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一言难尽

　　最近七普数据即将公布，有关生育率和人口相关的问题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多讨论。尤其以前段时间央行相关论文为节点，引发了普遍的焦虑性讨论。虽然国家统计局在日前公布2020年我国人口仍然正增长，但在未来可见的下降预期下仍难平舆论焦虑。

　　在这场讨论中，普遍性存在的除了焦虑情绪之外，还有很多自相矛盾和精致利己的言论。借着这一话题，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都在表达自己的诉求。在互联网公共讨论中，谁声音大谁有理依然是主要模式。人口问题一言难尽，最近沉思录也会推出几篇文章讨论，今天先来一篇，虽然篇辐不算短，也只能先讨论几个基本问题。

　　目前网络上对于生育率下滑问题的担心主要有两点，一是未来二十年里恐怕找不到足够多的年轻人来工作交税，养活老龄化社会。二是劳动力人口的下滑，将会导致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下降，去工业化等，进而造成消费能力不足与经济下滑。尤其对于老龄化问题，很多人已经到了谈老龄化而色变的程度。

　　针对这个问题，很多人认为是由于996与房价让年轻人得不到喘息，房子面积太小大城市居住环境过于密集，所以要让年轻人们买得起房，通过政策鼓励生育，将政策与生娃数量挂钩，学发达国家搞生育福利政策等等。也有人认为是生育率是城市化，工业化发展，高等教育等普及的副产品，所以应该逆转城市化，引入宗教和移民等等。

　　这些观点都有其道理，但这里首先有几个功利性的认识需要澄清。首先，一个社会只有为了提升人口出生量，才应该去提升居民生活环境，提升劳动者福利待遇吗？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社会的发展本来就应该让大多数人活的更好，这些是本来就要做的事情，而且功利性的去针对某一群体发福利，而不是整体上让社会更公平，在很多国家都已证明效果并不好。当然现实中大部分国家解决人口问题确实基本上是倒向功利目的。我们更不应该为了人口问题让社会形态倒退，利用宗教和移民推动生育率的那些现成例子也不可取。

　　引入移民显然不是什么好办法。且不提中国并不具备什么同化移民的文化基础与氛围，单就数量来说就不现实——如果要维持正常人口更替，那么每年要补齐数百万的人口差额，去哪里找这么多的移民？像德国一样搞难民（移民）经济，少数人猛吃政府补贴的移民语言/职业技能/住房补贴，大部分人多交一份移民税来养活这些暂时还不能（以后也不一定会）参与社会劳动的新人口？更别提移民肯定更愿意呆在经济发达且并不缺乏劳动力的一二线地区，而不是去三四线城市优化当地人口结构，引入移民的结果更有可能是缺人的地方没人去，不缺人的地方却挤满了人。

　　另一个功利性误区是，老龄化应该被妖魔化吗？最近网上的人口讨论中，很多人提出一个社会健康的人口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或准金字塔型，大概即年龄越往上人口越少。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世界上总和生育率前五六十名的国家可能都算健康的人口结构，只要你忽略他们的平均寿命和经济发展水平。

　　然后，社会上应不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老人？按照我们上面的观点，社会发展是为了让大多数人活的更好，那显然社会上本来就该有越来越多的老人。然而最近互联网上支持金字塔结构的声音中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他们可能是在经过简单计算后觉得以现有的老龄化水平再实现金字塔结构不现实，又或是本质上并不想看到人口继续增长，抢夺资源的人更多，只希望人口结构按自己希望的方式保持，又提出了一种更精致的观点，即人口减少不可怕，人口减少的同时还结构老龄化才可怕。如知乎等平台有不少人大胆预测几十年后中国将剩六亿老年人和一亿年轻人。

　　这种观点很有意思，不可怕的人口减少是什么样的？按上面的逻辑，平均预期寿命可能要再低个十几年才行。另外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老龄化的达成其实需要很高的社会条件要求，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在没有战乱的情况下平均寿命骤降。所以一个社会如果环境出现倒退，就不可能维持高平均寿命。比如美国目前就已经出现人均预期寿命降低的情况。精致利己主义者们所期望的东西显然不符合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

　　分析完上面几个误区，我们进一步的讲，很多问题其实也不是生孩子就能解决的。人口多少与就业的关联性其实并不是严格的反比。举例来说，很多中低端制造业，在现在还没到人口老龄化的时候就已经很难过了，毕竟那些“吃不了苦”，看不到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这种高端工作“长期发展前景”的年轻人们早就选择了只干日结或者干脆提桶跑路，这一类在劳动力并不算太匮乏的情况下都招不到稳定员工，只能靠骗或者强迫学生进厂的地方，根本就活不到劳动力真的匮乏的时期。

　　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说，一般的劳动力匮乏吗？现在一个青壮年劳动力半夜骑着电动车跑上几公里送一份外卖的配送费（还不是外卖员拿到手的费用）才6～9元，这显然不是劳动力值钱的体现，加班不给加班费，30岁以上找工作难，35被裁员，这显然是说青年劳动力还不够稀缺。并且，资本也不会在劳动力稀缺这种问题上未雨绸缪提前布局，劳动力不稀缺时多榨榨汁，真稀缺了就涨价，如果涨价不现实挣不到钱，那就裁员关门转移资产一气呵成，这才是商业的逻辑。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减少营收提高待遇很难。因为资本的逻辑就是大鱼通吃小鱼饿死，财富越多增长越快。在一个封闭系统内想要达成双赢非常不现实，甚至可以说互相矛盾的——商业的逻辑需要尽可能的压低成本提高利润，而社会的逻辑则是需要让大部分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合理收入，以提供足够的消费能力。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大家都很富足并且资本收益也在不断提高，那这要么是一台永动机，要么压根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还有看不到的第三方在支付维持这套系统运转的代价。

　　比如，北欧国家能够提供充足社会福利的前提是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食利链条的特殊位置，高额的赋税，资源（如挪威）、高科技产业（如瑞典），以及足够少的人口基数；美国中下层的富足生活依靠的是美元的购买力溢价以及能够用纸从其他国家进口实物的垄断地位。而如果没有高赋税或者无限印钞特权呢？那劳资双方一定得有一方过得非常不舒服——除非真的有一个零消耗无限供应各种物资，同时还无限收购所有产品的万能许愿机存在。

　　所以，对于大部分只能自力更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进行产业升级，缺少创造和开拓市场的企业，大家都满足于吃红利，等到红利没了新增人口就又变成了负担。至于指望通过生育解决养老，只能说是比把老人都送进养老院好一些的选择。孩子得先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资源去照顾长辈，在现在年轻人大部分和父母分隔两地的情况下，指望每年靠数量不多的假期来照顾老人是不现实的。

　　同时，消费能力不足的现象，现在其实也已经有了端倪。按照目前越买越穷，越穷越买，工资有限但商品无限，每天都有新的广告冒出来告诉你不立即购买OO或者XX你就不算人的趋势来说，未来必然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承受不了这种时刻更新需要不断追逐的高压而选择躺平，践行日本草食一代年轻人的低欲望生活方式，远离消费，远离婚姻，远离一切打扰他们平静生活的东西。

　　所以，如我们前面所说，社会的发展要求必须提升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和劳动待遇，但不能指望这个解决人口出生率的问题，这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同样也不能指望多生人口就解决一切问题，这也会掩盖真正的问题。

　　很多观点很容易就找到反例，北欧很多国家高福利低生活压力生育率长期低靡，只能靠非婚生子短暂的反弹一段时间，西欧以法国为代表，出生人口目前移民和非婚生子是主力。日本韩国最近这二三十来年里对于工作时间，最低工资方面的立法与执法也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倾向于劳方，生育补贴政策也不错，生育率照样触底不反弹。移民机构吹捧的生育政策最好的新加坡，出生率世界倒数。我国东北地区房价普遍偏低，生育率很早就全国垫底。

　　反之人口总和生育率超过3的国家，除以色列是发达国家外，大部分是生存环境很差，人口密度大，移民群体看都不看的第三世界国家。即使我们把生育率拉低到所谓的人口自然更替率2.1来看，结论仍然差不多。我们也可以观察土耳其这个国家，土耳其内部越是靠近欧洲部分生育率越低，生育率最高的区域位于东南部库尔德地区。

　　为什么会这样？各国低生育率有一些各国的具体特殊原因，但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体除以色列这种依靠极端宗教群体的奇葩小国，无一例外的都出现生育率低迷肯定有一些共通的原因。

　　大部分人起码能明显感觉到两个共通因素，一个是当代社会结婚率的显著下降，一个是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城市化群体的生育期望越来越低。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阶段后，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会产生的一种现象，除了这两点，还有一些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了发达社会生育率难以挽回的降低。今天篇幅原因先不展开讲其他原因。

　　针对结婚率显著下降的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非婚生子。这在如今的北欧，和法国为代表的西方是生育的重要支柱。但实际上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指望非婚生子成为生育支柱并不可持续。北欧是很典型的例子，通过非婚生育率的提升实现了一段短暂时代的总体生育率回升，但在大环境因素动荡后，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北欧式高福利和平权只是资本主义食利链条灌养出的温室花朵，一但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体系产生衰退，不可避免的受到波及。

　　尤其对于我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来说，指望大规模的非婚生子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既然在目前的社会阶段，婚姻和家庭单位还在承担历史使命，那是不是应该尽量挽回结婚率，延缓结婚率的降低？确实是这样，这是国家和社会本分应当做的事情。但挽救结婚率对生育问题的影响仍然一言难尽。

　　这里我们仅拿我国目前的情况举例，我国的结婚率降低有发展中的固有因素，但全球发达社会结婚率的走低又有共同的因素。

　　如果只是想要生孩子，并不在乎孩子之后会如何也不准备去管的话，那么其实这部分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生育，他们的子女显然也不包括在如今下降生育率缺口里。所以这部分人首先就可以被排除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接下来，对于那些选择不生的群体，我们首先假设一个真空中的球形平均社会人A，其所有的背景与特质都落在钟形曲线的中段，永远高于后50%而又低于前50%——之所以要设想这么一个不存在的人，而不是用“我有一个朋友”来举例，原因很简单：代表性。我们当然可以通过“我朋友”“我邻居”“我同学”这种例子来证明任何想要证明的观点，但是这种证明没有意义。

　　那么，面对这个50%A，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观察结果？以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为准，A的基本画像如下：男性，汉族，15～59岁之间，初中文化水平，城镇居民（农村户口），已婚，家庭人口3人，就职于第三产业，家庭可支配年收入33616元。

　　接着，我们再把观测对象进一步细化，以尽可能高配的方式把年轻群体从这个大样本里提取出来。那么A就变成了如下的状态：男性，汉族，29岁，高中文化水平，三四线城市居民，但在一、二线城市工作，年入约10万元。

　　那么，这个A现在应该在做什么？这其实并不难猜：小公司职员，网约车司机，快递行业从业者，外卖骑手，小区保安，餐饮行业，工厂日结，诸如此类。而50%A的这个群体，他们的人生历程与生活会是什么样子？首先，如果他们运气足够好的话，现在他们征信应该还算干净，不欠网贷，现金流也能维持一个正流入的状态；其次，因为不在家乡城市工作，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花在了维持生活上——他们至少需要用收入的30%来支付房租水电吃饭话费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在一切都往少了算，且假设他们自控能力强大不会盲目消费，那么他们的年结余大约会在5～7万左右。

　　而一个每年最多存上5～7万的人，他们靠什么结婚？又靠什么生育呢？现实里有很多路线，但同样的问题都是几乎没什么容错空间，一旦因为各种原因，如自控能力不足——想象一下在大城市里花钱有多容易——钱没攒下来，或者手艺没学成，就容易变成深圳挣钱深圳花，回家倒欠三万八的结局。而另一种更现实，更容易的可能，则是一切随缘，不再烦恼——能结婚就结婚，不能结婚就算了；能生就生，生不起就拉倒。

　　如果对于以上结论不那么满意，那么我们可以稍微把A在钟型曲线的位置上往前推一推，把50%的一般开局换成前30%的良好开局，局面是否有所改善？

　　同样的，按照尽可能高配的原则，我们假设所有30%A都能踩准节拍永不犯错每次人生选择都能精准选中一般意义上的最优解（不包括12年买十万个比特币这种超规格解），那么这意味着两点：1.他们能够考上大学，同时选中计算机或金融这一类来钱的专业，毕业后也能找到相关工作。2,他们的父母会在房价上涨之前提前为他们买下婚房。

　　在人生的前半程都走对路的前提下，我们可以看到前30%A的生活相对于50%A出现了质变：毕业之后便有机会从事软件相关行业，配合上一二线城市户口，可以在家乡工作不用租房吃外卖，那么在拒绝恶性消费的前提下，他的年可支配收入有一定概率提升到12～20W的程度。甚至于，其中运气最好的幸运儿更是存在脱离中层，跨越阶级的可能。

　　不考虑极少数的最幸运儿，对于占绝对多数的普通30%A来说，在可支配收入提升到20W左右，没有房贷重压的前提下，他们的结婚生育率会有提高吗？也许会，但提升恐怕非常有限。

　　对于一、二线城市居民来说，即使是有房的人，结婚与生育的成本仍然高昂：生育意味着女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失去劳动能力，如果她们的工作属于高收入类，那么她们选生育基本上等同于选择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如果女方有一个还不错的工作，同时也希望在职业上更进一步的话，生育对于她们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同样的，即使女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同时她的单位也保障了她一切劳动法规定的权益的前提下，男女双方的收入是否可以支持女方怀孕之后的额外支出？仍然不容易。所以，就像我们之前几次文章强调过的那样，我国分蛋糕的问题，不能再回避。

　　即使我们不这么悲观，一切都往好的方向考虑，假装大家都在工作城市有无贷的新房；所有人都能找到月到手一万以上的收入，不至于硕士毕业也有可能要去送外卖；世界上还存在公务员之外的稳定工作，生育仍然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人已经可以算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定义的城市“中产”，而就像我们上面说的，实际上中产是自带节育属性的。网上讨论中常说的中产阶级再生产成本，比如鸡娃和教育投入，结论很明显，很多人已经从纯功利的角度认为在生孩子和教育方面投资不符合收益预期，很可能无法实现自身阶层地位的延续。

　　问题是有可以一直维持再生产的庞大中产阶级群体吗？本质是不可能的，就像我们上面说的，要么有个永动机，要么有个看不到的第三方在支付维持这套系统运转的代价。所以整个中产阶级的阶级跃升和再生产本质上是无法一直满足的。

　　现在我们再乐观一点，假设大家都不功利了，就是想生孩子，那么在一个现代社会中，每家能生多少呢？实际上，我们从社会成员基本权益和女性权益角度出发，每家生两个是当代社会比较现实的选择。原因很简单，如果继续推动教育扩大和平等，那么提升大学入学率甚至更高学历录取率是必然，同时，想真正做到女性社会权益和男性等同，推动同样的教育和职场时长显然是必然。再考虑到适当的私人生活空间，那么，以35岁为界限，一个公平发达的社会实际上女性适育年龄实际上应该不到十年，十年里生育抚养两个孩子才比较符合现代的生活标准。那么根据人口自然更替率为2.1的理论，实际上预期生两个孩子也远达不到2.1的标准。

　　当然，真有这样的预期，虽然即使做到这种程度，改变主意的人也不见得会有太多，更有一部分即使改变主意也错过了最佳结婚、生育年龄的人，但以中国的人口基数而言，我们把这个预期打个折扣，哪怕只有其中小部分选择生育，也会好不少。

　　所以回到文章开始的结论，让大多数人生活的更好，让劳动者的权益更有保障是社会应当做的事情，这个事情的副产品是让一部分人更有结婚的愿望，愿意生孩子。注意重点是副产品，不是目的本身。是一部分人，而不是问题的根本。至于中产，让大多数人更公平比让中产维持地位更重要。我们应该去做这些事情，但不能因为这些事情就逃避忽视问题的本质。

　　所以不管是结婚率还是生育率，并不是资本主义现有模式框架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关注更本质的问题，以后我们继续讨论。下一篇聊聊中产阶层为何在在公共生育问题讨论中占有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