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我们应如何看待“方方日记”现象——与胡锡进先生商榷

　　3月19日17时32分，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先生在新浪微博发了一遍文章(全文附后)，谈了他对“方方日记”现象的看法。他认为，“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所以我主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我认为，胡锡进先生的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下面谈两点看法与胡锡进先生商榷。

　　一、“方方日记”现象的实质是什么

　　我认为，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汪芳(笔名方方)写作的“方方日记”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更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具有明显政治目的和错误倾向的文字。

　　1、“方方日记”不仅仅只是叙事风格不同，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不同

　　胡锡进先生认为，“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中国社会有开展这种阅读的传统和自觉。把家和国连在一起思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暗示，爱国主义有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持久动力。然而另一方面，所有人又都是个体的存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需要大量的诉说，而且每一个时期和围绕每一件大事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能够引起共鸣，作家们就是发现、放大这种共鸣的高手。”

　　在胡锡进先生看来，“方方日记”与当代中国宣传文化的主旋律相比，只是叙事风格不同，当代中国宣传文化的主旋律体现的是一种宏大的叙事风格，而“方方日记”则体现的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是一种能够引起一些个人共鸣的叙事风格。

　　我认为，“方方日记”的叙事风格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早就有的一种怨妇风格。只不过，中国古代的怨妇，唠唠叨叨地埋怨的是自己的丈夫与公婆，而“方方日记”怨恨的则是党和政府。从前些年方方的小说《软埋》到今年的“方方日记”，我们从她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中国革命尤其是土改运动的仇恨，看到的是她对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所以，“方方日记”与当代中国宣传文化的主旋律相比，不仅仅只是叙事风格不同，更主要的是思想感情的不同。所以，胡锡进先生认为“方方日记”只是叙事风格不同的看法是不对的。

　　2、“方方日记”不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是基本立场和观点的问题

　　胡锡进先生说，“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对于胡锡进先生的这种说法，我也是不能苟同的。

　　实际上，许多文学作品都是从民间个人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可是由于每个作者基本立场和观点的不同，他们对同样一种事物会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如，穷苦农民出生的高玉宝，在他的作品中，地主是残酷压榨农民的恶人;而祖辈是封建地主的方方，在她的笔下，地主却是被共产党领导暴民搞得家破人亡并夺走财产的乡贤和善人。

　　对于武汉封城期间的情况，方方与许多武汉市民的看法也不一样。许多武汉市民认为，疫情及封城确实给自己带来了一些不便，甚至有亲人被瘟疫夺去了生命，湖北及武汉的某些官员对于疫情的蔓延扩散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完全感受到党和政府对防控疫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以及对武汉人民的关心，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可是我们在方方日记里，却是只看到武汉人民的苦难和对湖北及武汉某些官员的批评，武汉的天空始终是雾蒙蒙的，看不到一点社会主义的阳光。

　　事实证明，与当代中国的许多作家相比，“方方日记”并不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而是基本立场和观点的不同。她不是站在广大武汉人民的立场上来认识看待和记述武汉封城期间的情况，而是站在国内少数对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不满的一些人的立场上来写作她的武汉封城日记。

　　3、“方方日记”现象的实质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治斗争。

　　长期以来，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里始终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近几十年来，这场斗争主要围绕着中国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重大问题进行着。

　　今年我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后，国内的亲西方分子与国际上的反华反共势力遥相呼应、密切配合，他们抓住党和政府工作上的一些缺点特别是疫情初期湖北及武汉某些官员的问题，无限放大，以偏概全，企图以此否定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掀起了一股诋毁抹黑社会主义中国的逆流，“方方日记”和“ 向世界道歉论”等就是这股逆流的代表之作。

　　可是，胡锡进先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却没有认清“方方日记现象”的本质，这是十分不应该的，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方方日记”现象

　　对于“方方日记”现象，胡锡进先生认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我认为，胡锡进先生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错误的。

　　对于如何对待错误的言论和具有错误倾向的作品，毛主席在20世纪50年代有过一系列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一要允许发表，二要批判。

　　第一，要允许发表。

　　毛主席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他特别指出，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不能采取禁止的办法，不能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毛主席还指出，毒草的存在并不完全是坏事，毒草可以化作肥料。他说，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他比喻说，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动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做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做斗争。毛主席认为，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第二，对于错误的思想要进行批判。

　　毛主席同时还指出，“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领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

　　为了帮助人们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判断人们的言论和是非的政治标准，这就是：“(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用毛主席提出的这六条标准来衡量，很明显，“方方日记”是具有严重错误倾向的作品。对于这样的作品，我们完全应当批评，而不能让它到处泛滥。

　　可是，胡锡进先生却认为，我们对于“方方日记”现象要“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要“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这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采取了一种调和主义和折中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看似非常宽容，却是十分幼稚和有害的。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对反马克思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思想采取包容的态度，就会像毛主席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讲的那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一样，一旦让各种错误思想到处泛滥起来，社会主义的中国就会被苏醒泛滥的毒蛇咬死。

　　所以，我在最后非常郑重地奉劝胡锡进先生，请你好好地学习一下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著，尽快抛弃你头脑中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争取早日成为一个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否则，由你来掌管一个重要的官方媒体，我们大家是很不放心的。

　　附：胡锡进在新浪微博文章

　　老胡今天说说“方方日记”现象。中国的抗疫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武汉今天首次实现双零。在出了初期的那么大问题之后，由于全国的倾力帮助，武汉正在走出可怕的疫情，迎来曙光。当我们逐渐看到世界出现一个又一个武汉、甚至更糟糕的情况时，我们对事情的认识在发生变化，我们越来越对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整体表现有了更多的肯定，我们庆幸因为这个国家的强有力作为，疫情后来的发展避免了更坏情况。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我们生活在一个有弱点和缺陷，但终究是了不起的国家里，它比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更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民。

　　然而我想告诉大家，中国永远都会有方方，这与中国做得好与不好没有太多关系。更何况武汉的确经历了巨大的磨难。的确有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了很多普通人的身上，令人不堪回首。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这样的视角永远都存在，而且它尤其是文学最生生不息的源泉。

　　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中国社会有开展这种阅读的传统和自觉。把家和国连在一起思考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暗示，爱国主义有着来自历史深处的持久动力。然而另一方面，所有人又都是个体的存在，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需要大量的诉说，而且每一个时期和围绕每一件大事都会有一些个人的情绪和感受能够引起共鸣，作家们就是发现、放大这种共鸣的高手。

　　宏大叙事、爱国主义与个人悲苦、愁闷的述说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

　　中国的体制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形成了对社会的某种“无限责任”。然而这种“无限责任”又是不可能完全兑现或者做好的，于是出现了对谈论问题和缺陷的敏感。如果从积极角度看，这种敏感也是责任意识的一种表现吧。一些人希望舆论多鼓劲，多弘扬正能量，在抗疫的特殊关头，他们尤其认为应该这样。这种主张有着明显的政治善意，如果在困难当中，大家都昂扬向上，都多看光明，那么抗疫的动员和组织就会更加顺畅，效果也应该更好。

　　然而这与社会的基本规律只是交叉而非重叠的关系，因而不可能做到。每一个人都首先生活在自己的小环境里，个人遇到封城之变时的恐惧与迷惘不会都腾出来，让位给抗疫的集体英雄主义旋律。而且越是局势危急的时候，这样的情绪就越强烈。

　　对这些感受和情绪的存在，社会的主流态度应当是予以尊重，而不是过度警惕。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不应夸大它们存在的意义，也不应放大“方方日记”记录它们并且引起共鸣所意味的东西。武汉在抗疫的早期没有做好，有没有“方方日记”，武汉行动迟缓的事实都摆在那里。后来国家的倾力支援进入了武汉，一天天将局势带向反转，“方方日记”写不写这些积极面，它们的综合效果、包括舆论效果也会逐渐释放出来。

　　应当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方方日记”戳到了集体心理的痛处。当局势好起来之后，尤其是当全球疫情改变了人们的很多认识之后，“方方日记”就会逐渐变成一般的写作。之前个人的小焦虑和公众的大焦虑在“方方日记”这里形成了共振，今后这样的共振焦点将逐渐脱离新冠肺炎、封城这些话题，也移出武汉这个地点。

　　我觉得，这个国家应当接受每一个时期“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时代的画笔总会以它的逻辑把这种颜色调对到整个画面中去，它们会增加真实感，但并不构成画面的重心。想想看，历史回顾武汉封城，记录的一定首先是之前犯了什么错误，局势又是如何反转翻盘的，多少人病逝了，全国又汇集来多少英勇的白衣战士，武汉人民又如何做到了令世界惊讶的顾全大局。这一切一定是主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成为人们记忆中最深刻的线条。方方的视角则会在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到今天这个时间点上，与新冠疫情的战斗对中国人整体信心的加分已经超过了减分。完全可以预见，随着疫情在世界上的进一步扩散，这样的加分会越来越多。事实证明，只要我们做好了，有限的“方方日记现象”并不会成为人们信心增加的障碍。所以我主张，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现象不妨多一些从容的审视和包容。当然了，舆论场上不能全是这样的文字刷屏，我相信也不会，物极必反的规律不会允许这种声音垄断舆论场，更何况我们的体制有防止出现极端趋势而开展调控的充裕能力。

　　人心都是有一杆称的，越多的人心组合越会是这样。光明是今日中国的主色调，甚至也是这次抗疫中的主色调，人们越来越会看清楚这一点。我的主张是，把“方方日记现象”也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