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长城内外：再谈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

　　11月30日，我写的《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苏共亡党亡国30年祭》

　　一文在红歌会网刊登后，有的同志对我认为苏共亡党亡国“最根本的原因是苏共的腐化变质，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最后被苏联人民所抛弃”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

　　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和有关同志思考：

　　一、谁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元凶”?

　　我认为，从1917年10月革命到1991年苏联解体，苏共领导集团经历了三代：

　　第一代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革命领袖，人民公仆”

　　在苏联，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有着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因此，革命在苏联成功后，他们没有停止革命，而是一心要巩固和发展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并且积极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希望共产主义运动能够早日在全球取得胜利。

　　他们把工人农民看作是国家的主人，一心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从不以权谋私。例如，斯大林虽然也有过于专断和肃反扩大化等缺点和失误，但他非常廉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说斯大林利用手中权力贪污了苏联高达千亿卢布的国家财产。“秘密报告”被相关人士透露后，全国人民都要求彻查斯大林的财产。为此，赫鲁晓夫专门成立了一个特别清算小组，调查斯大林财产。清算结果显示，斯大林的财产不仅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反而少得让人可怜，一共只有5个烟斗、4个烟盒与一些烟草、1个红色封面笔记本、2件白色上衣、4件军用呢子大衣、10条深灰色长裤、5顶宽檐帽和900卢布的个人存款。

　　第二代是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特权官僚”

　　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共的第二代领导集团，已经丧失了革命性，他们不是革命者，而是权力的崇拜者。在斯大林时期，由于干部的选用缺乏民主性和透明性，特别是1932年以后任命官员名单一直处于严格保密，在干部队伍中滋长了只对上级负责甚至忠诚领导个人的不良风气，不少干部为了升迁甚至不择手段、不惜代价。例如，斯大林逝世后苏共中央实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为了夺取最高权力，就玩弄权术，今天联合这个打倒那个，明天拉拢那个清除这个，经过几年的功夫，把斯大林留下的主要班底一扫而光，使自己成为苏联头号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也是如此，他暗中联合其他苏共领导人，采用宫廷政变的方式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形成了领导苏联的“三驾马车”，接着，他又逐步夺取了其他两人的权力，很快独揽苏联的大权。

　　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等人被权力所腐蚀，逐渐失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当他们进入苏共领导集团后，最关心的不是继续革命，而是如何永远掌握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并享受这种权力所能带来的一切好处。再加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公开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主张。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宣布用所谓“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在苏联，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国民，成员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苏共已经“成为全体人民的党”。“全民党”的要害是抹杀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赫鲁晓夫等提出“全民党”的主张，其根本原因是企图调和国内阶级矛盾，以利于其长期执政。

　　为了夺取和巩固最高权力，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非常重视笼络各级官员。例如，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取消高层领导人货币补贴的决议，而在逮捕贝利亚之后，赫鲁晓夫于同年8月又为党的高层官员恢复了补贴，并提高了幅度，还补发了3个月的补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更加维护高层官员的利益，不仅纵容官员而且自己带头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搞裙带作风、贪污受贿。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成员，实质上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官僚，也就是“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他们运用手里掌握的大权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成为广大民众的对立面。

　　第三代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西化派”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是在赫鲁晓夫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和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时期加入苏联共产党和走上领导岗位的。当时，由于苏共发展党员和选用干部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讲革命化，只看重业务水平和是否听领导的话，发展和选用了许多政治上不合格的人。这些人加入苏联共产党时并没有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入党不过是为自己获取在官场里升迁的通行证。由于苏共用修正主义的理论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放弃了意识形态领域里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加之苏共领导集团的腐化变质，使不少党员干部受到西方反共宣传和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从后来的情况看，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戈尔巴乔夫在骨子里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而叶利钦更是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论的信奉者。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后，提拔任用了许多“西化分子”，叶利钦就是在他的大力提拔下，迅速升迁并进入了苏共中央领导层的。

　　1885年至1990年，苏联政坛有三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以苏共中央二号人物（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

　　其中，利加乔夫是苏共党内主张稳重改革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在社会主义选择范围内进行改革，反对否定苏联七十年社会主义的成就，强调阶级斗争、共产党的领导，曾与叶利钦、雅可夫列夫等人发生多次冲突。但是利加乔夫于1990年7月竞选苏共中央副总书记职务失败后退休了。

　　1991年“八•一九事件”发生前，苏共和苏联的基本情况就像是：勃列日涅夫留下了一座外强内朽的大厦，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搞得千疮百孔，改成了“危房”。结果，传统派为挽救即将走向解体崩溃的苏联而发动的“八•一九”政变像一场地震激化了各方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叶利钦利用这个机会，最后用致命的一击，摧垮了这座大厦。

　　因此，可以说苏共的亡党亡国，从根本上说，是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特权官僚”和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代表的“西化派”共同“努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是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

　　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苏共的蜕化变质，经历了一个从“修化变质”到“腐化变质”再到“西化变质”的过程。

　　“修化”就是“修正主义化”，也可以称为“非马克思主义化”。苏共的“修化变质”是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的。

　　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主要体现为“三个抛弃”，即：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否认苏联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苏联搞所谓的“全民国家”；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改变苏共的无产阶级性质，搞所谓的“全民党”。由于这“三个抛弃”，苏共放松了阶级斗争的警惕性，丧失了对党内外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性，导致许多不良分子混进党内，党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三种人”，即：不讲原则的“老好人”，贪图权钱的“自私人”，口是心非的“两面人”。

　　苏共的“腐化变质”是从勃列日涅夫时期开始的。

　　由于“三个抛弃”，由于许多不良分子混进党内和党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三种人”，在苏共高层逐步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官僚特权阶层的成员，实质上都是披着共产党员外衣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官僚，他们以权谋私、大肆贪腐，带坏了全党的风气，出现了大量的腐败分子，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声誉，逐步丧失了民心。

　　苏共的“西化变质”则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开始的。

　　由于许多不良分子混进党内和党内出现了数量可观的“三种人”，不少受到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苏共党员成为“西化分子”，他们隐藏自己的真实面目，假装积极进步，骗取上级和同志们的信任，爬上了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岗位，戈尔巴乔夫则窃取了苏联党政最高权力。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力推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西化改革，积极清除反对“西化”的领导干部，同时把许多“西化分子”提拔到党、政、军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初步完成了苏共的“西化变质”，并且让叶利钦等“西化激进派”夺取了国家的部分权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共败亡和苏联解体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苏共没有蜕化变质，那么，再强大的敌人、再大的困难也无法摧毁苏共和苏联。

　　二、为什么苏联人民没能阻止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败亡？

　　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官僚特权阶层严重丧失了民心

　　勃列日涅夫时期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以权谋私、任人唯亲、贪污腐败，长期欺骗人民和压制不同意见，已成为披着共产党外衣、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化了的官僚，他们严重脱离了群众，甚至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因此，当这个官僚特权阶层控制的苏共和苏联国家即将崩溃之时，大部分民众包括苏共的普通党员都成为旁观者，而没有为“他们”挺身而出。

　　第二个原因，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西方的宣传搞乱了民众的思想

　　赫鲁晓夫推行“全民国家”“全民党”，认为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已经消失，改变了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特别是全盘否定斯大林，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疑虑。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极力宣传“西化改革”的好处，加之西方的宣传，也蒙骗了许多民众，他们期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能克服苏联存在的问题，给苏联人民带来美好的明天。结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带来的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使前苏联国家解体，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苦海之中。许多人都后悔当初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谎言。

　　第三个原因，苏联坚持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缺乏有效的组织

　　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西化改革”，苏共党内外也有不少人是怀疑甚至坚决反对的。但是，由于苏联实行的是一党制，因此，当苏共的最高领导权被修正主义分子和“西化分子”窃取后，普通的党员群众很难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有效的抗争。例如，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在斯大林的家乡格鲁吉亚和苏联其他一些地方曾爆发过反对否定斯大林的群众游行示威，但很快就被军警镇压下去了。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非自然更替往往是通过宫廷政变的形式实现的。苏联解体前，苏共内部以亚纳耶夫为首的一部分领导人为了废除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及他推行的改革，挽救即将走向解体崩溃的苏联，也发动了“八•一九”政变。但由于传统派内部思想不统一，政变组织者软弱无能，特别是犯了两个致命性的错误，一是没有在控制戈尔巴乔夫的同时也控制住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二是让戈尔巴乔夫从软禁中脱逃回到了莫斯科，结果，一场被美国当局认为很可能成功的政变很快就失败了。

　　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使他们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成为一个泥足巨人。因此，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一小部分支持叶利钦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八•一九”政变，而绝大部分民众都待在家里静观其变。从这一点来看，苏共实际上是被苏联人民抛弃了。

　　不少苏联专家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前苏联历史上国家实力最强大、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时期。为什么在勃列日涅夫去世后不到9年就出现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令人深思的。我觉得，这一情况说明，人民不仅需要温饱，更需要社会的公平正义。

　　苏共亡党亡国的教训警示我们：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共产党内，最可怕的是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蜕化变质。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文/望长城内外，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