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印度打了两百年仗的“公司”
马克思说：“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
长期以来，一些英国历史学家宣称，东印度公司乃至英国政府的殖民统治为印度带来了和平，实现了统一和秩序，开启了印度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东印度公司及其背后的英国政府究竟在殖民印度过程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以公司名义进行200年战争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印度时，武力是最基本的手段。1640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东海岸建立了名为圣乔治堡的殖民据点。随后，该公司的势力逐渐渗透到印度各地。到1647年，东印度公司共建立23个殖民和贸易据点，1698年又向莫卧儿王朝政府买下加尔各答。随后，东印度公司不断发动战争，造成印度战乱不休的局面。
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武力迫使印度屈服，通过不断发动战争，巩固并扩大在印度的势力范围。图为英国画家弗朗西斯·海曼（Francis Hayman，1708-1776）绘制的油画《普拉西战役后罗伯特·克莱武与米尔·贾法尔的会面》 视觉中国/ 供图
1757年普拉西战役成为东印度公司开启大规模侵略印度的标志性事件。克莱武指挥的东印度公司军队以3000人的兵力和微弱伤亡的代价击溃了5万人的孟加拉军队，随后控制了该地区。对孟加拉地区的征服使得东印度公司在印度获得了一块稳固的根据地，为进一步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1774年东印度公司又发动了洛西拉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总督黑斯廷斯实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除此之外，东印度公司还与印度南部、长期亲法的迈索尔土邦展开了频繁战争。东印度公司先后于1767—1769年、1780—1784年、1790—1792年同迈索尔发生过三次较大规模的战争。经过长期战争的消耗，迈索尔实力日渐衰弱，最终于1799 年被彻底征服，其都城被攻陷后遭到东印度公司军队的大肆劫掠。
19世纪前后，居住在德干高原西北部、印度较大民族之一的马拉塔人，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侵略对象。东印度公司先后于1775年和1803年对马拉塔人发动战争，逐渐蚕食了马拉塔人的土地。1817年，在与马拉塔人的第三次战争之后，东印度公司最终控制了马拉塔邦。到了1830年，东印度公司直接或间接统治了几乎印度全境。对此，马克思评论说：“不列颠政府用公司的名义进行了两个世纪的战争，直到最后达到印度的天然边界。”
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东印度公司主要通过在当地招募雇佣兵的方式进行武力扩张。招募来的人按照欧洲军队的组织形式进行训练，装备欧式武器，被称为“土兵”或“西帕衣”（印度兵），其用度支出完全由印度承担。这支军队充当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殖民侵略的“打手”。“土兵”部队中高比例的锡克族士兵与廓尔喀族士兵，便是这种统治模式的最佳佐证。东印度公司和之后的英印殖民当局还将这些印度“土兵”派往海外去管理、欺压其他殖民地人民，给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灾祸。这些“土兵”还曾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等侵略战争。当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时，整个印度共有“土兵”23.3万人，英国士兵4.5万人。马克思因此揭露英国是“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
在大体上征服印度之后，东印度公司又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印度周边地区，阿富汗、缅甸、尼泊尔等地区都被纳入其势力范围。1815年，东印度公司支持印度土邦王公入侵尼泊尔，1816年3月，尼泊尔宣布投降，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统治。1824年，东印度公司侵占缅甸首府仰光，1852年侵占东南沿海地区，1885年彻底占领缅甸全境，并将其划为印度的一个省。19世纪30—40年代，东度公司屡次入侵阿富汗，1842年英印军队攻入阿富汗的喀布尔后大肆抢劫，喀布尔几乎沦为人间地狱。随后，东印度公司又趁机侵占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和印度洋之间的信德地区。在1845—1846年、1848—1849年，东印度公司又发动对旁遮普地区锡克人的两次战争，最终控制了该地区。至此，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殖民者，彻底征服了印度及其周边地区。
推行畸形经济从中吸血
东印度公司彻底打破了印度传统的经济结构，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制度，摧毁了纺织业，最终导致印度经济长期畸形发展。
在取得对印度大多数地区的统治之后，东印度公司遂着手改变印度各地的土地制度。1793年，东印度公司实行“固定赋额制”（Permanent Settlement)，将土地集中于柴明达尔地主手中，通过这些地主来搜刮农民，征收高额赋税。他们认为，印度领土广袤，人口众多，必须依靠柴明达尔地主来统治印度农民。柴明达尔地主征收地租并从中获益，因此十分支持这一制度。除此之外，1798年起，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对个体农民直接征收土地税，这一制度被称为“莱特瓦尔制”（Ryotware Settlement)。1822年起，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农村公社以及庄地征收地税，这一制度被称为“马哈尔瓦里制（Mahalwar Settlement)。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土地税征收体系，依靠这套体系，大肆从印度农村中吸血，印度农民的赋税成倍增加。依据印度学者罗梅什·杜特在《英属印度经济史》中的记载，“在孟加拉的最后一位穆斯林统治者，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1764年）实征的田赋是81.7万英镑。而英国统治者在30年内每年在同一地区实征田赋286万英镑，增加了2.27倍。”他还进一步说明：“在孟买省土地面积并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从1817年到1821年的田赋由86.8万英镑，猛增至181.8万英镑，增加了1倍以上。”印度农民的血汗被东印度公司的殖民者搜刮殆尽。但英国殖民者只顾掠夺，却忽视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据学者汪熙的统计，“19世纪上半叶，印度连续发生七次大饥荒，死去约150万人”。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为了保护英国本土纺织业，英国禁止印度生产的棉布运往英国本土，而将其转口出售到欧洲大陆。到了18世纪末，英国及东印度公司依靠工业革命建立的生产优势向印度倾销纺织品，并强制干涉印度纺织工人的生产活动，消灭了印度原有的家庭手工业。马克思认为，印度的“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英国的强制干涉导致印度大量纺织工人失业，印度的纺织业遭到毁灭性打击。马克思说：“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
东印度公司还在印度大量种植棉花、罂粟等经济作物，将印度变成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经济长期畸形发展。需要指出的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生产的罂粟被制成鸦片销往中国，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煽动内部矛盾分而治之
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印度过程中刻意煽动和利用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
东印度公司之所以能够靠不断发动战争征服印度各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开始逐渐解体，政治上分崩离析，原有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矛盾在殖民侵略过程中被加深或放大。印度的宗教种类众多，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基督教等。同时，印度人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和数千个“次种姓”，以及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贱民群体。印度的民族也十分复杂，包括印度斯坦族、孟加拉族、泰卢固族、马拉塔族、旁遮普族、古吉拉特族等一百多个民族。信奉不同宗教、分属不同种姓、归属不同民族的印度人本身就有很多矛盾，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矛盾，挑拨内部关系，引发了印度社会的混乱。
东印度公司利用印度社会的上述矛盾，运用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逐渐控制了印度大部分土邦。1774年东印度公司就利用土邦奥德与洛西拉的矛盾，联合奥德人征服了洛西拉人。1780年印度的三个土邦迈索尔、海得拉巴、马拉塔结成抗英同盟，对此，东印度公司以归还一部分土地这样的小恩小惠来拉拢海得拉巴和马拉塔，使这两个土邦退出抗英同盟。之后东印度公司纠集海得拉巴和马拉塔联合进攻迈索尔，最终征服了迈索尔。当印度境内的反英势力日渐弱小时，海得拉巴和马拉塔自然也难逃被东印度公司征服的命运。面对印度民族众多的情况，东印度公司挑拨民族矛盾，拉拢某一民族去攻击另一民族，最后达到控制印度各地的目的。马克思对此有过精彩描述：“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
在彻底占据印度后，东印度公司通过向某一民族聚居区迁入其他民族，或向某一宗教盛行区迁入其他教徒的方式，削弱当地势力，以维护自身统治。但是，这一统治手段给印度及其周边国家和地区带来无穷后患。当东印度公司和英印政府的统治尚能维持之时，印度各地区、各民族间的矛盾尚不十分紧张。但当英国殖民统治瓦解之后，英属印度地区独立为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和缅甸等国，新兴国家内部、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各民族之间以及不同教派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和矛盾，造成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持续紧张。持续至今的印巴冲突、缅甸的罗兴亚人问题、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的冲突等一系列国际问题，均可溯源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殖民机构的政策。
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剥削和压迫的历史，它犯下了累累罪行，给印度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正如马克思所作的评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