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是华人民族独特而显著的民族性

　　【按语：最近张宏良同志提出一个灵魂拷问，面对美国步步进逼而国人精神麻木，究竟哪儿出现问题了?我们以前较多的从中国历史的阶级斗争视角看这些，我则从“心物一体”交互模式去看待这个问题。

　　治乱循环“周期律”是中国历史重要特征，与之伴随的还有“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一个表现在政治领域，是朝代更替，另一个表现在文化和民族精神领域，其实他们是一物两现，背后有同一个“因”，就是“种族逆淘汰”。

　　“种族逆淘汰”的机理在于天择模式与人择模式的交互，一旦人择模式的权重大于天择模式，在长程大尺度坐标上“种族逆淘汰”效应一定显现。

　　中国历史自秦汉以后就走入了人择模式】

　　为回答张宏良之问，我提出了“种族逆淘汰”之说。这是我在红坛经常谈论的话题，今天则是更详细些。

　　张宏良之问是这样的：美国政府近日宣布取消美台关系的一切限制，公开撕毁了中美建交三个公报，彻底摧毁了中美建交的根本基础――也即随时可以宣布中国大陆与台湾是两个平行的主权国。如此大的事件，中国除了新闻发言人一句习惯性口头谴责外，社会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任何大的反响。

　　如此重大事件，社会波澜不惊，那么接下来美国宣布台湾不属于中国，整个社会泰然处之，不也很正常?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入国内，引起朝野震动，触发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两相一比简直两个种群。难怪有张宏良灵魂拷问，这究竟怎么回事?换了谁都会有如此之问。

　　进入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民族性格的强烈反差经常出现，周期呈现，似乎很规律：一个时期民风表现为强烈亢奋、积极有为，到了另个时期却又普遍的精神麻木、消极慵懒，这种强烈反差，犹如阿尔泰诸民族与印巴民族性格的鲜明对比。这种周期呈现的鲜明对比，与政治上的治乱循环“周期律”其实是一物两现，或者叫做“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他背后有同一个“因”，就是种族退化，于是我提出“种族逆淘汰”。具体表现比如：从民风强悍凛冽、尚武尚勇，民族精神昂扬奋发、积极进取，强烈的民族自我认同，持续演变退化到民族精神萎靡不振，民风慵懒、怯懦畏战，社会普遍崇尚“抖机灵”式的聪明，两宋“淫词艳曲”、“娱乐致死”、“垃圾文学”、“词人无用”、“宋词嫖妓”(参见辽宁王忠新的《蒙在宋词上洗不掉的耻辱》)，男性雌化，人妖遍地赛泰国，尖声尖气丈夫身。

　　从唯物主义原理上说，新智人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文化人的出现，他不同于以前完全生物意义上的动物人，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动物人，十万或六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标志着全球大扩散的开始。如果最迟一万年前文明曙光出现(中国最迟7000年前)，持续到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无论其生物意义上还是文化意义上，都是进化的;但不能排除某个时段上有停滞甚至退化的可能，这并不违背唯物主义原理。原因相当复杂，因为走出非洲后各人群进化是不同步的，总是有快有慢的，总要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相遇融合后新人群究竟更先进了还是更落后了，情况相当复杂，变量因素相当多。文明发展的箭头总是向上，但他不是走的直线，而是曲线或折线。

　　无论生物学意义上还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秦汉以降华人民族整体上是退化的，直到1919年以来的近一百年，退化进程受到遏制，这就是所说“种族逆淘汰”。这个论述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好在最近我在论坛上有个归纳性综述，我是从“礼乐”文化的失落，《乐经》的失落，《数学》的失落，“逻辑”的失落，“形式”(或者“形而上”)重要性认知的降低，这一组相互关联指标中得出推断，他们都是硬指标并且容易得到证据，可以参见《令宋词蒙羞的技术成因》(http://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zatan/202101/258041.html)。

　　“种族逆淘汰”与“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治乱循环“周期律”是一组关联叙说，他是不同视角动态刻画华人民族的。“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与治乱循环“周期律”其实是一物两现，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一个表现在文化、民族精神和民俗风格，一个表现在政治上;“种族逆淘汰”是他们背后的“因”和总根子。从民族精神的昂扬振奋到萎靡不振，这个过程是可以被观察到，被实证的，绝非一两个人的主观想象，“张宏良之问”今天给出了一个实例，他与一百年前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引起的朝野震动形成强烈对比，非常明显的“种族逆淘汰”现象。

　　照理说民风、种族个性、民族精神具有恒定性，即使有改变，那也极其微小，人化尺度上是很难被观察到的。这种恒定性既有地域和生物学意义上的原因，亦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解释，比如突厥蒙古民族，他们民风骠勇，嗓音高亢嘹亮，行事风格犹如原上疾风、积极主动，遇事不过夜;而印巴民族则民风慵懒，音色哀苦、靡靡不振，人民怯懦畏战。相对各自民族具有恒定性，一千年前这样，两千年前也这样，三千年前也这样，今天也这样，外部旅行家文本记录具有千年可比性，不难证明的;可是中国民族(我这里主要指长江流域以北的汉族人群)民风、种族个性、民族精神经常在两种强烈反差对比的风格上摆动，既使人化尺度上也能被观察到，总的趋向是种族退化的，他是华人民族独特而显著的民族性。

　　今天借“张宏良之问”我又将他端了出来，事实上我在论坛隔三差五提出这个问题。优秀民族不仅要具备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奋斗搏击的坚韧意志，昂扬向上的精神信念，而且要有巨大的智慧，不仅洞悉他人而且要有自知之明、见人之未见，不仅具备万般乱麻中理出头绪的能力，而且拥有千变万化表象下看清本质的本领，对外界变化敏感，时常怀有深深的危机感和预见性;次优民族，他的勇气、意志和信念可能差一点，具有怯懦、懒散的一面，但仍具对外部事物的敏感性，时常怀有深深的危机感和预见性;一个次等民族，他不仅完全丧失了勇气、意志和信念，而且对外部事物迟钝，丧失了处危敏感性，平时民风懒散，临时抱佛脚，没有预见性。

　　我们以两次世界(“一战”和“二战”)间歇期，欧洲三大民族(德国、法国、意大利)表现来看，就大致符合我这个分析，他们是怎样应对即将来临的又一次大战的：德国民族不仅具备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奋斗搏击的坚韧意志，昂扬向上的精神信念，也具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预见性和筹谋计划性强;而法兰西民族，亦有较强的危机意识，较强的预见性和筹谋计划性，但他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奋斗搏击的坚韧意志，昂扬向上的精神信念则明显弱于德意志民族，胜则骄狂，败则一泻千里;拉丁意大利民族，浪漫倒是足够了，可他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奋斗搏击的坚韧意志，昂扬向上的精神信念全部丢失，甚至对外部事物的敏感性也很迟钝，危机意识淡薄，预见性和筹谋性低下――他打非洲是很顺手的，与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水平，“丢三落四”是我们对他非常固化的看法。这三大民族在“二战”期间政治上分属两大阵营，但这并不妨碍对他们的民族性分析。

　　对照我们今天的表现，面对美国的步步逼仄，全民哑然，是否符合“敏感性迟钝”?

　　是这样的。以前媒体原始时代，面对这种逼仄我们还能听到积极抗争的民声，今天媒体如此发达，公知、精英、大V成千上万，反而一片沉默，这当然是民族意志衰退的表现;更可怕的是人人身临其境，看见了这个现象，然而只是看见他的表象，没有看见他背后的“种族逆淘汰”，反而以各种轻量化语言去解释这种现象，其实就是民族意志衰退，与先祖相比就是洞悉力降低，敏感性降低，自我认知力降低，分明就是“种族衰退”现象。第一阶段他还能发现“种族逆淘汰”，尚存一丝洞悉力，尚存一丝自知之明，还有机会去矫正;到了第二阶段，连发现的能力也丢失了;到了第三阶段，种族智力普遍下降到“何不食肉糜”，于是就触发又一轮“周期律”。

　　既是“种族逆淘汰”的具体表现，又是周期现象，文化和民族精神上表现为“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政治上表现为治乱循环“周期律”。与他族相比，“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是华人民族独特而显著的民族性，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民族象我们这样在两种极端的民族精神间游移摆动：忽而民族意志强烈、尚武尚勇，专门与强者过招，将匈奴驱离到中亚欧洲去，将十六国军队打回“三八线”去;忽而又民族精神麻木、怯懦畏战，专门欺软怕硬，领事馆遭轰击就象没事的一般，外国检查人员可公海随意登船检查。

　　对此现象，有人立刻联想到了中国独特的地理与复杂的民族构成：中国不仅东西遥远，而且南北辽阔，民族众多，北方民族尚武尚勇，南方民族怯懦慵懒，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了“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独特现象。这可能是一种自然主义观，他却没法解释：空间上的南北分布怎么就转换为时间上的前后相随和周期循环。有些现象直接就可证伪。

　　比如“桃花羞作无情死，感激东风/吹落娇红，飞入窗间伴懊侬/谁怜辛苦东阳瘦，也为春慵/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你能想象这首诗出自男人之手?你能想象他出自金戈铁马、引弓射雕后代?正如你也无法想像“走遍整个中国去睡你”来自一个女体之手;是的，他就是号称上帝之鞭的后代，蒙古人纳兰性德的诗歌，下流不象下流，文化不象文化，淫荡不象淫荡，说什么不象什么，不象什么倒是又象点什么似的，那种男雌味比汉族更汉族，所以辽宁王忠新说他“淫词艳曲”、“娱乐致死”、“垃圾文学”、“词人无用”、“宋词嫖妓”。要知道这可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现象，他是整个社会阴盛之灾，女效林黛玉、男仿纳兰性德，把病恹恹视作一种“美”的产物，当时之人根本不觉得那是病态，反而争相效仿，习非成是，你不这样反而成为一个“异类”，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处在“第二阶段”。否着我拿来说事干嘛?

　　无论蒙族后代还是满族后代，一旦拥有中原政权，定居下来，他在所有方面，表现得几乎与他的祖宗完全两个种群似的，这可不是孤例而是普遍现象，是“纳兰性德现象”。历史上的北亚和中亚与中原类似，一旦出现国家政权(比如匈奴、突厥、鲜卑、西辽、金、费尔干纳盆地等)就会有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并存，两股人群总会产生龃龉，瞧谁都不顺眼：在游牧人眼里，农耕定居者狡诈、抖机灵耍小聪明、无信而唯利是图，而农耕定居者视游牧人天生好斗、懒惰、抢劫而生、不讲规矩;这本是中亚、北亚、中原常态，然而发展到“纳兰性德现象”，那是中原所特有，并非农耕定居必然。

　　不信!纳兰性德一千年后再看看：CCTV大舞台上，在导师的指导下，莘莘学子们争相想象和传颂“纳兰性德好美!”，已经从“纳兰性德的诗作好美!”到“纳兰性德好美!”，中国古代文化经常这样，从物到人的移情;并且众导师中竟有许多还是美女教授，她们指导莘莘学子们从物到人的移情“美”时，隔壁民族包括斯拉夫，包括高加索，包括哥萨克，包括鲜卑，包括突厥，包括东胡，他们在斯大林广场整齐列队，在《喀秋沙》铿锵声中勇敢赴死，将纳粹死死挡在乌拉尔外，他们中也有蒙古人后代。因此没法用自然主义观去解释的。

　　“中国独特的地理与复杂的民族构成”之说有一定道理(后面我会展开)，但不能用他去解释“阳盛之厄与阴盛之灾的交替循环”，因为他没法解释：空间上的南北分布怎么就转换为时间上的前后相随和周期循环。于是乎还有一种自然主义观就是“冰期说”，该说认为一万年来随着冰期的冷暖交替，北半球人类活动也呈现治乱交替。我印象好像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吧，我记得那时还采购了许多本杂志，其中一则故事还论证凿凿写到：冷暖交替的“锯齿状”与治乱交替的“锯齿状”完全一致重合!那时我还年轻，也在研究数学，看到这则故事，心呀怦怦跳动，想找到这位作者，想知道用怎样的数学工具做出这个结论来的。

　　这仍然是自然主义观，我仍持怀疑，与自然主义观相对的是宗教观和阶级观。阶级观曾是我们主流学说，现已逐渐退出主流话语，该说看似彻底摒弃自然选择说，但绕了一个大圈子后又落脚到了“唯物主义”上，有悖马克思主义本意;马克思的自然是“人化自然”，并非纯粹自然。我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持“心物一体”说，人类社会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自然存在又是人化自然，天择与人择共同构造了我们这个真实世界，他在哲学上是“共时”的，就象阴阳共处太极;虽然“共时”但是权重不一，一旦人择盖过天择，就会产生“种族逆淘汰”。

　　中国体量庞大，自登上文明舞台就呈现这个特征，民族众多，人口庞大，差异巨大，不仅人种结构上的，也是文化上的，因此存在“过度繁殖”、“遗传和变异”的备选条件――这种备选条件只有印度次大陆存在、可比，这个星球上只有这两个地方存在;但是究竟怎样选择，以秦汉为分界点存在两种模式：秦汉以前遵循的是天择(也即自然选择，生存竞争)，天择盖过人择，适者生存，但是秦汉以后文明标杆逐渐偏离天择，滑向人择，人择盖过天择，这就是“种族逆淘汰”机理。

　　人择结果不一定就是最劣，但他一定不是最优，甚至次优也达不到，一般总是在“中线”附近徘徊。秦汉以后虽然“选贤任能”始终是儒教倡导，但在文明大尺度坐标上他是不可能实现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这不仅数量意义上的，也是质量意义上的，是整个哲学上的不证自明。解析中国文官制度的资料汗牛充栋，全都证明一件事，秦汉以后的文官制度就是一个“选劣”过程;但事实上不仅仅文官制度，而是整个文明系统上的。

　　这种“选劣”的人择模式，其恶果只有在两大民族正面遭遇时才会显现，隋唐特别两宋后，中原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正面遭遇，他就显现出来;明清以后西人海面进来，他也显现出来。无数资料记载，北方少数民族以绝对的人口劣势和资源劣势与中原对峙取得胜利，洋人也是以绝对的兵员劣势和资源劣势从海面取得胜利，这绝不是军事上的原因而是整个文明天幕上的原因，是秦汉以后文明模式的原因，是人择盖过天择的原因。

　　今天“美国政府宣布取消美台关系的一切限制”其实又是一次狭路相逢、正面遭遇，采取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不是硬刚而是“温水煮青蛙”、“切香肠”，等待“一代不如一代”、“种族逆淘汰”效应的彻底显现。

　　我全篇讲的非常理性，虽然没有一个数学公式。美国正在等待一个最佳时机宣布：台湾不属于中国。你站在高楼用长脚望远镜观察一下，这乌鸦鸦一片人群像是将十六国军打回“三八线”去的后代吗?他们还能战争吗?你仔细看看这群人的脸，想象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四十年后，他们都不能，凭什么他们的后代能支撑一场战争?美国就是要等待这样一个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