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有人借瑞丽再次兜售“与病毒共存论”
三年前曾到瑞丽挂职副市长的中铁建工集团企业文化部副部长、作家戴荣里，10月28日晚在其个人公众号“五千里江山”发表文章《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随后被各路媒体冠以“云南瑞丽副市长戴荣里发文：请救救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题目在网络上广泛传播。
29日凌晨，瑞丽连夜召开发布会，回应舆情，通报称：正在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方面，抓紧解决近期群众反映的隔离点配套设施、环境卫生、服务保障等方面的问题，学校复学等问题正在加紧研究解决。
戴荣里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未以“瑞丽副市长”身份炫耀过去资历，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将他冠以“前副市长”的名头。戴荣里也立即在自己的另一个公众号“游燕斋评论”上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发文章是为了反映了瑞丽市民的呼声，让全国人民关心瑞丽市。
笔者注意到对戴荣里文章三方、三种态度和主张：
一是瑞丽市长对媒体的回应，“文章资料过期，（瑞丽）暂不需援助”。
但与之同时，在戴荣里发文前后，瑞丽的确在强化社会民生保障措施，这跟戴荣里的文章未必有直接关系，但至少反映出文章表达了某些事实存在的情况。关于这一点，也就是“瑞丽究竟需不需要救援”的问题，本文稍后再讨论。
二是某些人对戴荣里发文动机的质疑，甚至直接给戴荣里扣上了“造谣生事”、“抹黑当地政府”、“抹黑当地抗疫”的帽子。
戴荣里微博“游走的故乡”下面的评论
某些人挖出戴荣里曾经粉过方方，并据此推断他的立场；其实戴荣里何止粉过方方，笔者还从他的公众号文章注意到，他在六所大学任职校外研究生导师，向学生大力推崇《国富论》、《道德情操论》。显然，作为一名党员、国企的政工干部，不读“马克思”却极力推崇“亚当·斯密”这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但是，这样的问题带着共性，绝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戴荣里个人的问题。
但是，面对一个具体事情，笔者坚决反对不顾事实地“立场先行”。我们绝不应该局限于争论个人是非对错，而是应该齐力推动问题的解决，让事情往有利于人民的、好的或者更好的方向发展；遮蔽问题反而丝毫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各路公知大V和媒体借着戴荣里的文章“闻风而动”、“四面出击”的架势的确是值得警惕的，前几天还传出一则关于“瑞丽跳楼事件”的谣言风波，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断定戴荣里是在“造谣”呢？是不是就可以完全无视网络上此起彼伏又很快被删除的瑞丽当地人的“求助”声音，认为这些只是个例或者个别人“造谣”呢？
在媒体传播戴荣里的文章之前，笔者就已经从网络上看到不少瑞丽当地网友的“求助”以及关于瑞丽现状的讨论。无论是此前网络上瑞丽当地人的求助，还是这两天瑞丽当地防控及相关民生保障配套措施的调整，其实都在印证：戴荣里文章所反映的一些情况是客观存在的！
三是某些人通过戴荣里文章的广泛传播，再次借机炒作“开放”以及“与病毒共存论”。
例如某位前不久大骂李光满的“文学硕士”就搬出了一篇在自由派公知大V中很具有观点代表性的文章：
首先应该指出，这篇文章是严重歪曲了戴荣里的意思，至少歪曲了戴荣里28日所发文章的意思，指责“长期的封城”；而所谓的“对张文宏的恶毒攻击”，不过是网络上此前激烈争论的“与病毒共存论”，文章作者的观点是相当清晰的，那就是支持“开放”、支持“与病毒共存”，反对“长期的封城”。
戴荣里文章的确讲了“长期的封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但他这篇文章绝没有反对“封城”的意思。相反，戴荣里还在文章里建议“国家换防强有力的军队支持”，让当地公务人员得到喘息；希望国家给予瑞丽当地人民财务支持，以解民生之艰；希望在兼顾大局（当然是“御病毒于国门之外”的大局）的前提下，实行灵活的治理方案，以适度恢复生产。
而“文学硕士”的文章打着为“张文宏喊冤”的旗号，又开始贩卖起那个被大量事实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与病毒共存论”，借戴荣里文章的热烈传播兜售私货，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
笔者注意到，今年4月5日，戴荣里在他的公众号“游燕斋评论”里的确发过文章，质疑“封城”、“全员核酸检测”，支持过“全员接种”后的“与病毒共存论”：
就在戴荣里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一天，张文宏还在公众号上谈过“瑞丽”，笔者疑心戴荣里的确是受了张文宏的启发。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全员接种”也无法阻止病毒传播，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防重症防死亡不防感染”。
新加坡在前不久宣布完成接种率，放开管制措施，不再追求“清零模式”，要“与病毒共存”之后，立刻从所谓的“抗疫优等生”摇身一变成了重灾区，不到六百万的总人口连续多天单日感染超3000人，前天更是单日首超5000人。连感染总人数、死亡总人数最多的美国都将新加坡列为“最高风险地区”。
现在连张文宏自己都丝毫不再提所谓的“与病毒共存论”，“文学硕士”又怎能将这样的观点栽赃到受张文宏影响的戴荣里身上呢？
我们再说回瑞丽防控本身。
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这张防控网上，边境小城是重要节点，防控难度都非常大，中俄边境的绥芬河、中蒙边境的满洲里以及最近的额济纳旗都出现了规模不小的病毒“突防”。
1992年撤县建市的瑞丽与缅甸接壤，边境线全长169.8公里，总人口只有21万，因为玉石等双边贸易往来，双向的劳工输入输出以及来往于中缅从事毒品、电信诈骗的“偷渡客”的大量存在，无疑让瑞丽的防控难度更是高于其他边陲小城。
2020年以来，瑞丽相继发生“9·12”“11·09”“3·29”“7·04”“10·1”五轮病毒传播，四度“封城”，撤换了三任市委书记，这样的情况恰恰说明瑞丽防控之难，潜在的问题之大。
为了做好“外防输入”，防止“偷渡客”非法往来传播病毒，云南边境在去年就修起了500公里长的铁丝网，还布设有全天24小时的监控设备，但这依然拦不住大批“漏网之鱼”。
仅通过合法渠道入境的境外回流人员阳性检出率就持续在20%以上。
为了做好防控，瑞丽当地的政府和人民一方面要抓毒贩、电信诈骗分子这样的偷渡客，一方面还要与缅甸合作、协助缅甸防疫，与之同时瑞丽内部可能还随时面临“封城”以阻断病毒传播——而随之带来的就是底层的民生问题，今年3月以来，瑞丽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的“封城”，民生之艰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困局，那些外来的生意客还可以选择撤离，瑞丽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办？
瑞丽一旦“破防”，就意味着病毒的威胁一步步向内地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讲，瑞丽的确为祖国人民的安宁充当了“边疆卫士”的英雄角色。正因为如此，国家不能让瑞丽当地的人民和政府单独承受严防严控所带来的代价与损失。
所以，当前瑞丽最需要的就是来自全国人民的“饱和式救援”，而绝非某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吹的“在瑞丽试点与病毒共存”，那不仅是对瑞丽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全国人民生命与健康安全的不负责任。
戴荣里先生28日的文章被广泛传播和讨论是好事情，我们既要警惕别有用心者兜售“与病毒共存”的私货，更不要上纲上线地将所有真实反映问题的声音都扣上“50万”的帽子，就是应该让问题充分而真实地反映出来，才能真正得到妥善的解决，瑞丽当地政府不如大大方方地暴露问题，接受来自全国其他地区同胞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