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在怎么革命？

　　最近，我们推送了两篇关于最近上映的主旋律电影《1921》的分析，《没人拍，是主旋律电影面临的现实困境》和《革命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追车，不是cosplay 》，有读者让我们聊聊同样是近期上映的另外一部主旋律电影《革命者》，这部电影确实有一些值得说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

　　如果仅仅从实际效果而言，《革命者》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尤其是在剧情上，存在许多不合逻辑也毫无必要的虚构。例如影片再三表现的李大钊和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的那个赌约就让人感到颇为尴尬。革命者与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在极为刻板的善恶对立模型中就变成了嫉贤妒能者与光明磊落者之间的私人恩怨，于是阶级问题也就成了一个道德问题，这种对于革命的理解显然还是非常浅表的，即使导演非常努力地从视听语言层来掩盖它，最终效果还是不太理想。

　　不过，问题归问题，从电影观念的角度看，我仍然可以发现，以《革命者》为代表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正在命题作文的框架下努力地革新自己。这种革新，首先就源于中央与地方、国企与民企之间合作的日益加深，从而使作品也日渐多样，以往总是被一两部主旋律大片霸屏的影视市场，开始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央与地方的合作

　　我们先从一个影视常识出发来探讨这个问题。影视作品在被观众看到的时候，已经经历了策划、制作、发行、放映四个阶段。而在一个成熟的商业市场中，一般认为，决定作品成色的，往往是策划阶段的出品方，也可以被称为投资方，其次是制作方，再次才是发行方。因此，他们的名字往往也会按这种权力次序出现在电影成片中。

　　而在今年的较有影响力的《觉醒年代》《1921》《革命者》这三部主旋律作品中，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三者的出品单位，分别有安徽省委及广电部门、上海市电影集团和河北电影制片厂、唐山电影制片厂。这恰好对应了三部影视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身份，陈独秀先生的故乡是安徽省，李达先生在“一大”中是上海代表，李大钊烈士的老家位于河北唐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拉着革命先辈们的同乡一起拍片子的情况呢。这首先是个经济上的问题。

　　在疫情重创全球影视行业的情况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算是影视投资中最为稳妥的买卖，策划、制作、发行一部这样的作品的回报率远比其他任何类别的影视剧要保险，主要出品、制作方与故事主人公及其代表身份的高度关联，不仅指向市场关系，更暗示了项目的权力归属。在以前，由于电视剧和电影审查部门的级别不同，很多时候，主旋律影视作品之间，题材和片名都会重复。中央文化国企拍电影，经济强省紧跟着上马同名、同题材的电视剧，在本省频道不停播放，是很常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