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元：浅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革命意义

　　——纪念“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发表70周年 的专辑发行座谈会上的发言

　　引 言

　　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期间，对《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写的按语：“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选第五卷P247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

　　1968年12月21日为《人民日报》编者按加的按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人民日报》12月22日发表

　　这是我们知青耳熟能详的老人家的原话。因为有了这二段指示，才有了历经二十五年、近二千万城市中小学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才有了后来全国各地层出不穷的知青博物馆、纪念馆和老知青们自发组织的一支支各种名称的群众性团体;同时也始终在明里暗里、直接间接地争论着“有悔”和“无悔”。

　　那么知青到农村去是否真能“大有作为”?倒底有没有“必要”?还是从颐若公司编写、发行《董加耕》一书中，知青们熟知的主人翁董加耕说起。

　　上山下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伟大革命

　　1961年5月高中毕业，放弃保送北大哲学系深造的机会，依然回乡务农。随即一股股从亲人到邻里抱怨、责备之风扑面而来。

　　据采访记者透露，有位农村老伯就用旱烟袋敲敲他的后脑壳说：“加耕，人家读书越读越远，你呢，从城里读到乡下，我看你是读书读呆了啊。”董加耕笑了，回答说：“大伯，古话说读书越多越明理，我读了书懂得了要用知识建设新农村的道理，才回家劳动的。”

　　据《董加耕》1961年6月16日的日记记载，我的母亲总是这样说：人家正亚、顺全都做先生，每月拿到钱，问我为什么回来这样吃苦?我回答：先生固然需要人去做，但不能人人去做老师啊!……青年人也应当在斗争中在艰苦中谋求人生的幸福才是。

　　这些责备应该也代表了今天“有悔”者的心声，其实不作为奇。因为从隋朝建立科举制以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头脑里长达1400多年。

　　正如《人民日报》早在1953年12月3日社论里指出：“向目前还不愿意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和阻挠他们参加农业生产的家长进行教育，向支持这种思想因而往往制造这种社会舆论的所有农民进行教育。”因为那时已有不少高小毕业生自发回乡务农，出现了上述《人民日报》批评的反对知青务农的社会思潮。

　　深谙《共产党宣言》中“二个决裂”相互关系的核心思想①，对照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状，毛主席要清除全国人民思想中的封建传统观念，在1955年写下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按语。

　　自此后，到1965年的十年里，陆续有182.28万的知青下乡;到1968年还要再度强调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之后又一个十年，上山下乡知青猛增10倍达1700多万人。表述上从“大有作为”转变为“接受贫下中再教育”，一个有知识文化的城里人反而要去接受没文化的农村人的“再教育”，这是70年来让现在许多董家耕母亲式的人都无法理解，甚至有些人指责，毛主席不重视文化教育。是吗?

　　1944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②既然那么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怎么到1968年反而要初高中已毕业和未毕业的城市学生停止读书升学，赶下农村去呢?看似很矛盾，其实不然。

　　首先，毛主席发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不到一年半的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③

　　毛主席讲的“教育方针”，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方针，而是要把全国人民都培养成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劳动者”，尤其是从旧社会来的掌握一定文化的人，不能使其成为精神贵族。所以首先必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简单说，就是无论官民还是在什么岗位上，都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上，解放前后党的文化教育方针都是一致的。

　　其二，又必须“有文化”。解放前平均文盲率达80%，农村高达95%。人民军队组成成分基本是农民，他们有实践经验，但没有文化。所以强调想要战胜敌人，必须掌握文化。提高军事素养的同时，要把军队里每个人培养成有文化的指战员。当然那时候“文化”的水准基本限于识字率提升。

　　而解放后，生产斗争占据主要地位。五十年代普及了小学，高小毕业就算是“知识分子”了;六七十年代又普及了初中，称为知识青年也名副其实。那么培养的目标就是有文化的劳动者，即达到学历水准普及率的一代劳动者。

　　指战员和劳动者没文化时强调要有文化，有文化时就要强调要劳动(社会实践)，也是党的一贯要求，解放前后并不矛盾。

　　其三，解放后，有了文化就一定能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吗?

　　不可能!在和平环境里青少年时代都是纯学生，以后他们是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乃至各种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却没有实践经验，多数人除是工农的父母、亲属外，与工农接触很少，感情很浅，很容易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觉得有文化比没文化，或学历高比学历低的要高人一头，不愿意成为普通劳动者，这恰是修正主义产生的温床之一。

　　所以当我们这代人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时，毛主席就强调从劳动中取得实践经验的重要性，强调与工农兵相结合“大有作为”时，进一步突出“很有必要”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使有文化者甘愿当普通劳动者，是靠劳动中培养出的“社会主义觉悟”来保证。这就具有中国共产党坚持反修防修，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意义。也是1957年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中培养的劳动者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核心思想。

　　由此可见，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到我们的下一代，知青承载着坚持防修反修、传承红色基因的桥梁作用。根据社会现状越发感到，比起知青赤脚医生、民办教师、农田改良、兴修水利等作为具有更大的“大有作为”，因此上山下乡确是“很有必要”!

　　上山下乡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开辟了道路

　　从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有些人就指责毛主席是知青或初高中生继续深造之路的阻碍者，错!以下我的所见所闻就是铁证。

　　1971年12月下旬，我从湘黔铁路工地上被招工进入西南最大的贵州有机化工总厂。第二年的3月份，车间办事员送来绥阳民兵团二营七连团支部书记骆宏的来信，说上海纺织工业学院到湘黔铁路绥阳民兵团招生，有我的名字，到七连一了解，我已被招工走了。

　　我进厂后的第三年，总厂医院回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内科医生，是1970年国家第一批招生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

　　1973年，总厂学习上海机床厂贯彻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经验④，在省化工厅批准后也办起了七二一大学，我们检修工段的钳工李新建同志被推荐入学。

　　同年6月份，和我下乡同县的同时被招进厂同在水汽车间的上海知青周围，他是水处理工段化验室的化验员，参加了考场设在总厂子弟学校的“高考”，根据工作表现和考试成绩，由总厂教育处推荐到四川大学化工系读本科，与其同考上的约有七、八名工人，1977年初毕业后再回到本厂。

　　……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二点：一是在1970年上山下乡运动高潮中，国务院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始招收大学生，而招收初高中生更早。二是毛主席要革十七年旧教育体制的命。在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的前提下，要求青少年读了有字之书后，须读无字之书，之后再读有字之书，如此循环，不断提升。当然，读有字之书，可以进校学，亦可自学，关键是学用结合，重在实践与总结。

　　如何促成良性循环，就需要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尤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让知识青年投身对落后贫穷农村的改造，还是自身在农村劳动中的历练成长，以后为社会主义各行各业输送合格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都是从上山下乡开始的一场在教育方针上要革“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命，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毛主席想在我国建立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无产阶级教育体制。我们亲身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觉得无上光荣。

　　回顾七十多年前的知识青年思想改造，个人成长之路，毛主席用插队入户、农场的形式，让知青当上几年拿工分的纯农民、拿工资的农业工人、拿枪的屯垦战士，确实让我们后来在全社会各个岗位上，多数成为事业上的创造者，困境中的奋斗者，业绩上的佼佼者，精神中的富有者，退休后的无悔者，后代们的榜样者。也才有了一代知青打上红色烙印的值得永恒骄傲的知青精神。

　　注：

　　①“二个决裂”的原文：“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摘自《共产党宣言》单行本 P44 马克思恩格斯著 人民出版社 1967年重印

　　②《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摘自《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P912人民出版社1964年4月第1版

　　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385 人民出版社 1977年4月第1版

　　④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撰写的编者按：“理工科大学要办，学制缩短，教育革命，走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次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文及按语。

　　同年9月，上海机床厂创办了首所“七二一大学”，设磨床专业，学员52名，学制2年。毕业后返回生产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