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默克尔！有谁记得她曾亲手把中德关系拽到冰点？
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的漫长16年划上了句号。
在她即将卸任之际，一家玩具公司推出了一款纪念版默克尔泰迪熊。
熊仔身穿默克尔常穿的无领红色外套和裤装，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这是默克尔的经典造型。
在讲求传统的欧洲，女性穿裤装抛头露面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而默克尔静静地打破了这条规矩。
在中国，网民们称呼默克尔叫“大妈”。在德国，默克尔也有个差不多意思的外号——Mutti，源自德语“母亲”（Mutter），这原本是政治对手给她起的绰号，后来变成了德国人对默克尔的昵称——像老妈妈一样严谨、务实、低调。
对德国人年轻人来说，默克尔的确是“妈妈”一般的存在，不少人在她执政初期出生，如今已经上了大学。在德国近现代史上，默克尔的执政期第三长，排在她前面的是俾斯麦和科尔。
我们很难将双手放在肚子上的默克尔泰迪熊，与那张著名的德国统一油画中，在一群高举军刀的容克贵族中一袭白衣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放在一个维度中衡量。德国人也已经想不起，一个个性鲜明锋芒毕露的德国领导人应该是什么样。
但低调绝不等于低能。
16年总理任期内，她经历了4位美国总统、5位英国首相、9位日本首相，经历了四次重大危机：金融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危机成为默克尔任上的主题曲，而她把德国从2005年的“欧洲病夫”变成2021年的欧洲经济支柱之一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力量，并引导欧洲度过历次重大危机。
她是为数不多在东西方都能获得积极评价的西方领导人，是为数不多对华保持清醒认识，对中西方关系抱持包容态度的西方领导人。“她用科学家的理性来审视政治”，这是微博上一位网友对默克尔的评价，考虑到科学家在中国互联网上的地位，这是相当高的评价。
她所以能获得这样的声望，与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胜任了“欧洲号”的舵手岗位紧密相关。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来说，中国崛起是机遇还是挑战？默克尔给出了理性和严谨的回答。
她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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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默克尔来华出席亚欧峰会，由于行色匆匆，她忘记了提前准备好的大衣。访问期间，她连一点点时间也要利用起来，随行人员发现居然能一手拿筷子吃饭，一手握紧话筒讲话。
德国媒体当时评价称，默克尔“像一个孩子般学着理解中国”。
按默克尔自己的话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在比如西藏问题上“中国人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她想了解打交道时如何更适应中国人，如何了解中国人，比如知道他们在一个具体问题上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此前，中德关系刚刚经历了重大波折。
2007年，默克尔以“私下交流”为名在总理府会见达赖，引起中方强烈不满，也受到前总理施罗德以及时任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的批评，但默克尔不为所动，她是当时西方世界第一个表态不参加北京奥运会的领导人。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导人聚首鸟巢，默克尔仍坚称“德国总理没有出国参加奥运开幕式的传统”。
因此，默克尔在2008年10月访华中的分秒必争，从某种程度上看是她对过去的一种补救，也是从这次访问开始，默克尔走上了德国媒体笔下她对中国问题“学习与学会自我批评”的路。
2010年，默克尔再度访华，并度过了自己的56岁生日，无论是从德国媒体后来的总结，还是默克尔的传记当中，都把这次访问作为最能让她回味，改变了对中国印象的节点。当时，默克尔参加德国大使馆举办的晚宴当中，与来京参加歌德学院巡回展览的多位中国各省级地方主政者交流。默克尔特意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省长们在睡觉前，心里在想什么？醒来之后，想到的又是什么？
省长们的反应很直接：每年的就业问题，离乡背井的农民工的压力，所属地区的安定团结，还有环保问题等。默克尔大吃一惊，她很少有机会听到这些。这一天晚上，她真正领略到中国之大。
对厌恶国内党派政治纷争和攻讦，因而常常对国内政治表现得兴味索然的默克尔而言，省长们的回答可能还带给默克尔更深层次的思考。
与前两个总理任期相比，默克尔的中国图像至此改变了。
16年任期内，默克尔12次访华，成为西方国家领导人中访华次数最多的一个。
16年任期内，德国经济迎来了冷战后最长的稳定增长周期，数百万德国人的生活也得到改变，实际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了将近2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英国不到5个百分点，法国、加拿大和日本不到10个百分点，意大利下降约7个百分点。
无可否认，德国的经济成就与默克尔把德国与中国的快速发展联系到一起紧密相关。2020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2121亿欧元，同比增长3%。至此，中国已连续五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默克尔对中国态度也超出了德国一国的层面，2012年，欧盟委员会曾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倾销调查。中欧当时濒临贸易战边缘，而默克尔一直坚持通过对话协商，阻止对华征收永久关税。在中德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后，中欧双方就光伏贸易争端达成价格承诺协议，这场被称为中欧贸易史上涉及金额最大的摩擦落幕。
默克尔自身以及她带给德国的变化还不止这些。
2003年，她作为反对党公开力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8年，她与双手抱胸的特朗普对峙的照片火遍社交媒体。
在她上台前，德国是布尔津斯基口中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在政治上更多跟随在法国后面的“小弟”；而在她任上，基辛格称“你想跟欧洲通话时拨打的是谁的电话？”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默克尔。
务实、理性，能够顺应时势而非固执己见，是默克尔的德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能够不断上升的原因。
这份理性从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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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的一天，9岁的安格拉•卡斯纳，后来的默克尔坐在一块3米长的跳水板边缘，吓得手足无措。
她的同学在泳池边向上望着，而默克尔盯着游泳池看了足足45分钟。她在犹豫，是否要跳下去。幸好，下课铃声解救了她。
年幼的默克尔运动神经一度不是很发达，甚至上下楼梯都不太顺利，所以她必须避免不必要的过程，养成了她做事前深思熟虑的习惯，她“不是特别勇敢”，“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来权衡风险”。
谨慎的个性引导她走向自然科学，选择入读莱比锡大学物理学系，之后在原民主德国科学院物理化学中心研究所工作，并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柏林墙”倒塌改变了她的职业生涯，但也并没有改变她的个性，相对于社民党和绿党，她选择了相对保守的基民党，从此踏上了从政生涯。
女人、东德人，这样的标签后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断伴随着默克尔，媒体将她视作“异类”，也不断试图从她的过去中挖掘材料，比如曾宣传和鼓动“共产主义”，在莫斯科上过大学，在大学期间提交过“马列主义报告”等等。直到总理任上，这样的解读也未结束，比如默克尔曾经就育儿经费问题认同说：在东德，女性都要工作。结果招致舆论批评，说默克尔美化东德政权。
这样的攻击让默克尔有种“身体被挤压的感觉”，但也帮助她强化了一些特质：在该沉默的时候沉默，以身为“异类”的眼光平等地去看待“异类”。
这种特质，在她作为环境部长主持1995年柏林气候峰会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当时，约有16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碳排放责任分配问题剑拔弩张。默克尔作为主席，必须在不同阵营之间穿梭调停，学到了很多东西：“心灵上，（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地方比较有弹性、比较乐观，不像工业化国家那么僵化。我们德国人习惯提高对所有事物的标准。”后来，默克尔一直把柏林峰会视为她当时“最大的成就”。
默克尔的传记作者总结，默克尔有一个有意思的特质：讲求实效，只要能达成一致，就可以考虑相对的妥协，不知教条主义为何物，只要结果，不必要的决策打动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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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默克尔任内最后一次访华。
行前，中国旅德大熊猫梦梦在柏林动物园内顺利产下一对双胞胎。一些德国媒体立即将大熊猫生双胞胎做成政治解读，与默克尔访华联系起来。
德国《每日镜报》邀请读者提议给双胞胎起名。结果投票最多的意见是分别起名为“香”和“港”。
还有人建议拿乱港分子“黄之锋”和“周庭”给熊猫起名字。
默克尔卸任前，“大西洋派”对她主要的批评也集中在对华政策，他们认为，“讨好中国”是默克尔外交最大的“盲点”，中国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不是德国最大的货物目的地，中国有求于德国大于德国有求于中国，更何况不能因为经济利益牺牲价值观。而默克尔对欧洲未来持悲观展望，“想在美国与中国间走中间道路，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来最大限度地得到喘息空间”，想在大国间采取一种如同瑞士般“中立”的路线。
这些人批评得很“好”，打引号的好，正好反映出默克尔的清醒与德国的尴尬。
若想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太小了；若想成为均衡力量，德国又太大了。也就是说，若要融入欧洲的解构，德国过于强大；若要把自认为正确的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德国又太弱了。这就是所谓的“俾斯麦困境”，历史学家把这种情况称为“半霸权”。
二战结束79年，美国仍在德国驻有约1.2万名军人。特朗普要挟撤走驻军，首先反对的是德国人。仅仅在2020年，美国安全部门就帮助德国化解了潜在两场大规模的恐怖袭击。即便自己的手机被监听，默克尔依然不敢跟美国撕破脸。
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德国也享受到了美国霸权体系的好处，但它不是深度依附美国霸权实现地区霸权，获得远超实力的利益的国家，因此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理性。
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政治安全与军事安全高度依赖它国的“大国”，这种理性是有限而艰难的。这就是“俾斯麦困境”的今天。
在中美俄大三角中，欧洲的地位同样如此，它只能算“半级”，到不了“一级”。默克尔说：“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德国和欧洲今日的地位已非唾手可得。”
在“东升西降”的大变局面前，默克尔保持了自科尔和施罗德以来德国政坛对华的相对务实理性风格。但务实毕竟只是一种风格，并非哲学。没有对德国的未来提出一种哲学，这是默克尔的遗憾。
默克尔说，在过去的16年里，她几乎没有时间放松，退休后“也许会读一会儿书，再闭上眼睛，如果累了就睡上一会儿”。无论如何，这位德国“妈妈”、欧洲“保姆”已经不能再保驾护航，德欧要自己驶向未知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