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百年思潮变迁之三

　　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在一百年前的中国，有那么一批革命先驱，为了新中国和全人类的未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真理的寻找过程，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百年前的社会浪潮中，很多人也曾误入歧途，深陷泥潭。百年后的神州大地，早已沧桑巨变，但也有一些思潮在就变迁中轮回，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今天，我们谈一谈是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百年轮回。

　　什么是无政府主义

　　无政府主义，根据它的英文发音（Anarchism）又可以叫做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流派有很多，比如说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无政府互助主义、无政府集体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以及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内的其他各种无政府主义。虽然它们彼此有很多不同，但是基本立场都是相似的，它们都希望创造一个没有国家压迫的、尊重个人自由的世界。但是这两点常常被无政府主义者们推崇到极端。比如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完全否认集体和权威的作用。有的拒绝任何性质的国家，完全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作用，想要一步就消灭国家和阶级。甚至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下，个人也是不自由的，于是敌视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反抗剥削阶级专制统治方面具有进步性，所以在过去反封建反资本的斗争当中吸引了一大批人。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即使有些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否定权威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所必须的纪律，但不同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设想的无政府社会都有着各自的某种组织形式和社会形式，本身在某些领域也有一定的权威和纪律。

　　无政府主义的创立者是英国学者葛德文，随着时代的发展，施耐德、蒲鲁东、巴枯宁以及克鲁泡特金等人各自分别继承和发展了无政府主义，对当时的社会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在巴黎公社时期，当时的委员会成员大多数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蓬勃发展，无政府工团主义诞生了，该主义主张依靠劳工建立革命性质的工会来争取更好的劳工条件、夺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且依靠总罢工等形式来推翻国家。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有的安那其主义者不能认识到多数群众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总是希望于工人阶级自己的解放，而无法认同列宁的先锋队理论。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无政府主义的终极目标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有所重合的，但在如何完成这个目标的道路上存在重大的原则性分歧。

　　早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最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介绍到中国，那时的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在刘师培、吴稚晖、师复等人推动下，众多无政府主义组织涌现了出来，到了五四时期，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之一，不断地对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渗透和扩散。无政府主义对于当时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文化等领域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对于长期遭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来说，是一剂猛药。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一方面强调反抗，另一方面追求自由互助和无政府的乌托邦，正好适合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企图逃避政治斗争、郁郁不得志乃至于陷入虚无主义的境地。于是乎，许多文人知识份子开始研究无政府主义，推动了当时新文学的形成，让当时主流文学的焦点从晚清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转换为开始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价值。比如鲁迅早期的《文化偏执论》张扬的就是个人无政府主义。巴金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并且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的实际政治工作。郭沫若的《女神》、蒋光慈的《冲出重围的月亮》以及丁玲的《梦珂》等作品都体现出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强调个人对现实的愤恨和对绝对自由的追求，但是又在书中描绘出个人在社会浪潮中的彷徨绝望，在放浪形骸中消磨生命，生动地描绘了无政府主义者在虚无和愤怒的痛苦中挣扎的模样。

　　五四之后，无政府主义在各派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深深影响了一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李大钊和陈独秀就曾经十分赞扬无政府主义，毛泽东也曾经在北大和别人研究探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在中国的前景。陈延年、恽代英等人甚至参与过无政府主义刊物的编辑。这也说明了，克服无政府主义、走向革命道路是很多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

　　无政府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五四之后广泛传播是有其社会根源的，除了上文提到的其进步性之外，一方面当时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尚未得到传播，当时的进步知识份子并没有看到无政府主义的破坏作用，其反动性对当时刚接触无政府主义的人来说十分隐蔽。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小资产阶级数量相当庞大，在面对帝国主义压迫时，容易激起革命的狂热，但是又因为追求自我，而缺乏组织性和纪律性，以至自发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无政府主义又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对于刚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来说，接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是难以避免的。

　　当然，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政府主义运动被军阀镇压等各种因素之下，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逐渐衰退，逐渐淡出主流思想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爆发，国家和集体的重要性得到了体现，在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多重夹击下，无政府主义暂时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主舞台。

　　当今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后，无政府主义作为错误的思想，面对着新中国在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所铸就的辉煌成就和官方的理论批判，无法登上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舞台。

　　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改革开放的开始，一些貌似已经消逝的社会思潮又开始在中国大地激荡。而经济基础的变迁必然会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社会矛盾的发展推动着思想界的分化，一纸决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旧制度被否定了，很多人开始反思过去，寻找新的道路，这给予无政府主义这个幽灵可乘之机。随着改革开放之后的种种经济乱像和社会矛盾的产生，很多人再次陷入到对国家、对权威、对专制的困惑之中，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在资本主义带来的恶果和对官方社会主义的迷茫困惑之下，许多人在寻找新的出路。所以上世纪捌玖十年代最受知识份子欢迎的就是萨特、加缪代表的存在主义和荒谬主义或者是英美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而在这两种思潮和官方的政治宣传影响下，文艺界自然就开始创作伤痕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这两种反思性作品。

　　伴随着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相对成功，原本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思潮有所式微，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抬头。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取得了比西方更好的成绩，使得民众再次意识到集体和组织的重要性，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十分反感而对中国国家本身十分看好。可另外一方面，面对现实社会中的种种问题例如996和严重内卷化等问题，使得很多人也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产生了怀疑。而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式微的情况下，从佛系躺平逃避社会到激烈反抗否定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摇摆性使得无政府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等其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思潮再次占据了部分左翼市场。而在文艺作品上，我们也能明显看到抽象和荒诞魔怔类作品的在网络上的爆红，这背后无不反映着这背后一些群体对社会生活的极端化表达，虽然形式上和以前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文学作品很不一样，但背后的内核总是悲剧性的一致。

　　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对国家的批判，可是他的批判是不够全面和彻底的。它从自由这个抽象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是对人自由的最根本障碍，于是需要将它去除。它并不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层面对私有制国家的起源、本质和作用进行科学的分析，而是将一切罪恶简单的归咎于国家，而不是私有制本身。这种想当然的、唯心主义的国家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批评过。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不是说国家的存在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本身依靠其经济基础来作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依靠自己独立的所谓“主体”来统治社会。想要真正消灭私有制的国家，必须先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没有社会变革而消灭国家是荒谬的，就像婴儿学习跑步一样，不先学会走路打下基础，怎么能够直接跑呢？马克思主义也要让国家消亡，但国家不是一下子消亡的，而是先依靠无产阶级在某些国家取得专政，逐步让国家消亡，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这一点，无政府主义是无法接受的。

　　无政府主义对私有制国家的厌恶，不分青红皂白，就像种族歧视一般，自然地转移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认为只要是国家，无论是什么阶级统治，都对自由有限制，都是反动的。然而，苏联和毛时代的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之后，资本主义和私有制依旧有复辟的可能。巴黎公社正是因为其没有对资产阶级进行彻底的打击而早早失败，使得无数工人流血牺牲。这是血淋淋的现实，仅凭一个美好的愿望是无法解决的。

　　无政府主义总是想通过小地方的互助为基础，使得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不相冲突，使得个人的自由和整个社会的自由不相抵触。如果意见不合，那就自由退出即可，不需要纪律等强制手段。实际上简单想一想，这就是不可能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人想要强奸妇女，而大部分人不同意，该怎么办呢？还能客客气气的对他说，请你退出这个小组吧，然后去强奸那些非无政府主义者吧！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看，无政府主义的这种幻想，一来与社会现实不符，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破固有的社会边界，使得整个人类社会以资本为纽带有机结合了起来，这使得个人的生活已经受制于全体人类社会，而不是个人想退出就能退出，逃避社会，又生活在社会当中，只能是自欺欺人。二来，共产主义不是几个小团体的小事，而是关乎全人类的事业，几个小团体去决定全人类的事业，难道本身不就是一种变相的独裁吗？

　　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大基本特征就是对权威的否定。他们总是模糊了权威为谁服务的问题，如同对待国家问题一样，唯心般的将因果倒置，没有科学地分析权威的起源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权威是社会生活存在的一种普遍要素，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系统构成的。而系统的复杂性和整体性，要求各部分必须服从一定的权威来运作。就好拔河一样，力气得往一处使才能拔过来，不然各自朝着各自的方向去用力，什么也干不成。诚然 ，权威含有 “把他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 ，要我们服从”的意思，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看，权威必须以服从为前提。它是为满足服从的需要而产生和存在的。而服从的实质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追求思想意志的集中统一以弥补个人能力欠缺的必然产物。权威的存在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具有物质和社会基础的。特别在现代社会中个人的社会性质日益彰显，个人的生活时时处处均在与他人、与社会组织打交道。人与人之间日益复杂和密切的交往使权威与服从成为与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两个因子——我在服从他人的权威的同时我也成为他人服从的权威。马克思主义也反对那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与人民大众真实意志相悖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的消除不是以消除权威本身来实现的。因噎废食可否？显然不行，不能因为吃饭会噎死而让所有人都不吃饭。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看，权威与自治、民主与专政、自由与集中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失去其中的一方，另一方也就没有了意义。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是和自治相吻合的权威，在专政上的民主，在集中上的自由。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列宁的先锋队理论在俄国实践了出来。

　　最终就用斯大林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吧，“问题不在于今天有多少‘群众’跟谁走，而在于学说的本质。如果无政府主义者的‘学说’代表真理，那它自然会给自己开辟道路，把群众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如果它是没有根据的，虚构的，那它就会维持不久，站不住脚。”历史终将证明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