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张国焘依然不明白，登上天安门的人为什么是毛泽东？
你好，我是栩先生。
今天是国庆节，和大家分享一篇特殊的文章，希望大家铭记，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革命先辈们的牺牲与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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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多说，下面咱们进入正文。
1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这注定是被历史铭记的时刻。
万众瞩目之下，毛泽东主席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向着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雄壮的声音传遍了全世界，举国欢腾。
这一天，对于两个人来说，却是一生中最漫长、最难过、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此二人都曾是毛泽东的政治对手，都曾不将毛泽东当作一回事，都曾无数次的梦想自己统一全国，登上天安门的那个辉煌时刻。
只是，心中的那个辉煌时刻永远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了。
毫无疑问，其中一人便是蒋介石。
当毛泽东即将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刻，他正在位于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公馆的官邸里。他的内心极其沉重。
史料对这一天蒋介石的行为举止进行了记载：
1949年10月1日清晨，蒋介石坐在广州官邸的大厅里，屋内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打断了正在思考的蒋介石。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已经打过几次电话了，但蒋介石一直犹豫不决。每一次，周至柔得到的回答都是“再等等”。
“校长，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了。”周至柔焦急地向蒋介石说出了最后的底线。
蒋介石猛地站起身，对着话筒说：“任务取消。”
周至柔大惑不解，问：“校长，请再考虑考虑，我们准备得很充分，保证完成任务。”
“任务取消。”蒋介石又一次更加坚定地重复一句，然后放下电话筒，慢慢地坐回沙发，脸上没有一丝的表情。
......
他当然明白，先不说破坏北京的古建筑将会担上“千古骂名”，也不说天安门广场已经有重兵把守、层层设防，偷袭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即便他的空军部队偷袭成功，把天安门进行了轰炸，破坏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得到的也只能是中国人民对他更加愤恨的情绪，以及美国人对他“黔驴技穷”的蔑视。
况且，这样做顶多让毛泽东延迟几天登上天安门而已，根本扭转不了国民党一败涂地的颓势，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
另一个内心沉重的人，则是张国焘。
相比于蒋介石，他与毛泽东接触的时间更多，彼此之间更加熟悉，而且有一些共同的经历。
二人都有一段在北京大学的时光，都拜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张国焘在“五四运动”时成了北大的学生领袖，而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
二人都是党的一大代表，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二人曾在一起共事，张国焘擅长搞工人运动，毛泽东擅长搞农民运动。
凡是曾经与张国焘共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能力极强、权欲极重、好大喜功的人。在张国焘的意识里，自己比毛泽东更有资格执掌中共，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
连开国上将许世友都说过：“在党内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如今呢？在毛泽东即将登上天安门，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刻，他却处于一种众叛亲离、居无定所、囊中羞涩的尴尬境地。
他的境遇糟糕到了什么地步呢？
即使失败如蒋介石，也有史料记载了他在“开国大典”之前的行为举止，而张国焘呢？这段时间的史料记载却是一片空白。也就是说，此刻根本没人跟随在他身边。
但从张国焘权欲熏心、争强好胜的性格来看，也不难判断出他在这一天的心理活动，也许他的内心有两种对话：
第一种对话：他很可能哀叹自己“时运不济”、“命不好”，在内心中不断重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对话，然后结合过去的一些关键的细节反复进行推演，内心盘算着“如果当时怎样做，事情也许会是另一个结局”......
第二种对话：他很可能感悟“性格决定命运”，对自身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反省，不断的反思自己这么多年的经历，然后觉察自己内心和性格的盲区，探索自身性格背后的某些必然性，来一次大彻大悟......
那么，张国焘的失败，到底是因为“时运不济”、“命不好”，还是因为“性格背后的必然性”？
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看看他人生后期的一些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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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张国焘在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动向，其实也有史料记载，这些文字足以刻画张国焘身上的性格特质.让我们一点一点的解读张国焘的命运，感悟人生：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的重大胜利,蒋家王朝大势已去，蒋介石开始筹划撤台事宜。
毛人凤受蒋介石的指派，做张国焘的工作：“你去台湾不如留大陆。你留下来，我们在共产党内就有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作用大得多。”
对于被抛弃的结局，张国焘始料未及。他深知自己叛党后做了那么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留下来没有出路，坚持带着家人一起逃至台湾。
当时台湾乱作一团，大家自顾不暇，张国焘在国民党内处处受排挤，在台湾连个住处也没有，生活无着。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携妻儿四人于1949年冬天住进了香港九龙老街，一套陈旧的老楼里。他们租居的房子面积不大，租金却高达6000港元。张国焘定居香港后，在一家小报里担任了主笔，每天写评论文章，赚一点生活费。
看到这一段时，相信你与我一样非常惊讶：这还是那个曾经心高气傲、不可一世，曾在共产党早期历史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的张国焘吗？
当年他是何等的叱咤风云，怎么如今跟个丧家之犬一样，处处受排挤、处处捉襟见肘？天下之大，他却无处可去，只能与一家人挤在香港一个小屋子里“蜗居”，连生活费都成了问题？
不知1949年的张国焘，是否记得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的情景——
他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毛泽东率领全体政治局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那时的他是何等的气派？又是以何等凌厉的眼神看着毛泽东？
1949年冬，恐怕他已没有太多时间去回忆当年与毛泽东共同经历的日子，然后哀叹人生，他眼下要花更多时间去养家糊口，承担高昂的生活费用。
此时二人的命运已经有了天壤之别，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他呢？
结合他当年的行为细细想来，也不难理解他如今的命运：1938年4月，他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他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当时，国民党之所以收容他，无非是因为他还有被利用的价值，他掌握着关于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关键信息。
只是谁又会去尊重一个叛徒？一个叛变了自己组织的人，一个出卖了自己同志的人，在其他组织里就能得到器重吗？
在国民党，谁又敢把关键位子交给他坐？即使他有很强的实力，很厉害的组织能力，又能怎样？
到了1949年，当国民党败局已定时，张国焘也就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他被蒋介石扫地出门也是在意料之中。
史料继续记录了张国焘在香港的生活：
不久，张国焘被挤出报社，他开始寻找别的赚钱营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在毛主席的主张下，中国人民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随着战争的持续，国际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张国焘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此时，有朋友劝告张国焘：“朝鲜战争会以和谈收场，金价已经爬到了峰顶，可能会走下坡路，该收手了！”
“你根本不懂政治。”张国焘鄙夷的说道：“美国人，不打胜仗不会罢休；毛泽东，对手越强他越来劲。朝鲜战争，不见输赢不会收场。只要战火不熄，金价就会上涨。”
张国焘不收手，反而将所有资金全部买涨。
当然，战争会使人们普遍产生恐慌情绪，为使货币保值，短时间内会有大量人兑换黄金，黄金的需求量暴增促使价格上涨，这是金融学的常识，相信“聪明”的张国焘也很明白这个道理。
只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当我读到这一段史料时，却大感惊讶：
什么？在得知“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消息时，张国焘的第一反应居然是“炒黄金”？
要知道，“抗美援朝”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所有有良知的炎黄子孙都会将“国运兴衰”放在第一位。
可张国焘呢？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作为曾经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他并没有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命运，而是关心自己能不能靠着这一波“机会”发财？
甚至，他以曾经与毛泽东共事，深知毛泽东性格作为了“自身优势”，居然耍起了小聪明，判断“美国不打胜仗不会罢休”、“对手越强毛泽东越来劲”，希望“战火不熄”，这样“金价上涨”，他就能赚大钱了！
这不是“发国难财”，又是什么？
这就好比2020年1--4月份，全国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却有那么一些人的第一反应却是“口罩价格会上涨”，于是立刻抓住“机会”，不想着赶紧将口罩送往疫情重灾区，反而干起了“暴利”的生意——将口罩“囤积居奇”，等着口罩价格上涨之后再卖，以此赚到最大的利润，甚至不惜以“口罩诈骗”的行为来获取钱财？
更令人气愤的是，有些人为了让“口罩生意”能持续赚钱，竟然希望疫情时间越长越好？
这样的人，即使他能力再强，你愿意追随吗？
这样的人，即使他暂时有些利用价值，你愿意把关键事务交给他吗？
仅仅从这几段史料中，我们就能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张国焘的性格特点，倒像是曹操说的那句引发了“千年骂名”的话——
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由此可见，1949年的张国焘在思考“为什么1949年登上天安门的人是毛泽东”这个问题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性格背后的“劣根性”，来一次大彻大悟，顶多只是把这些归结为“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外在原因。
只是，真的是外在原因吗？
3
一个人，如果其内在的本性不改变，其内心深处的动机不觉察，而仅仅去提升外在的能力，包装其外在的名号，岂不是“本末倒置”？
一个人只要本性不改变，那么其人生境遇就会不断的产生轮回，相同的故事内核会以不同的版本反复在他的生命中出现。
一念一世界，一念一菩提，世间万物皆有因果轮回。
读历史，一旦我们站在“人之本性”的角度上进行解读，就会发现看似复杂的史料中一直有一条主线贯穿，于是顿时豁然开朗。
只要我们对比一下张国焘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的行为，以及他在1935年“分裂党”、建立“第二中央”的行为，还有1938年的叛逃行为，就会发现：
这不就是同一个故事的内核吗？
只是以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复出现了而已。
众所周知，1935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后，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野心膨胀，妄图以军力胁迫党中央，以获得党政大权，并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力主南下，事实上走向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此后，他一意孤行，南下受阻，被迫北上与中央会合。
事实上，这是整个共产党刻骨铭心的时刻，也被毛泽东称为“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为什么张国焘会在此刻做出如此行为呢？我们需要注意一组数据：
会师时，红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有8万人。
张国焘“敏锐”的识别了这个“机会”，一种只手遮天、顾盼自雄的得意，一股凌顶俯瞰、天低吴楚的霸气，在他体内匝绕、弥漫、膨胀......
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发现自己的“人数占优”、“实力占优”，这是他获得党政大权，登上“权力宝座”的大好机会。
须知，长征开始时，红一方面军的人数是8.6万余人，但经历了“湘江战役”、“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战役之后，红一方面军还能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剩下1万多人，已实属不易。
如果此时有人内心真正将“组织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会怎么做呢？一定会慰劳红一方面军，缅怀牺牲的战士，照顾伤员，增添枪支弹药和粮草，以图组织的力量更加壮大。
张国焘这么做了吗？没有。他反而“抓住了机会”，胁迫党中央以图让个人利益最大化。
显然，为了一己私利，他不惜牺牲党组织整体的利益。
这与他后来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希望抗美援朝战争“战火不熄”，以此借机“发国难财”的行为有什么区别？
1935年11月中旬，在川西南的战略重镇百丈，张国焘带领的红四方面军遭到刘湘、薛岳共20多万大军的猛烈围攻，战争7天7夜，伤亡近万人，以失败告终。
这都是一起肝胆相照、并肩作战的战士们的生命啊！皆因张国焘的一己私利，伤亡了近万人，这是多么惨重的损失？可张国焘醒悟了吗？显然没有。
随后的历史，再次说明了他的执迷不悟：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
在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之后，中央为了教育和挽救张国焘，1937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时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逃往重庆，投入蒋介石的怀抱。4月18日，张国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定性为“叛徒”。
......
张国焘你是否知道，叛逃到了国民党，将党内一些关键信息透露给蒋介石，这对共产党组织是多么灾难性的损失吗？
曾经一起共事的同志，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千千万万个生命，在他眼里都没有“一己私利”重要。还是那句话——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只是，张国焘在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的时候，在把“小聪明”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是否思考过一个问题：国民党会如何对待一个叛徒？蒋介石会把关键岗位交给一个叛徒吗？
这个问题不想清楚，哪怕张国焘再有能力、再有手段，也拿不到他心中想要的“荣华富贵”，最终在国民党内被排挤、被抛弃的命运就成了注定！
1935年时他分裂党和红军、1938年时他叛逃到国民党，以及随后他利用抗美援朝的“机会”在香港金融市场炒黄金，不都是出于同一个内在本性吗？只要本性不变，同样的故事内核不是按照不同的版本，在他的人生中反复出现了吗？
这，就是张国焘的人生轮回！
4
史料对于张国焘“炒黄金”行为的结局也进行了记述：
朝鲜战争很快结束，金价一落千丈，转瞬之间，张国焘血本无归。
祸不单行，妻子杨子烈为节省家用，辞退女佣，自己操持家务，上街买菜时滑倒在青石板上，四处借钱总算保住性命，但是留下残疾成了跛子，每逢天阴下雨就疼痛难忍。因此，张家内外交困。
张国焘闲居在家，杨子烈病卧在床，老二张湘楚读中学，老三张渝川读小学，全家五口人都靠大儿子张海威的薪水糊口。张海威在九龙一所中学当教师，薪水低微，无力应付种类繁多的费用。每月面对账单，张国焘愁容满面。
读到此处，我的脑中再次浮现一片画面——张国焘捶胸顿足，再次感叹“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类的话，但他依然没有从自己“性格的劣根性”方面进行深刻反思。
本文并不是讲金融的文章，但我的确在一本书上看见某个金融大佬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金融市场是人性的放大器”。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在本性，在外就会有什么样的呈现。
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站在我们的角度上看，张国焘有此结局，根本不是什么“时运不济”。
万般无奈之下，张国焘夫妇兴起回归大陆的念头。他们知道，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政策，对于幡然悔悟之人、海外回归之人从来就是宽大为怀，对于历史旧账也不会过于苛责。
1951年4月，张国焘在江西萍乡上栗老家务农的三弟张国杰，收到了大嫂的一封家信：
国杰弟：
大哥生活拮据，只靠大儿海威教书糊口。现想将二儿湘楚和三儿渝川暂回老家寄养。家中意下如何？请速回信。
嫂 杨子烈
1951年4月
张国杰一向本分，收到信后担心遭受牵连，于是主动来到上栗派出所，将杨子烈的信上交给派出所负责人李明志。
李明志看完信，没当一回事，说：“这是封普通的家信，不必交了，你可以自己留着。”
张国杰连连摇手：“还是留在你这里好，不然，领导要看不方便。”
他连信都不敢留，更没有胆量收留张国焘的两个儿子。
......
这段史料，这让我想起了《孟子》里的一句话，刚好也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二人之间的鲜明对比：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当毛泽东“多助之至，天下顺之”成为国家主席，正带领全国人民大搞建设之时，张国焘却“寡助之至，亲戚畔之”，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愿收留他。
当年他背叛共产党时，有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连亲弟弟都会“叛他”？什么叫做因果轮回？
这一次，足够让他反省自身了吧？可惜，还没有！
1953年春，张国焘托人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着两行字，上写“毛泽东主席”，下署“张国焘拜上”。信的正文不长，大意是：
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
在你们和党中央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做到鞠躬尽瘁，以赎前愆。
新华社香港分社按照组织程序，以最快速度派专人把信送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由他们上呈中央。两个星期之后，刘少奇用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传下话来：
“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
但是，刘少奇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张国焘必须首先认真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的的严重错误，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示诚意。
张国焘得知情况后，借口自己身体不好，说是暂时放下这件事情，以后再谈。显然他无诚意，而只是想获取稳定的经济收入。正好这时美国联邦调查局悄悄汇来资金索取书稿。为了美金，他开始写书稿《我的回忆》。
内在的本性未变，同样的故事版本就再轮回了一次，只是这一次他没有达成目的。
1958年10月，张国焘再次托人向中央表示，愿意为中国政府做点事，要求给予生活补助。
《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手拈着烟，沉思长久，然后在简报上批道：
“应该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张国焘向美国中情局出卖情报的秘密，没有逃出毛泽东的法眼。中共方面通过不同渠道劝告张国焘改邪归正，而他依恋美元，因此失去了回归大陆的最后机会。
不是共产党绝情，而是张国焘无诚意。
1979年12月2日夜，82岁的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人在将死之时，应该会回首自己过往的一生，将人生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在脑中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
弥留之际，也许张国焘的记忆又回到了自己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那时他还是“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的领导人物，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
有一天，他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看书，遇见了一个湖南口音很浓的人，这个湖南人当时只是这个图书馆的助理管理员。这个湖南人对大名鼎鼎的他毕恭毕敬，但彼时心高气傲的他却对这个湖南人不屑一顾。
这是二人的第一次见面，张国焘绝对想不到，若干年后，这个不起眼的湖南人会成为他一生的梦魇。
后来，张国焘与这个湖南人有过多次交集，却依然对他不屑一顾、嗤之以鼻。
再后来，他发现这个自己曾经看不入眼的湖南人，却在1949年10月1日登上了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个时刻让他刻骨铭心！
他穷极一生都未达成的人生目标，这个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湖南人却达到了，这让权欲熏心的他怎能不痛苦、不煎熬？
他挖空心思也想不通，1949年时为什么是这个湖南人登上了天安门，而不是自己？想来想去也找不到答案，只好把原因归咎于“时运不济”、“命不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等方面......
他至死也不明白，这个湖南人的内在本性与他有着天壤之别，打从一开始，二人的内在本性就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就已经决定了二人随后的命运会有极大的不同。
张国焘的内在本性就是一句话：宁让我负天下人，勿让天下人负我！
毛泽东的内在本性也是一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在张国焘一次次为了一己私利而损害集体利益、组织利益、民族利益乃至国家利益时，毛泽东却一次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面向人民群众呼喊着发自肺腑的一句话。
这句话，就是“为什么1949年登上天安门的人是毛泽东”的根本原因，也是张国焘人生谜题的终极答案——
“人民万岁！”
文章来源于栩然说，作者栩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