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河北疫情的暗面——西方宗教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入侵

　　在80年代之前，由于磅礴的集体经济和强大的基层党组织的统领，农村地区的精神文明容量是非常富足的，几乎不存在外来宗教力量的插足。但是“家庭年产承包责任制”宛如一把刀子，它将农村切开了一道口子，公有制经济这座大堤逐渐被瓦解。各类原本被新中国在1949年之后消灭的污垢，也就重新在农村地带寻觅到了寄生之所。

　　令人震惊!

　　1.

　　其实早在石家庄疫情爆发之前就有网友爆出过有境外传教人士在石家庄的农村地区进行传教活动，其中就包括藁城区小果庄村。

　　不禁想问：这些境外教士在非常时期跨境传教，河北石家庄当地的卫健部门和民宗部门是否有考虑到卫生风险?

　　尤其，当下中国整个北方突遇历史性寒潮(加长病毒潜伏期、加强病毒存活率)，宗教活动为何不像其他各类商业活动那样被一视同仁得禁止?宗教事务管理局是否存在渎职?

　　太多年以来，似乎宗教事务已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管理的“边缘地带”，总是以一种极其敏感和微妙的姿态屹立于社会管理矩阵之中，导致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人员对待宗教活动总是小心翼翼。

　　这也就直接造成了境外宗教势力在中国明目张胆、目中无人的传污撒垢。

　　特别之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需要看到，本次被曝光的石家庄小果庄村，参与基督教派传教活动的，大部分是大龄的老人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视的现象。

　　在当今许多经济落后、文明隔断效应显著的乡村区域，基层党组织的控制力在不断弱化，尤其文化构造力趋近于放养状态，这给了境外宗教入侵真空、稀释党组织影响力的机会。

　　事实上在今日中国，“三个世界”已现端倪：

　　「北上广深杭」是一个世界，这里发达先进、文明程度趋近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最高峰，是国家前进的火车头与示范地;

　　「二线城市群」又是一个世界，这里充斥着大量潜规则和江湖规矩;

　　「深山老林、偏远幽谷」，则是中国境内的第三个世界，这里是随处可见的原始封建形态和完全断档断层的落后文明——而这些鸟不拉屎的封闭地域，正是80年代之后一大批“艾滋村”、“童养媳村”、“拐卖儿童村”、“代孕村”的聚集地。

　　同时，也包括一大堆令人触目惊心的“基督村”、“全能神村”、“气功村”、“念经村”……

　　在这些原始封闭的村落中，不见村党支部奔走进行党群建设、马列宣讲，却是明晃晃的举全村之力修筑的教堂神庙，以及随处可见的宗教元素。

　　2.

　　根据《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的数据，眼下，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正是河北，约占全国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