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放假了，大学教授能放假吗？
在近段时间外卖小哥猝死、拼多多员工加班等“过劳悲剧”频繁发生时，大学校园中为绩效制度所困、被迫“996”、强行追热点、不敢生孩子的青年教师们也出现在公众视野。
高校教师，曾经是令人艳羡的职业，拥有终身教职、享有自由时间、身处“象牙塔中”、追求学术理想。但随着大学制度改革，采用“非升即走”聘用制的高校不断增加，科研项目制的绩效考核不断加码，青年教师的头顶上时刻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他们不敢松懈。
“非升即走”制度是指新入职的教师不再拥有编制，只能签订三年或六年的预聘合同，到期时由校学术委员会投票定去留，留下的晋升副教授，否则就只能离开。最近十年，全国39所985高校中至少已有34所施行了这项新的考核制度。
微博@PETD亚洲善待导师组织截图。
这项制度来自于北美的终身教职制。但是国内大学对于教师的绩效考核标准又在北美之上。相较于美国顶尖高校教师每年只发一篇论文的平均状况，不少国内高校给出了三年发表五篇核心期刊论文的指标。
在硬性指标之外，有限的留校名额也让同期进入的每位新同事都成为了潜在的竞争者。学术竞赛由此展开，曾经的“学术共同体”不复存在，更多教师选择各自为政。但这正可能是高校喜闻乐见的结果：在公司化管理成为全球高校的普遍趋势之后，一所高校的学术成果、科研经费代表了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员工的相互竞争、“鲇鱼效应”更能促进公司的“发展”。
科研经费的争夺也影响了学者的研究取向。科研方向不再是“有趣的”、“有意义的”而必须是“最新的”、“有实际作用的”，无论理工科还是人文学科概莫能外。一旦出现热点如“人工智能”、“新冠肺炎”便一拥而上，最后大量重复的研究只能沦为无人问津的“学术垃圾”。
在此等环境中，青年教师倍感压力也不单是国内独有的现象。在终身教职制最先兴起的北美，两位不堪重负的教师决定奋起反抗。加拿大女王大学英文系教授玛吉·伯格与加拿大布鲁克大学英文系教授芭芭拉·西伯共同创作了《慢教授》一书，控诉公司化管理制度对学术研究的侵蚀、对青年学者的控制，人们不是“管理时间”而是“被时间管理”，同事不再是“学术同仁”而是“竞争对手”，传统意义上的“教授”已经不复存在。
以下内容整合摘编自《慢教授》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公众号，感谢授权转载!
原文作者 |[加]玛吉·伯格、[加]芭芭拉·西伯
整合摘编 | 肖舒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