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忽视的农村阶层分化

　　导语

　　“村庄里的分化”“高度分化”“上层农民规模大”和“富人在村”是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四个基本特征。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阶层关系和乡村治理的诸多独特现象，如：“阶层怨恨”“富人治村”和上层农民总体性占有资源等。

　　本文从“阶层”角度揭示了中国东部地区农村社会分化特点，我们希望未来能从生产关系出发对中国农村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

　　作者｜杨华、杨姿（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转载编辑｜六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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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农民分化是村庄里的分化，它与市民分化有差异。城市是陌生人社会，而村庄是熟人社会（贺雪峰，2016）。陌生人的分化是相互匿名和不可见的，个体在社会关系和价值上可以逃离自己的阶层位置；而熟人社会中交往是面对面的，分化是看得见的，农民无法逃逸自身的社会关系和阶层位置。

　　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下文简称“东部农村”），经济社会率先发展，大部分农民从农业领域分离出来，到非农领域就业，一部分农民通过在工商领域自主创业率先发展起来，成为富人。经济上的分化使得原先均质化、相差无几的农民被划分成不同的社会阶层。相较于中西部农村经济分化不大、社会分层不显著，东部农村已经有了明显的阶层分化，阶层意识逐渐显性化，并开始出现较突出的阶层隔阂和区隔现象。据调查，东部农村的阶层分化首先是“村庄里的分化”，除此之外，它还有“高度分化”、“富人在村”和“上层农民规模大”三个典型特点，村庄诸多政治和经济社会现象都与这些特点相关。

　　二

　　村庄里的分化：

　　信息对称、互动在场与价值共享

　　城市里的分化是通过数据统计得来的，研究者除了数据，很难看到具象的阶层结构和阶层互动（李璐璐，2005）。由于村庄的熟人社会特性，农民分化具有可视性。对于农民来说，村庄熟人社会有如下特征：

　　其一是信息的对称性。村庄是狭小的空间，农户之间是透明的，彼此知根知底。那么，农民因为清楚自己和其他农户的情况，就会在比较和竞争中对自身进行阶层定位，确认自己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

　　其二是互动的在场性。城市社会阶层的互动发生在陌生人之间，因而必定是抽象的和匿名的，人们可以逃逸这种互动。但在熟人社会中，人们的互动是在场的。这个特性源于村庄内部交往距离短小和信息的对称性。

　　其三是价值的共享性。城市社会的价值观是多元的，人们可以归属不同的价值体系而在其中获得价值感。如果有人在某种价值体系中无法实现自我，他们便可投到其他更容易实现自我的价值体系之中。但农村的价值体系却是村庄共享的，某一套价值体系会成为笼罩性的力量而为多数村民所认可，村庄中不可能存在两套或多套对抗性的价值体系。人们只有达到了某套价值体系的标准，才能在村庄中获得面子、荣耀和承认。而且只有强势群体的价值目标才可能成为村庄共享的价值目标。

　　熟人社会的上述特征，使得农民不能轻易退出村庄社会关系，进而导致阶层分化呈现出独特的景观：阶层位置的自我确认，主观阶层与客观阶层的一致性；阶层关系在互动中形成既定模式；下层农民的压力来源于与上层农民的直接互动；上层农民对下层农民的压制和价值剥夺是面对面的，等等。总之，阶层关系是面对面的和无可逃遁的。

　　三

　　阶层高度分化：

　　行为逻辑改变与下层推出竞争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中低度分化而言（杨华，2014），东部地区农民的分化属于高度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的纵向分化大。改革开放后，该地区有一部分农民利用集体社队企业积累下来的管理和和销售经验、技术及人脉关系等，从家庭作坊、跑供销等做起，逐渐做大做强，将家庭作坊升级为中小企业或规模企业。而多数农民则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和家庭作坊经营，或在本地企业务工，或从事半工半耕等。职业分化带来农民经济上的巨大分化，农民的年收入从两三万元到数百万上千万元不等。

　　二是血缘地缘关系的横向分化彻底。血缘地缘关系在村庄里表现为宗亲关系和邻里关系。由于经济上的差别，农民之间在交往的时间、空间和心理上都出现了较大距离，从而使得相互之间交集变少、关系变淡。上层农民是企业主，遵循的是现代工商业的作业时间，工作与休息都较为有规律。而下层农民有的遵循的是农业劳作时间，有的遵守的是工厂务工时间。这就会造成二者在时间上的错位，当下层农民在作业的时候，上层农民在休息，或者当上层农民晚上十点才开始夜生活的时候，下层农民已经休息了。

　　空间上的差别源于经济收入的差别，主要包括居住空间的距离和消费空间的差别。上层农民不仅在县市有房产，在镇上也有商品房和别墅，在村里还自建别墅。而下层农民则居住在逼仄和基础设施落后的老村落。一般情况下，上层农民不会去老村落聊天，下层农民也不会去别墅区串门。在消费空间上，由于消费形式的差别，上层农民活动的地方主要是咖啡馆、农庄、大商场、高尔夫球场、旅游区等，而下层农民则主要在自家、小店、街道边、堰塘等地方度过闲暇时间。

　　由此，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在空间上是区隔的，基本上难有社会交集。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的心理距离也在拉大，主要表现为上层农民鄙夷、蔑视下层农民，把后者的落后归结为无能、懒惰和愚蠢，不屑于与下层农民交往，觉得跟下层农民交往是浪费时间，还没面子，甚至认为有穷人亲戚是人生最大的耻辱。而下层农民则没有底气跟上层农民交往，在上层农民面前觉得有压力，同时也看不惯上层农民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做派。因此，上层农民与下层农民的交往骤减、距离拉开，即便是兄弟、堂兄弟或邻里关系，也因经济的高度分化而产生距离，血缘地缘认同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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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富人在村：

　　城乡一体、资源密集与下层参照

　　在东部农村，一般以镇县为基地形成了密集的贯穿上中下游的产业集群，在同一产业内部又形成了包含高中低端环节的产业链。不同产业和产业内不同端点的企业在本地市场上相互咬合、相互依存，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市场环境。如果一个企业离开本地到外地发展，就会脱离本地的产业供应链从而加大生产成本。当地中小规模企业的厂房一般是由宅基地扩建而来，土地要素的成本较低。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当地政府在税收、环保、安全、质检、产业升级等方面给予企业许多优惠政策。同时，东部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实现了同步发展，农民在农村就能够享受城市化、现代化带来的便捷。

　　这样，东部地区内生资源和政策资源密集，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给当地农村阶层分化带来了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上层农民较多，另一个是上层农民留在村里，即富人在村。当地乡村治理和阶层关系中的许多现象皆与这两个特点相关。就第一个特点而言，因为当地资源密集，在不同产业和同一产业链条的不同端点都造就了相当多的富人，这些人成为上层农民。

　　据笔者调查，上层农民一般占农民总数的10%，其中中等规模企业主的年收入在50万至200万元之间，而中上规模企业主的年收入在200万元以上，少数达到了千万元。若一个村以300户算，那么，这个村就有30户属于上层农民。

　　有了这个规模就会形成规模效应，上层农民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村庄关注的焦点。上层农民的规模效应主要表现在为：一方面，上层农民在其内部可以构建圈子，并逐渐形成“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因为其内部人数足够多，可以不受外部主流文化的影响。譬如，即便其他农民看不惯上层农民的炫耀性消费，到处说风凉话，上层农民也可以不予理会而依然我行我素。这是因为上层农民不需要与其他农民交往，就可以在上层圈子中获得交往需求和价值认同。另一方面，因为上层农民足够多，他们的亚文化就不会被看作异类，并溢出其圈子而成为其他农民不得不面对的文化类型。同时，农民在村庄内比较和攀比的都是比自己水平和标准高的对象，因此，上层农民的生活和消费标准就会成为农民比较和竞争的对象。

　　其二是下层农民必须直面上层农民。也就是说，只要上层农民在村，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的互动就在所难免。但是，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差距太大，会使双方的互动不自然。比如，有的上层农民在口袋里装有至少两种香烟，一种是高档的“软中华”，一种是低端的“硬白沙”。跟不同层次的人交往就抽不同档次的烟。当然，因为上层农民占据优势，双方的互动对下层农民的负面影响更大一些，包括给下层农民带来生存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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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是上层农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成为村庄共享的标准。上层农民在村就必然要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由于上层农民的经济条件允许，其炫耀性消费很快超越传统的竞争标准而成为新的标准，其他农民则要参照行事。下层农民和中间农民不断追赶上层农民的消费水平，希望与上层农民保持一致。上层农民则不断拉开与其他农民的距离，以显示与众不同。中间农民在消费上紧跟上层农民，虽然不能与上层农民完全一致，但至少看上去差不多。下层农民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达到上层农民的消费水平，这样会使他们在村庄里没有面子，被上层农民和中间农民看不起。如果上层农民离开村庄，那么，中间农民的消费标准就会成为村庄共享的标准，这对于下层农民来说虽然有难度，但通过努力勉强可以达到，因而下层农民不至于退出竞争而被边缘化。

　　五

　　阶层怨恨：

　　价值比较与下层农民的生存性压力

　　鉴于经济实力，下层农民被迫退出与上层农民的竞争，但是，这并不等于在村庄中可以对上层农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事实上，下层农民时刻都在跟上层农民比较，并因比较而倍感压力，进而产生对上层农民的怨恨情绪。

　　因比较带来的落差给下层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追赶的动力。但是，在东部地区，比较的对象是上层农民。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的差距太大，即便下层农民通过无限压榨家庭劳动力（打几份工）、缩减生活开支（如减少人情消费、交际费用及不看电视等）也追赶不上，那么，他们的心理压力就更大。但村庄熟人社会是不可逃逸的，只要下层农民生活在村庄中，就不能规避与上层农民面对面的交往。

　　只要有来自上层农民的信息，下层农民就会感到压力，浑身不自在。更何况上层农民还不断地在村庄中“刷存在感”。下层农民唯一避免压力的方式就是不在村庄生活，但受制于经济条件和谋生方式，他们无法搬出村庄。所以，下层农民只能尽量减少或避免与上层农民互动，尤其是不能参与上层农民的炫耀性消费和社会交往，以少受刺激和减少压力。进而，下层农民退出与上层农民的人情往来，不参与村庄公共生活，“关起门来过日子”，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如果说怨恨产生的条件是比较，那么，平等就是怨恨产生的基础。有了平等才会有比较，有了比较才会因落后而产生怨恨情绪。传统等级社会中农民不会对地主有怨恨情绪，因为农民与地主处在不平等的等级结构中，农民不会跟地主相比较。真正相互比较的，是成长在集体经济时代并在20世纪捌玖十年代结婚成家的那一拨农民，他们现在一般在五六十岁之间。这批农民起点一致，后来分化较大，落后者在比较中产生了怨恨情绪。

　　除了跟平等的价值诉求和不平等的社会事实有关外，怨恨还与农民的公平观受到挑战有关。农民的公平观是生活中常识性的心理平衡感。农民认为应该得到他人平等对待，而事实上却并未如此，因而他们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在东部农村，农民认为最应该受到公平对待的是村庄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但是，当上层农民通过巨资贿选掌握村庄利益再分配权之后，就肆意攫取村庄公共资源，将下层农民排除在资源再分配之外。下层农民自然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东部地区维权和模糊维权型上访居多，与下层农民的怨恨情绪有关。

　　六

　　“富人治村”：

　　利好、政商合谋与巨资贿选

　　“富人治村”备受学者批评，认为它带来了贿选的顽疾和对下层农民的政治排斥，使村庄政治失去公共性，也造成了村庄公共资源被上层农民垄断的局面，从而产生严重不公平，影响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但是，在农村阶层高度分化、农村城镇化和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上层农民当选村干部和“富人治村”具有必然性。其原因是：

　　1、担任村干部有好处，上层农民有动力参选；

　　2、基层政府也需要通过上层农民与农村社会对接，因而支持和鼓励上层农民竞选村干部；

　　3、上层农民资源雄厚，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当选村干部；

　　4、下层农民之所以接受贿选，与他们在村庄中的政治效能感低有关系。

　　七

　　资源总体占有：

　　赢者通吃、社会排斥与阶层固化

　　东部农村通过竞选上台的村干部多数是上层农民。他们将经济上的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优势，垄断村庄利益再分配的权力，进而利用权力和农村“三资”（资金、资源和资产）管理上的漏洞攫取和瓜分村庄公共资源，从而将政治上的优势再转化为经济上的优势。譬如，村干部将宅基地指标、集体建设用地等资源分配给上层农民，上层农民利用这些资源以突破企业发展的土地要素瓶颈，实现企业的转型升级。没有得到这些资源的其他农民，就只能维持家庭作坊的低端经营模式，获得的利润较低。上层农民亦可以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实现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方面的突破。于是，上层农民掌握并垄断了当地优质的经济资源。笔者调查发现，在2005年之后，东部农村一个农民要想从家庭作坊白手起家，已不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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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上层农民还在经济基础上垄断了镇域范围内优质的社会关系资源和文化价值资源。在社会关系上，上层农民通过人情往来和共同消费在其内部构建庞大的关系网络。掌握文化价值资源是指上层农民在生活和消费上起引领作用，主导村庄的价值评价体系。上层农民的价值目标取代了其他评价体系和标准，成为村庄主导的价值标准，只有在经济上、消费上达到上层农民的标准，才算得上成功。这样，上层农民就成了村庄中成功的标杆，获得了村庄极大的承认，其价值也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上层农民成为村中最有面子、最具荣耀感和成就感的人。这样的人当然是其他人结交和趋附的对象，“有钱就有关系”。

　　总之，上层农民通过经济上的优势垄断了农村权力资源、社会关系资源和文化价值资源，从而总体性地占有了农村的优质资源。这是赢者通吃的逻辑，占有一种资源便可同时占有其他资源。

　　由于资源具有再生产性特点，上层农民可以利用其总体性资源扩大企业生产，占有更多资源，以保持和提升其社会阶层位置。上层农民利用其资源培养子女，首先是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如果上不了国内名牌大学，就留学欧美；其次是让子女在自己公司、分公司独当一面，并将他们置入自己构建的高质量的关系网络中。笔者在G镇调查发现，当地上层农民的子女内部结成了一个联系紧密、活动频繁、认同度高的关系网络，自称“创二代”，即第二代创业者。上层农民通过这些措施来实现精英的自我复制和再生产。而下层农民则无资源可用，也不能给自己的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和成长的高起点，其子女一般只接受了初高中教育，较好的读了一般的专本科。下层农民子女大多在当地企业打工，属于工薪阶层，工资不高，上升空间不大，因而难以实现阶层的代际流动。下层自我循环的格局开始显现。总体来说，东部农村阶层的流动性降低，阶层固化迹象明显。

　　八

　　结 语

　　综上所述，在东部农村，“村庄里的分化”“高度分化”“上层农民规模大”和“富人在村”是农村阶层分化的四个基本特征。其中，“村庄里的分化”是相对于城市里的阶层分化而言的农村特有的社会分化特质。村庄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分化与陌生人社会的分化有本质区别，后者是匿名的和可逃逸的，而熟人社会具有信息对称、互动透明和价值共享的特点，因而农民一般不能随意退出熟人社会。农村不同阶层必须正视与对方的互动，并在互动中确认自己的位置和角色。“高度分化”是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本质属性的概括。作为一个分析因素，高度分化意味着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的差距甚大，以至于影响到了二者的关系，下层农民也因此退出与上层农民的竞争。“富人在村”意味着下层农民不得不与上层农民互动和比较并直面由此带来的压力，也预示着上层农民要参与村庄的社会性竞争和价值生产，介入村庄公共资源的分配，并可能因其经济上的优势而包揽农村所有优质资源。而这些能够成立的条件是“上层农民规模较大”，能够产生规模效应。

　　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四个基本特征是分析农村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问题的基本变量，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形塑了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阶层关系和乡村治理的诸多独特现象，包括“阶层怨恨”“富人治村”和上层农民总体性占有资源等。认识这四项基本特征，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东部地区农村其他政治社会现象。

　　图文来源：文章转载自公众号“中改2049”，原文载于《中国农村观察》。

　　原标题：村庄里的分化：熟人社会、富人在村与阶层怨恨——对东部地区农村阶层分化的若干理解（文章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