财政赤字，限制其军费与科技研发投入。同时，瑞典、丹麦抛售美债、英国减持美股的行为，将导致美国资本市场流动性收紧，进一步压缩美国资本的海外收益空间。美国控制的我国互联网公司股份，是我国网络意识形态主要平台，收回它们的关键作用，对我国意识形态控制具有关键作用。对比美国对美国资本控股的tiktok公司的打压，我们早该收回它们。
（2）倒逼美国跨国企业收缩全球布局，引发美国本土产业链崩塌
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依赖其“全球资产布局+全球供应链”，比如苹果依赖海外工厂（中国、印度）进行生产，微软依赖海外研发中心（欧盟、印度）进行技术创新，波音依赖海外零部件工厂（欧盟、日本）进行组装，先锋领航依赖海外资产布局获取收益。联合回收其海外资产，将直接切断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生产、研发与收益链条，倒逼其收缩全球布局，撤回本土。而美国本土产业链已高度空心化（如芯片制造、电子产品组装依赖海外），企业撤回后无法快速重建本土供应链，将导致美国本土产能暴跌、产品短缺、价格暴涨，引发产业链崩塌——比如苹果撤回海外工厂后，iPhone产能将下降70%，价格将上涨50%，进一步打击美国消费市场与企业利润。同时，先锋领航等资产管理公司的海外资产收缩，将导致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影响力下降。
（3）冲击美国资本市场，削弱美元霸权地位
美国资本市场（股市、债市）高度依赖海外资本与海外资产支撑，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资产收益是其股价稳定的核心支撑，而美债的稳定则依赖海外国家的持有。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将引发全球投资者对美国跨国企业的信心危机，导致苹果、微软、先锋领航等企业股价暴跌，进而引发美国股市动荡（预计道琼斯、纳斯达克指数将下跌20%-30%）；同时，借鉴瑞典、丹麦抛售美债的经验，联合国家大规模抛售美债、减持美股，将导致美元大幅贬值（预计贬值15%-20%），削弱美元在全球贸易、储备中的主导地位——美元霸权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核心，美元贬值将直接导致美国无法通过“美元收割”全球财富，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的全球主导力。
（4）减少美国资本外流，遏制美国科技与产业升级
美国过去几十年的科技与产业升级，依赖其“资本外流+全球套利”——通过向海外输出资本，获取廉价劳动力、资源与市场收益，再将收益回流本土，投入科技研发与产业升级。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将切断美国资本的“海外套利-本土回流”链条，导致美国资本外流大幅减少（预计减少50%-60%），本土研发投入与产业升级资金短缺。比如，高通、苹果的海外收益减少后，其本土芯片、AI研发投入将缩减40%以上，延缓美国科技升级进程；先锋领航等资产管理公司的海外资产收缩，将导致美国金融资本无法通过全球布局获取收益，进一步制约本土产业投入。
（5）带动全球“去美国资本化”，瓦解美国资本霸权
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的示范作用（如俄罗斯国有化、中国回购、瑞典丹麦抛售美债），将带动更多国家加入“去美国资本化”阵营，比如非洲、拉美国家回收美国能源、农业资本资产，进一步压缩美国资本的全球布局空间。长期来看，将瓦解美国“资本霸权”——美国无法再通过资本渗透，控制其他国家的核心产业与经济命脉，无法再通过资本套利维持本土经济繁荣，其“技术-经济-军事”霸权的闭环将彻底断裂，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将大幅下降。
（6）美国海外收入减少，更大问题是无法利用以前获得的外来收入尽快各种消费品，加上去美元化，让美国无法利用美元进口物资，导致美国市场商品短缺，物价飞涨，使得美元价值大幅度降低，推动各国不再接受美元，美元霸权必然终结。
5.3 与限制美国产品的协同叠加效应
限制美国核心产品（贸易端）与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本端），形成“双重围堵、双向打击”的协同效应，其叠加效果远超单一行动：
产品限制打击美国“出口端”，资本回收打击美国“收益端”：产品限制导致美国核心产品出口锐减，营收下降；资本回收导致美国海外资产收益锐减，现金流紧张，两者结合将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利润暴跌、资金链断裂，倒逼企业裁员、收缩产能，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实力；
产品限制推动“替代生态崛起”，资本回收推动“产业自主升级”：产品限制培育了华为、比亚迪、空客等替代品牌，资本回收为这些替代品牌提供了更多资源（回收的美国工厂、技术、市场份额），加速替代生态成熟，推动联合国家产业自主升级，彻底摆脱对美国产品与资本的双重依赖；
双重行动放大地缘政治效应：产品限制+资本回收，将进一步凝聚全球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共识，瓦解美国的全球盟友体系，推动全球科技、经济、资本格局向多极化转型，同时叠加瑞典、丹麦等欧洲国家的资本剥离行动，进一步孤立美国。
5.4 实施难点与应对策略（补充资本回收专属风险）
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除了面临美国反制、联盟协调等与产品限制类似的风险外，还存在自身专属难点，需补充针对性应对策略，同时结合瑞典丹麦的实践经验：
难点1：资金压力大，部分国家无力回购资产；应对：限制美资企业出口许可等措施，降低其价值，推动美资低价出卖；联合建立“全球资产回收专项基金”，由高可行性联盟国家（中国、俄罗斯）牵头出资，帮扶中可行性联盟中资金薄弱的国家（东南亚、中东），同时借鉴瑞典丹麦的经验，采用“减持美债+股权置换”的方式，减少现金支出；鼓励本土企业通过“股权收购+分期付款”的方式，承接美国资本资产，缓解政府资金压力。
难点2：产业承接能力不足，回收后可能导致资产闲置；应对：联合开展“产业承接培训”，提升本土企业的运营、技术能力；推动联合国家之间的产业协同，比如将回收的美国芯片工厂，交由中国、欧盟企业联合运营，共享技术与市场；借鉴先锋领航的资产管理经验，优化回收资产的运营模式，提升资产收益。
难点3：美国金融反制（冻结联合国家海外资产、制裁联合国家企业）；应对：提前建立“资产反冻结机制”，将联合国家的海外资产转移至非美元区域，规避美元结算风险；强化联合国家之间的贸易本币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借鉴瑞典丹麦的应对方式，联合发声驳斥美国的不合理制裁，争取国际舆论支持；同时，以“精准对等反制”回应美国，比如美国冻结联合国家资产，联合国家则冻结辖区内的美国资本资产。
难点4：联盟内部利益分歧大，难以形成统一执行标准；应对：在“联合限制苹果工作组”基础上，增设“资本回收协同小组”，结合瑞典丹麦的实践经验，制定统一的“资产回收标准”（明确回收范围、定价机制、承接要求）；兼顾各国核心诉求，比如欧盟侧重反垄断相关资产回收，印度侧重产业升级相关资产回收，通过利益协商，实现“共识最大化、分歧最小化”。
六、去美元化的可能性及对美国经济的额外打击作用
美元霸权是美国军事实力的关键支柱，是以美国经济为基础，一旦各国经济上与美国脱钩，美元霸权的崩塌也就成为必然。联合限制美国核心产品（贸易端）、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本端）的双重行动，将持续推动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而去美元化作为反制美国经济的重要叠加手段，其可行性与打击作用均与前文策略深度绑定，既是“产品围堵+资本回收”的自然延伸，也是进一步瓦解美国经济霸权的关键抓手，同时可依托瑞典、丹麦抛售美债等现有实践，加速推进落地。
6.1 去美元化的可行性分析
去美元化的可行性核心取决于“联盟协同意愿、美元依赖替代能力、现有实践基础”，结合前文高、中、低可行性联盟分类，结合全球去美元化已有实践，具体分析如下，与资本回收可行性形成呼应：
高可行性联盟：主动推进，可行性接近90%。以中国、俄罗斯、伊朗为核心的联盟，长期遭受美国单边制裁与美元霸权收割，去美元化政治意愿强烈，且已具备成熟的实践基础与替代能力。中国与俄罗斯、东盟等国广泛推进本币结算，占据双边贸易总额的40%以上；俄罗斯将美元资产从外汇储备中大幅剥离，同步推动能源贸易以卢布结算；伊朗全面停止美元结算，与多国建立非美元贸易渠道。同时，此类联盟具备充足的外汇储备与本土产业支撑，可通过“资本回收+减持美元资产”双轮驱动，进一步降低美元依赖，与瑞典、丹麦抛售美债的思路形成协同。
中可行性联盟：被动参与，可行性约60%-70%。欧盟、印度、东南亚等联盟，对美元依赖度呈下降趋势，且存在去美元化的现实需求。欧盟推动欧元国际化，在能源贸易中尝试摆脱美元结算，法国、德国已实现与中国的部分本币贸易结算；印度推出卢比结算机制，用于进口俄罗斯能源、中东石油；东南亚各国加强区域内本币结算合作，降低对美元的依赖。此外，瑞典、丹麦抛售美债、英国减持美股的实践，已为欧盟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但其去美元化进程受美国压力制约，难以实现全面脱离，主要聚焦“降低依赖、分散风险”，与资本回收的“精准推进”策略高度契合。
低可行性联盟：依赖度高，可行性低于50%。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美国核心盟友，受美国军事、经济深度捆绑，外汇储备以美元资产为主，贸易结算高度依赖美元，且其核心产业（如日本半导体、韩国电子）与美国资本、美元结算深度绑定。此类国家虽受美元霸权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影响，但缺乏独立的去美元化政策空间，无法像瑞典、丹麦那样自主抛售美债，仅能在极小范围内尝试分散美元资产风险，难以参与联合去美元化行动，与资本回收的可行性较低形成一致。但1971年8月，日本也停止接受美元，历史经验表明，它们仍然有很大可能去美元化。如今日本，加拿大都深受美国经济压迫，加入全球行动，是摆脱美国经济限制的唯一机会。
综上所述，去美元化的推进呈现“核心引领、中间跟随、边缘观望”的格局，高+中可行性联盟的联合行动，已足以推动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加速，其可行性随着“产品围堵+资本回收”的深化而持续提升——产品限制减少美元结算需求，资本回收减持美元资产，两者共同为去美元化扫清障碍。如果没有美国在海外收入支撑，中国启动去美元化，必然推动美元价值缩水，加快美国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推动各国抛弃美元，导致美元霸权崩溃。
6.2 去美元化对美国经济的核心打击作用（与双重反制形成协同叠加）
美元霸权是美国经济霸权的核心支柱，美国通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实现“印钞收割全球、低成本融资、转嫁经济危机”的目标。去美元化的推进，将从根源上动摇美国经济的核心根基，与“产品围堵+资本回收”形成三重打击，其作用远超单一反制措施，具体体现在五大层面，结合现有案例补充如下：
剥夺美国“印钞收割”能力，加剧国内通胀与财政危机。长期以来，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增发国债的方式，转嫁国内经济压力，依靠全球对美元的需求，稀释债务、掠夺全球财富。去美元化推进后，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大幅下降，美元发行受限，美国无法再通过“印钞”缓解财政赤字、转嫁通胀压力。叠加资本回收导致的海外收益减少、产品限制导致的出口下滑，美国将陷入“财政赤字扩大+通胀高企”的双重困境——美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国内产能不足、产品短缺进一步推高通胀，而财政赤字扩大使得美国政府无法通过增加支出刺激经济，形成恶性循环。据测算，若全球美元储备占比从当前的58%下降至45%以下（去美元化加速推进的合理预期），美国财政赤字率将上升2-3个百分点，通胀率将持续维持在5%以上，进一步削弱美国经济韧性。
推高美国融资成本，制约经济复苏与产业升级。美国政府、企业高度依赖全球资本融资，美债、美元资产的全球需求，支撑美国维持低成本融资环境——美国国债收益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企业融资成本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去美元化推进后，全球各国减持美元资产、抛售美债（如瑞典、丹麦的实践），将导致美债供过于求，收益率大幅上升，美国政府、企业融资成本飙升。这将直接制约美国政府的基建、科技研发投入，同时导致美国企业（尤其是苹果、微软、高通等跨国企业）融资难度增加，研发投入进一步缩减，加剧美国产业空心化、科技升级放缓的困境，与资本回收“遏制美国科技与产业升级”的作用形成叠加。
冲击美国跨国企业核心收益，加剧产业链崩塌。美国跨国企业（苹果、微软、波音、先锋领航等）的全球收益，高度依赖美元结算与美元资产增值。去美元化推进后，全球贸易本币结算比例上升，美元贬值导致美国跨国企业的海外收益换算成美元后大幅缩水——例如，苹果海外营收占比超60%，若美元贬值20%，其海外收益换算后将减少15%-20%；先锋领航海外资产规模达1万亿美元，美元贬值与美元资产减持，将直接导致其资产收益大幅下降。同时，去美元化导致美国企业在全球贸易中的结算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叠加产品限制导致的出口锐减、资本回收导致的全球布局收缩，将进一步加剧美国本土产业链崩塌，与前文“资本回收倒逼企业收缩、产品限制冲击出口”的逻辑形成闭环。
削弱美元全球主导地位，瓦解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美元霸权使得美国能够主导全球经济规则、干预其他国家经济政策——通过美元加息、降息，影响全球资本流动，收割新兴市场国家财富；通过制裁其他国家，切断其美元结算渠道，遏制其经济发展。去美元化推进后，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地位下降，美国无法再通过美元霸权干预全球经济，其全球经济话语权大幅削弱。例如，若全球贸易中美元结算占比从当前的50%以上下降至35%以下，美国将无法再通过切断美元结算渠道实施有效制裁，其经济制裁的威慑力大幅下降；同时，全球各国摆脱美元依赖后，将逐步脱离美国经济捆绑，美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进一步瓦解，与前文“地缘政治层面瓦解美国霸权体系”的逻辑相呼应。
放大双重反制的打击效果，加速美国经济衰退。去美元化并非孤立行动，而是与“产品围堵+资本回收”深度协同：产品限制减少美元结算需求，为去美元化提供需求基础；资本回收减持美元资产，为去美元化提供供给支撑；去美元化则放大两者的打击效果——美元贬值使得美国产品出口竞争力进一步下降（叠加产品限制的关税影响），美元资产减持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动荡加剧（叠加资本回收的冲击），三者形成“贸易收缩→资本外流→美元贬值→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速美国经济实力的削弱。
此外，去美元化的推进还将带动全球“去美国化”浪潮，更多国家将摆脱美国经济捆绑，加入联合反制阵营，进一步孤立美国，与资本回收“带动全球去美国资本化”的作用形成协同，彻底瓦解美国“技术-资本-美元-军事”的霸权闭环。
七、结论：产品围堵+资本回收+去美元化，构建反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完整体系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是惊人地相似。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向世界展示了当中心货币的信用基础动摇时，国际货币体系将经历怎样的动荡与重构。那是一场由美国内部经济失衡引发的、被动的、无序的“去美元化”，加上美国重新恢复军事优势，进而控制了世界经济，通过“石油美元”体系重塑了霸权。
时至今日，我们正处在一场性质截然不同的全球货币变革之中。截至2026年初，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多国联合去美元化努力，是一场主动的、具有明确政治议程的战略行动。其根本驱动力不再仅仅是经济失衡，而是对美国将金融体系武器化、维系其单极霸权的系统性反抗。去美元化的核心结论如下：
可行性：2025年人民币结算跨境收支高达70.4万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64%，超过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额，成为我国主要结算方式。由于美国从不开放人民币结算与兑换，我们停止美元结算和兑换，是对等做法，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中国需要注意美国从中国进口必然萎缩，我们需要提高国内收入和消费应对。
对美国霸权的影响：根本性的削弱。 去美元化进程将直接打击美国霸权的核心支柱。它通过提供绕过美国金融管辖的“替代方案”，将系统性地削弱美国经济制裁的效力，这是美国最重要的非军事外交工具。同时，全球对美元需求的下降将约束美国的财政能力，限制其全球军事和战略部署，从而削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 这条通往多极货币体系的道路将充满挑战。技术整合的难度、多国政治协调的复杂性、以及美国的战略反制，都可能延缓甚至干扰这一进程。替代方案（如人民币、BRICS Pay）自身能否建立起全球信任，将是其能否成功的关键。
总而言之，我们正站在一个全球货币新时代的门槛上。借鉴1970年代的经验，我们深知体系变革的艰难与阵痛。但与彼时不同的是，今天的挑战者们拥有更强的经济实力、更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更先进的技术工具。多国联合去美元化的进程或许缓慢曲折，但其方向是明确的。随着美元光环逐渐褪去，一个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尽管遥远，但已在地平线上显现。这将不可逆转地重塑21世纪的全球权力格局。
本文还建议从联合限制苹果产品开始，基本不影响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行，仅涉及少数人的消费习惯，其对打击美国经济的示范作用，核心在于“构建可复制、可推广的限制模式”，为后续针对其他美国核心产品的延伸限制、联合回收美国海外资本资产提供了信心、经验与机制支撑；而对微软、高通、特斯拉、波音等美国产品的延伸限制，以及联合各国通过回购等方式回收美国资本在各国的资产，则将示范效应转化为“全面打击效应”，形成“贸易端围堵+资本端剥离”的双重格局，结合瑞典、丹麦抛售美债、先锋领航海外资产布局等实践，进一步放大对美国经济的削弱作用。
这种“产品围堵+资本回收”的双重策略，是反制美国单边主义、削弱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最优路径”——既通过产品限制实现“低成本突破”，打击美国出口与营收；又通过资本回收实现“高收益打击”，切断美国海外收益与资本回流链条，同时借助联合协同规避美国反制风险，推动全球科技、经济、资本格局向多极化转型。其中，联合回收美国资本资产，更是直击美国经济的核心命脉，其与产品限制的协同叠加，将彻底瓦解美国“技术-资本-经济-军事”的霸权闭环，还将激化美国内部矛盾，从而引发更大的内斗，削弱美国。
中国在过去一年实施的同美国经济脱钩措施，虽然力度不大，主要包括对美国大豆加征高额关税，停止进口美国液化天然气和禽肉；对美国禁售稀土和锂、钴、镍等新能源矿产等，已经对美国经济产生很大影响，美国通过有选择地呈现现实，其实就是在伪造数据，掩饰通货膨胀与经济低迷。
1970年代中国经济影响很小，仅通过输出意识形态，调动各国反抗思想，加上支援越南抗美战争消耗美国经济与军事实力，就导致美国霸权崩溃，让美国的西方盟友停止接受美元，反而接受人民币。
2022年因俄乌冲突，当时美国以此为理由，逼迫欧盟停止进口俄罗斯能源，转而进口美国高价能源，让美国获利甚为丰厚，但实际效果却使美国和欧盟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率，即使通过修改数据掩饰，最高也超过9%，实际高达18%。
由于过去让美国印钞“买走”中国大量资产获利，让苹果公司拿走中国手机市场80%利润等，如今中国是美国经济的最大支持者。笔者预测，仅在中国境内禁售苹果公司等消费类产品，同时不再接受美元收购中国资产和产品，就能引发美国经济更大危机，包括通货膨胀很可能再次超过10%，加上如今特朗普集团对盟友的欺凌，已经招致普遍的反抗，正在积极向中国靠拢，如英国和加拿大首脑访华，必然加速全球联合实施去美国化进程。
美国早已将中国当作最大战略对手，两党仅在对付中国方面策略存在差别，一派是安抚欺骗中国，企图让中国坐视美国打垮俄罗斯，从而完成对中国孤立后，再对付中国；而特朗普代表的另一派则试图直接联合俄罗斯对付中国。由于实力下降，两派利益争夺加剧，加上交叉上台，使得对付中国策略不断摇摆。如今特朗普压迫盟友与俄罗斯讲和，要吞并格陵兰和加拿大来增加实力，极大地激化了美欧矛盾，也给中国经济脱钩美国带来最好机会。
中国是少数能够抵抗美国军事压力国家，只有我们首先行动，抵御美国军事威胁和经济打击，才能吸引其他国家加入行动。相反，继续留在美国经济体系内，是让美国资本家通过占有我们的市场和资产等产生的利润，从而免费拿走我们的产出，等于给美国输血，帮助美国恢复实力来对付中国。
我们应当尽快行动起来，美国早就禁止华为产品进入美国，我们有什么理由让苹果公司拿走我们手机市场80%以上利润支持美国反华事业？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