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严重冲击，需要考虑经济托底了

　　今日以来，随着上海疫情陷入焦灼，随之影响的就是整个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面受创。一些悲观人士纷纷认为，“清零不再可能了”“上海绑架全国成果”，并且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原先偏向乐观的人也不可避免的怀疑，譬如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否还能顺利实现，而如某些境外喇叭，则已经开始高呼“hard landing”了。下面，笔者将就今年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情况，以及上海突发冲击的新变化，和笔者个人的脑洞进行说明。

　　土地财政不可持续的大背景

　　去年2021年，可以说是我国经济的高光时刻，2020年抗击疫情的胜利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而在抗疫胜利的旗帜下，随着疫情的在世界全面延烧，全世界的制造业产能或者说供应链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严重冲击，这是我国2020年下半年至去年三季度经济急速复苏乃至高涨的本质原因，即治理。

　　是我国高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和社会治理能力与体系在短时间内迅速扑灭了疫情，使得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在2020年3月开始重新起步，并随着外需增大而加速扩张，这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非经济因素的外部变量，社会治理。

　　拿去年数据来看，全年GDP增长在8.1%，但分季度来看，一季度是18.3%，二季度是7.9%，三季度是4.9%，四季度只有4.0%，这一大幅回落因素的产生，仍然是治理。

　　在抗击疫情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恢复后，在2021年我国实际上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即停止地产、教培等寻租经济，扭转脱实向虚的历史趋势。笔者去年5月曾撰文指出在先前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限价政策，都是针对房价过高的运动式治理，治标不治本，甚至连标都很难治好，原因就是国民经济是深度依赖政府投资的，而政府投资又深度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而土地出让金则来源于地产企业的融资。

　　在通行的宏观经济学中，将经济增长的动力分解为三个部门，即出口、消费和投资。当然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分类方法，在分析上还应将需求与供给部门分开观察。如果用支出法计算GDP，即Y=C+I+NX，总需求=GDP=消费+投资+净出口，长期以来我国消费增长有限，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而投资中固投又有极高占比，加之多年来出口增速有限，实际上经济增长来源于以土地为锚的举债。

　　概括的讲，过去十年，我国信贷产生新增M2后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教育、研发、其它资本市场等，而是通过富人的手进入了地产等权益和资产市场，进行空转。例如深圳的房价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很多富人完全是踩在资产价格暴涨的风口起来的，这些人的财富并没有投资到企业或科技研发等关乎到深圳的未来中去，而是通过各种途径被转移到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中去了，在水涨船高中获取资产膨胀的收益。

　　另一方面，很多三四线以下的城市，房价和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完全脱钩了。因为这些地方实体经济越来越差，年轻人流出，政府不得不依靠土地财政的钱维持运作。这些地方的房产明显供给过剩，但房价仍维持高位。

　　而在土地财政经济之上的，是依托于城镇化经济（房地产经济）的金融业、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教培等教育和服务业。实际上，用供给-需求的平衡即AD-AS模型来看，如果可以保证供需的均衡稳定，信贷倒也罢了（这也是MMT大行其道的原因），但信贷随着周期的变化会产生利率，而利息是要还的，随着时间的膨胀，信贷派生部分会压倒本体。这就是说，基于土地造富的经济增长无异于击鼓传花，可击鼓传花的游戏总是要面临破灭的。这便是我们一直所担心的“灰犀牛”和明斯基时刻。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解决土地财政的空悬式经济增长，以及基于其上的各种行业运行模式。拆除土地财政的派生经济增长，消除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运行的负面干扰，是当前和今后持续很长时间的必然举措。行业也因此将2022年最大的风险归结为：监管压力。因为监管的介入，将从根本上重写许多行业的运行和盈利模式。

　　危多机少的2022年基本面

　　回到宏观经济方面来，我们看到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2年的压力描述为三个方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笔者分别进行介绍。

　　所谓的需求收缩，主要是指外需收缩。由于2022年西方国家的产能在逐步恢复，并且由于疫情刺激产生的恐慌性囤积商品和物资的情绪已经消退，外需方面的出口增长必然将出现回落。同时，由于疫情持续延烧，国内居民部门消费意愿整体萎靡，储蓄增长而消费减弱。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国内消费部门来说，并不是一个短时冲击，而是一个短时冲击附带了持续放血debuff。

　　所谓的供给冲击，则是指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在去年的煤炭暴涨开始，逐步扩散到原油、天然气、矿石、其他金属矿，并很大可能会在随后扩散到农产品。这些原材料，是制造业的上游，由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集群高度破碎化、碎片化，缺乏相应的议价能力，而产业升级速度有限相对被动。但原材料市场的高度国际化和市场化，让原材料上涨的负担为中游制造业企业负担，这使得原材料涨价的唯一结果，就是压缩中游制造业企业的利润，甚至产生缩小生产规模的结果。

　　而所谓的预期转弱，则要联系多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国际经济走向来看，随着美联储从放水转向加息和缩表等收水政策，泛滥的流动性会在形式上消失，总需求的增长将减弱；而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过去多年的“金融宽松—地产融资—土地出让—政府投资”和“金融宽松—信贷增长（地产质押）—服务业和制造业投资”这两条路径都不再有效。

　　特别是前者，是多年来中央宏观管理“稳增长”的路径。所谓的预期，既包含着经济增长的信心，也包括宏观管理当局对经济增长目标实现能力的信心。这也就是自去年12月以来，央行层面进行了多轮降息降准，但在宏观经济增速上实际效果有限的原因。

　　因此，继续用支出法GDP计算公式来看，总需求Y=C+I+NX，出口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消费持续不振，投资方面面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下降、政府方面地方政府杠杆率接近法定上限，等于等式右边三部分全部哑火。这就是在上海疫情爆发前，危大于机的2022年宏观经济基本面。

　　上海疫情后发生的新变化

　　在上海的疫情发生后，产生了更加严重的三个方面的问题，1.国内供应链体系的连接被断开；2.国民经济体系的转速大幅下降；3.信心受阻之下供给下降反作用于需求。

　　前段时间中央曾发布一份重要文件，主题是构建国内统一市场。一些不太了解这方面背景的朋友或许会疑惑，国内难道还不是一个统一市场？其实把时间倒退几十年，国内还真的不是一个统一市场，而现在，也只是看起来是一个统一市场，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这里需要首先重温一下基于行政发包制的国内政治结构和中央-地方权力分野。在行政发包制的作用下，更上一级乃至中央的决定性权力、打断地方甚至基层正常运行而代之以上级意志的行为，只是一种名义权力。由于高度的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原因，中央唯有在充分尊重地方意志的前提下，才能谈得上发号施令，否则“政令不出XXX”绝不是耸人听闻。

　　这里笔者要再复习一下市场的概念：市场不是自由主义者和市场万能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天上掉下来的不证自明的好东西”。恰恰相反，市场是一种人类抽象意识的造物，是一种内嵌在人类社会中的社会行为。

　　市场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在可以自由选择、自由竞争、交易双方彼此尊重、双方存在交易媒介等诸多要素。举个例子来说，农业社会时地主对佃农，是不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要从佃农有没有选择的权利，佃农和地主能不能互相选择、佃农劳动力定价是不是具有公平的弹性来看。

　　我国国内从大体上沿用共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法律法规体系，文化、风俗大致相通，从形式上来看当然会觉得是统一市场。然而，由于各个地方在政策执行上尺度严重不一，实际上这种表象极为脆弱。如清明节前后发生的全国高速公路停顿与停摆，就是因为各个高速公路卡口进入与放行政策并不统一，而最终产生了各自为政式的管控。疫情管控当然重要，但缺乏统一指引，彼此以邻为壑式的疫情管控，将疫情输出到周边地区，进而产生了极大的破坏性，其后果就是将国内以省为基本单元的彼此链接断开了。我们可以根据货运流量指数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而且，物流受到冲击还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周转速率下降。在疫情冲击的情况下，每个微观经济活动的周期事实上都变长了。那么反过来取个倒数，也就是说每个给定时间段内的产出都变少了。

　　而对应于近期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性暴跌，则是信心进一步下降的体现。固然，今年以来的A股市场暴跌，需要考虑到外资的持续性流出，外资流出的原因其一是美元的加息缩表进程，其二则是俄乌冲突产生的“市场置信性危机”，即中国资本市场究竟对西方资本来说还是不是“市场”，但四月以来的持续性暴跌，则是资本市场对上海疫情发散、危机与风险发散、社会治理溃败的预期体现。

　　总结来说，由于我国重要的次级经济区域——长江经济带的是以长江为轴、发动机在长江三角洲而长江水道为纽带的，上海疫情的发散，直接停摆了长江经济带的牵引抓手，长江经济带上的各省市陷入了各自为政。同时还叠加了疫情全国扩散后降低了国民经济运转速率，以及多个原因共同叠加之下的信心进一步减弱。这就是近来诸多外资研究机构对今年“5.5%”的GDP增速纷纷看衰，普遍认为今年我国GDP增速只能在4.2%-4.8%的原因。

　　需要应运而生的超常规政策

　　前面几部分说的都是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宏观部分，其实从微观上看，国民经济的困难也实在是比较严重。

　　自去年加大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以来，国民经济的总需求就处在勉力维持的状态。根据供给创造需求、供需平衡的原理（萨伊定律），当总供给受到冲击后，这一影响随时间变化也会传递给总需求，即企业开工率下降、产出下降。必然影响国民收入，随后产生国民经济总需求的下降。

　　从微观上来看，居民部门储蓄的提高和部分人群的债务增多同时出现，意味着亟需手段来化解国民经济的供需同向螺旋萎缩。笔者的看法是，不如以中央财政为依托，向全国居民定向发钱，提振总需求。数额不必太多，每人千余元，只是起救急的目的，也是中央财政的赤字和杠杆程度可以承受的。

　　许多城市新居民，长期处在月光年光的状态，已经处于即将断贷的状态了。而对于疫情冲击、收入减少甚至归零的人群，又没有统一的延迟偿还房贷政策，甚至中信银行上海分行还曾表示不能缓还房贷，不还要上征信。目前的疫情冲击和房地产经济被大幅抑制，让原本的地产乘数作用接近归零。

　　然而，在路径依赖下，银行业很难找到合适的信贷投放去向。去年被法办的原中信银行总行行长就曾在内部会议上表示“停掉所有的制造业贷款，都给我发房贷”。地产经济的路径依赖，可见一斑。因此继续降准降息，属于事倍功半。

　　去年胡主编曾说都发钱就等于都没发钱，胡老师这个讲法肯定是不对的；而相对应的，也有一些人曾经大加论证过美国发钱的伟光正，从社会基本伦理到全民基本收入理论，仿佛美国代表了人类前沿，在搞社会主义。需要说明的是，全民基本收入理论是指国家无条件给个人定期发放一笔钱，他应该是基于平衡财政模式的，而不是像美国那样开印钞机模式的，关于这个理论我们后面再出文章单独聊聊。

　　实际上对于美国的全民发钱，还是要从经济治理的角度和金融政策的角度来看。但是他们论证的目的是争论美国发钱的正确与否，而后对我国进行投射，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自觉的看齐意识，事事都通过臧否美国来对标我国。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美国发钱，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发钱”，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别人能用的，只要是有效的策略，我们就可以用。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要注意区别表象与实质之间的区别，将美国的全民发钱上升为了全民基本收入理论，可以说是十分不切实际的。美国的全民发钱，是政府缺乏进行基本公共服务和有效社会治理能力下所采取的行为，通过开动印钞机发钱，是社会治理的下策，是基于其低效的社会治理体系所采取的不得不为的一种策略，是市场化的社会治理对冲，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这一年来严重的通胀。

　　而笔者今天主张全民发钱，则是在平衡财政的前提下，以适度的中央政府“加杠杆”来缓和疫情的冲击，来给疫情冲击的城市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和新进入就业市场的年轻人一个缓冲。（平衡财政是政府量入为出，不足部分通过向市场发行国债来填补；而印钞机财政学名功能财政，是中央银行直通财政部国库，即财政不足部分发行国债，并被中央银行直接购买，也就是笔者之前写了多篇文章批判的MMT理论，仍不了解这一概念的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中搜索MMT查看往期文章）

　　由于本次上海疫情外溢了除西藏等少数地方外的大部分地区，所以实际上全国各地经济基本上都受到上海疫情影响，势必要进行普及性的补贴。当然，从急不得、缓不得的角度来说，这还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全民发钱后产生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单纯的进行发钱，不进行社会治理和供应链统合，必然导致供给没有同步跟上需求的扩张，产生了通货膨胀。

　　因此，在眼下，还应紧抓不放，迅速解决疫情及其扩散的风险，让供应链能回到常态，而笔者所主张的全民发钱，只能在供应能力恢复后进行。否则必将出现通货膨胀加剧的情形。

　　疫情以来，我国社会治理能力作为降低社会运行成本的基石，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然而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社会治理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作用长期以来被低估了。今次疫情冲击，让我们再度看到了坚持中国道路的重要意义，这种信念是中国经济长期运行，最重要的信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