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49中事件的思考：抵制官僚主义与打击境外势力的平衡

　　我很反对动辄将关切重大舆情的群众，打成“境外势力”。

　　我反对的理由是，这样盲目冲动的一刀切行为，恰恰会帮助那些真正的境外反动势力得以掩藏。

　　鉴别境外势力是一项十分讲究专业性和证据度的工作，不是某一个两个的爱国大V给某图片划一个大大的“”就算定性完毕了。

　　更有甚者叫嚣“这种事矫枉必须过正”、“宁可错杀一堆，不可放过一个”……

　　这种话术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啊，表面看似是在竭力维护政府公信力，实际通过“错杀一堆”这种举动，显性层面就已然摧毁了公信力，深层层面更是剥夺了民众质疑的权力。

　　毛主席说得好：

　　“到处都打倒、砸烂狗头，哪有那么多狗头?都是人头!这样搞，群众很难理解。”

　　要知道，面对涉及人命(且是孩童)的重大公众惨案，强行要求民众保持绝对的冷静和理性，这是很不客观、也是不切实际的。

　　尤其是在舆论场还夹杂着一大批诸如新京报、财新网、澎湃之流的歪把子媒体疯狂带节奏、片面双标地向网友输出不对称信息(甚至其英文版面直接在外网通敌)的情况下，作为政府，就更不应该去寄希望和要求民众保持理性，或是高举“境外势力”的大帽大棒、一刀切地堵住所有人的嘴巴。

　　这种宣管思维，实质是一种逃避。

　　而逃避的背后则是一种恐惧：既是恐惧民众发声质疑，也是恐惧境外反动势力的破坏。

　　那么这种恐惧一旦被关心真相的热心民众和心怀鬼胎的境外势力双双察觉，双方立刻会在表象上形成一股合流，局面会更加不可收拾。

　　届时怎么办?是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人民群众全部打成“境外势力”，还是干脆反向、鸵鸟政策一路退回，向那群真正的境外势力妥协认输?

　　这种闹剧，此前的类似像山东聊城辱母案、红黄蓝虐童案，包括去年武汉疫情初期的某些官宣作风，人们领教已久。

　　正确的官舆做法应当是破除恐惧，正面去面对、去硬刚。

　　面对，是面对群众的质疑;硬刚，是硬刚那些确实存在着的境外插足势力，不能让那帮独轮运产生一丝丝“他们怕了!我们要再接再厉!鼓动更多人去49中门口闹事!”的“成就感”。

　　可是事实证明，成都本地的当事部门——也就是成都成华的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这一次的表现非常让人失望。

　　他们在很明显早早收悉一切真相(学生活动轨迹、自杀原因等)的情况下，在11日的通告中竟然一概不述，仅仅想通过一个“家属对调查结论无异议”来为自己的通告谋一份说服力。

　　结果是，毫无说服力!

　　民众会不解：短短半天时间，家属怎么就从“不相信”变成“无异议”了?继而展开联想：你们警察是不是对人家家属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