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有关部门总是“慢几拍”想起了 毛泽东在延安的两次“挨骂”

　　有些官员一旦成了权倾一方的“诸侯”后，往往就“了不得了”，蛮横霸道，把主政地方视为私人领地和独立王国，譬如我们的那位“火书记”。“火书记”不但姓“火”，而且脾气还很“火爆”，不仅对抗组织调查和审查，而且还多次辱骂殴打领导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对自己认为“不爽”，“太不识相”、“发布武威负面新闻”的记者，钩织罪名进行抓捕…恶行种种，正义之士的举报纷至沓来，可是对我们这位“火书记”的查处却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

　　有些国家机关、地方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反应很迟钝”，或者说经常患“失聪”和“失明”症。滇池和长腰山“长出水泥森林”是在云南省委、省政府，昆明市委、市政府“眼皮子”底下发生的，时间长达五六年甚至十多年之久，而且滇池卫士张正祥、离休干部杨维骏从2013年开始就带领当地群众进行公开举报和持续抗争，但是对滇池和长腰山违建拆除和整治却整整拖了好多年。

　　低俗恶搞、戏说、神剧充斥荧屏，天价片酬、“娘炮文化”、“饭圈文化”盛行，娱乐圈变质发霉；国企被贱卖，垄断资本野蛮生长、无序扩张；房地产“火箭式”飙升，绑架整个国民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伞黑一体”、黑恶势力坐大，政法队伍区域性、系统式塌方腐败等等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有知有志之士的痛陈和呐喊也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可是有关部门却总是“跟不上趟儿”，整治或者调控行动总比人民群众的强烈期盼慢好几“拍”!难道非要等到野草荒长蔓过庄稼才想起去铲除?!"脓包”恶化成“毒瘤”才想起“动手术”?!“癌细胞”疯狂扩散了才想起“化疗”?!

　　某些国家机关、地方政府老犯“痴呆症”，“失聪”和“失明”病，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两次“挨骂”。

　　毛泽东第一次“挨骂”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当天下午正在开会的时候，突然大风暴雨；一个炸雷，击断了礼堂的一根木柱，坐在附近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猝不及防，不幸触电身亡。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了。

　　噩耗传开以后，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逢人就说:“老天爷不开眼，响雷把县长劈死了，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

　　保卫部门闻讯，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 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

　　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卫部门的行动。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毛泽东在延安还说过：“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

　　毛泽东第二次“挨骂”

　　不久，在陕甘宁边区的清涧县农村又发生了一起类似的事情。

　　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铁犁耕地时，不幸被雷电击毙。伍兰花一边悲痛，一边大骂“世道不好”、“共产党黑暗”、“毛泽东领导官僚横行”等。中央社会调查部闻讯后，把伍兰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以后即在清涧县枪毙，以此来稳定社会局势和群众情绪。

　　毛泽东从社会调查部部长康生派人送来的《情况汇报》中，知道了这件事。他对社会调查部的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嘛!……中央设立社会调查部，不是设几个官位。如果不做调查，就随随便便抓人、杀人，这是国民党的黑暗做法!就这些而论，人家骂得就有道理呀!”

　　当晚，毛泽东的心情仍难以平静：就叫来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要他立即把伍兰花带来。在会客室里，经过聊天拉家常，毛泽东了解到：伍兰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三个娃，大的才十岁，小的还不到三岁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撑着。1935年中央红军来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亩地，头几年还好，政府收的公粮少，家里的粮食吃不完，踏实过了几年好日子。这几年变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粮，还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顶梁柱就没有了。

　　毛泽东又把钱益民叫进来，当面嘱咐说：“把这个妇女马上放回去，还要派专人护送她回家。记住，去的人要带上公文，向当地政府当面讲清楚，她没有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好人。她家困难多，当地政府要特别照顾。对于清涧县群众的公粮负担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我们决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兰花回村以后，对乡亲们讲了自己在延安的经历。长辈们听了以后说：“古人讲，宰相肚里撑大船，将军头上跑快马。毛主席太了不起啦，真是个不怕雷打、不怕鬼吓的大人物!”

　　毛泽东从群众的民怨骂声中深刻反思，并举一反三，下决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工作。例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深入调查发现，“公粮确实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1941年11月6日开幕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开明绅士李鼎铭等十一人提案建议：“政府应实行计划经济，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11月18日，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带头行动，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从根本上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在减轻人民负担，减少消费支出，提高工作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面对当时十分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在1942年12月明确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学各界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毛泽东还把大生产运动与1942年整风运动一起，称为在当时整个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

　　在1945年4月24日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从此，批评和自我批评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永远保持和发扬的“三大优良作风”。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的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再也不能“反应迟钝”了，再也不能“失聪”和“失明”了，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努力做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各项工作，并在实际工作中注重吸取教训，少犯错误，这样才能少挨人民群众的“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