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拍成“励志”电影，这才是败笔所在

　　当然标题所说不必拘泥于电影、电视剧，其实形式多种多样，传统的当然要数纪传体文学了。以我一己之观感，拍领袖人物的电影电视剧，不外乎三种框架，管他套路多少，都可纳入这仨，具体进一步只在这仨中分形细化而已。我把他命名为时代片、励志片、哲学片，为何这样命名我会解释的。

　　时代片：这种类型的片子是在领袖人物本人尚健在，或者离世后不久但这个时代还在领袖人物的光环笼罩下，历史还在领袖人物铺设的轨道前行，政权虽已建立但许多事件和细节还在迷雾中，必须交待说清楚，片中必然大量反映，片子必须传递领袖人物生前意志。比如布哈林泄露起义信息导致起义被迫提前，比如卫兵驰救列宁时布哈林故意指错方向，比如列宁家乡来人与列宁争论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比如高尔基与列宁争论革命不必过于残酷，列宁争辨说“两人打架时左一拳右一拳，你能分辨哪一拳该哪一拳不该”。等等这些大量细节和事件在领袖生前或离世不久还在继续、还在争论，没有完全盖棺定论，那个时代还在进行中，片中必然有所反映。

　　励志片：这类片子固然必须铺陈事件和细节，铺陈的目的在于向青少年们励志，所有一切铺陈都必须围绕这个。一根小扁担，洗冷水澡，英雄救美一人敌三寇，等等这些细节都是励志的好素材。人各有志，流水线工人有“志”，锄地农民有“志”，学生们有“志”，手握千万亿分配权的银行大佬们有“志”，一字值千金的文章高手有“志”；可是领袖人物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励志片似乎假设存在一种大家共同之“志”。洗冷水澡、畅游长江反映了领袖的独特人格，可是对你而言可能冻死、淹死，落得个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励志片也叫偶像片，励志是从更多褒义方面思考，偶像则复杂多了，特别今天年代男性多暖男，领袖不可能出自这个年代。可是领袖人物千年一遇，虎落平川被犬欺，平常年代他们的存在比普通大众突出不了多少，也许连普通人都不如。这是大家都有直觉和经验。怎样既励志，将领袖塑造成全民偶像，又要不违大家的直觉经验？古代社会他是通过大量的民谣童谣、儿歌、谶言等等来达到，现代社会就要靠专门叙事者，这就是考验导演和演员的讲故事本事了。然而伟大的故事叙事者与领袖人物一样，也是可遇不可求，也是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纵然遍地皆尧舜，没有司马迁也枉然。

　　这句话不知是谁说的，我记不起谁了，我不杜撰，原话当然也不是这样，我只是大概意思如此。我们今天处在什么时代？有领袖人物频出无伟大叙事人物？有伟大叙事者然而领袖人物藏身何处？或者干脆这是个平庸时代，既无领袖人物出现也无伟大的故事手？

　　哲学片：这种类型场面宏大、主题深刻，大都反映一些社会和人性不变的东西，比如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奸与忠、生与死，这里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倒像某种“客串”，使人走出剧场或合掩书卷产生无限遐想，使人产生代入感，似乎自己成为其中一员：假如没有里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我会怎样？这种类型确实是有看头的，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出场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所有的励志和时代都是偶然的，而必然正是在这无数的偶然中体现。

　　这三种只是理想分类，真正的一部片子或一部传记体文学，肯定是三者兼而有之，各有侧重。

　　比如反映列宁事迹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年》，用大量镜头叙说了比如布哈林泄露起义信息导致起义被迫提前，比如卫兵驰救列宁时布哈林故意指错方向，比如列宁家乡来人与列宁争论工人与农民的关系，比如高尔基与列宁争论革命不必过于残酷，列宁争辨说“两人打架时左一拳右一拳，你能分辨哪一拳该哪一拳不该”。通过这些大量镜头表现了那个时代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他的时代特征同时表现在：假如今天重拍可能会有所不一样，比如关于布哈林的评价和具体细节，肯定会有所不同，许多历史已有所重述。再比如今天重拍的话“列宁与布列斯特条约”就没法回避，必定登上银幕，这个事件太大了，当时竭力回避，今天已不必；这是沙皇抹黑列宁的重要事件，今天重拍则可以更从容些，前因后果及历史意义都可兼顾全面。时代片必定是这样的，他印刻有当时时代的巨大印记，不得不这样，对错我们不管，这是时代片的特征，这要明白；

　　再说励志与偶像，以列宁与小女孩的对话和嬉戏为例，他反映了英雄和领袖人物心肠柔软和天真童趣的另一人格特征，这符合人们的直觉和经验；奇怪的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巨大，这类直觉和经验却又高度相似一致，其实他反映的是人性中更深刻的一面，这也是东西方文化（比如电影）得以畅通交流的前提。又比如化了妆的列宁与普通士兵在讨论列宁究竟长什么模样，有人说列宁长着红头发、大麻子脸，也有人说大脑袋、大个子，有主见的男子汉；其实列宁传记电影中多处讲到关于列宁长相的传言，既使列宁自己在场，也从不争辨，你说红头发、大麻子脸，像个妖怪，那就像个妖怪吧。事实上那时的沙皇就在散布列宁象妖怪，已经渗入人心，那时谁也没见过列宁，争辨说他是大脑袋、大个子，有主见的男子汉毫无意义。蹩脚的导演也许会这么安排，以示列宁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岸形象和地位，可列宁却乐意接受，你说妖怪就妖怪吧。这类镜头非但无损于领袖的形象，倒是反映了伟人幽默和不拘小节的品格，而在大会上，在一个偶然安排的情节上，普通士兵看见真正的列宁：既不是红头发、大麻子脸，也不是大个子，原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一切都化解了，很自然。比如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自传性谈话时讲到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比如父亲骂毛泽东懒惰，毛泽东以投水塘自杀威胁等情节，这些在敌手看来都是“极端人格”，在普通人而言难以接受，尽可能回避不谈的，而这丝毫无损于毛泽东领袖人物的形象。时代到了非常态，那必定有一群“极端人格”来矫正这个时代，“极端人格”倒是正常的了，不出现倒是反常，励志片（或偶像片）必须这样拍。今天常态社会，父亲骂几句，打几下也是正常，以“投水”相威胁，那可能确实过了，不应该，有点“极端人格”。

　　再说哲学片，比如拿破仑传记中讲述拿破仑征服埃及，入侵俄罗斯等地，他的军队同时征召有大量工程师技术人员随行，他们可不是直接服务于军事，而是传播科学有关，他们一方面盗挖当地文物运回法国，具有强盗性，同时确实传播了科学，比如我们今天一大批物理标准比如米公斤制，都是那时开始。我们评价他必然不可回避他的两面性，就象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这就是哲学，永远永恒的处于争论中，别说当时，现在仍在争论，这是哲学的本性。再说列宁传记片中，大量阐述列宁的工农主张，今天苏联已没了，这些思想争论仍在继续，这就是哲学本性，永远都在争论。西方影片中类似哲学意境，往往以歌曲音乐去表现，这可能与他们的宗教传统有关，比如《国际歌》的反复出现，比如反映哥萨克人的不屈与雄浑意志――不管正面叙说还是批判谴责，今天仍在争论，这是哲学本性，反映的是人性的深刻性。

　　这三者肯定兼而有之，各有侧重，任何一部反映英雄和领袖人物的影片和传记必须如此的。可究竟怎样的侧重和分布？把领袖人物电影拍的既耐看又不违人们的主观经验感受，这确实与导演和演员的思想水平和演技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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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论坛上读了红色卫士的《电影电视剧中的毛泽东，不真实！——读<青年毛泽东>有感》，略有同感。红色卫士是客气的，说他“不真实”，照我说法是这类影片或传记“不好看”，“不耐看”。原因在何处呢？

　　我想了想，很可能是时代性（当时及现在）、励志性（或者偶像性）及哲学性这三者的平衡及内在关联没拿捏号，导演可能过于将这类影片电视剧拍成励志片，结果堆砌了大量细节和事件，可他不明白：这类千年一遇人物，虎落平川被犬欺，在我们这个普普通通年代没有激荡性和戏剧性，在我们今天讲究“成功”的时代和社会，他是很难用作励志的；这些平平常常的事件和细节的堆砌，只有与他的时代性（当时及现在）结合起来，用哲学将他们串联在一起，那才能真正起到烘托领袖人物的作用。

　　今天，励志和偶像已成为时代主旋律，导演和演员们是不可违背的，领袖人物也没法免俗。我们那个时代一般用“励志”比较恰当，比如“一根小扁担”之类我们那代人读的很多，颇有励志性，教人任何事情必从小事情上做起，伟人必从小事情做起；现在用“偶像”似乎更贴切，比如经常引用毛泽东学生时代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17岁写给父亲的诗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7年写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等等，以表现他不同于一般普通人的天成个性；可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也颇偶像，受到青年学子的追捧，如果没有哲学的追问：时代究竟选择了哪个偶像，究竟是何缘故？那么看似在烘托毛泽东，很可能意在表达精英人格吧！

　　末了还是要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不是不想把毛泽东写好，主观上他们也想，然而伟大的叙事者与领袖人物一样，也是可遇不可求，也是百年不见千年一遇，纵然遍地皆尧舜，没有司马迁也枉然；这是个平庸时代，既然出不了领袖，岂有伟大的叙事者？

　　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