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成迁客播芳馨”——要像鲁迅那样和毒草斗争到底
据《鲁迅日记》记载，1933年11月27日：“为土屋文明氏书一笺云：‘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土屋文明，是日本诗人，鲁迅的朋友。可见，这首诗，是写给日本朋友的。
“清采”，指刚刚从水中采摘出来的、清雅美丽的花，“妥”是“使……安宁”的意思。“湘灵”即湘水女神，也就是屈原在《楚辞·九歌》中描写的湘夫人。诗的第一句是说，把一枝清新秀丽的花，献给湘水女神。
畹（wǎn），古代一种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说是二十亩，一说是三十亩。屈原《离骚》中有这样的诗句：“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我种下了九畹地的春兰，我又栽就百亩园的秋蕙。）因此，这里采出来的清雅美丽之花，一定是兰花。
如果说，一畹是三十亩，“九畹”也就是二百七十亩。这个范围，不算太大。但是，在这不算太大的阵地上，却充满着“贞风”，即兰花所具有的那种高洁的风姿、那种沁人的芳香，陪伴和慰藉着湘水女神，也陪伴和慰藉着孤独而清醒的人。这里，孤独而清醒的人暗喻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革命先驱者。革命先驱者，同样具有兰花的高贵品格。
诗的前两句，只是铺垫，还不是高潮。对这首诗，如果只理解到这里，那就只是理解了一半。要知道，鲁迅并不满足于“众人皆醉我独醒”，决不像屈原那样孤芳自赏。
这首诗的重点是说，在这二百七十亩的方圆里，不光有花朵和芬芳，还有“萧艾”，即杂草，甚至毒草。而且，这杂草、毒草，不在少数，而是很多，到处都是，长得很密。正因为如此，高洁的兰花敌不过毒草。
这种态势，使得兰花很无奈，诗人也很无奈，这就是所谓“无奈终输萧艾密”。一个“输”字，畅抒诗人的愤激之情，因“萧艾”太“密”而“输”，因“输”而“无奈”。
“迁客”，指遭贬斥、被放逐的人。百花园里，兰花敌不过杂草，只能客走他乡，成为“迁客”。
全诗以“兰”为线索而贯穿始终，通过兰花以斥“萧艾”，而核心是“萧艾密”，再从“萧艾密”出发，一路继续发挥。
很明显，此诗通篇不离《楚辞》，叙楚事、召楚神、用楚典，完全凭借屈原其人、其事和其诗，驰骋想象，生发开去。
然而，鲁迅笔下的“迁客”，却不像屈原那样，“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为什么从前的这些香草，今天全都成了荒蒿野艾？）怨天尤人、流泪叹息，直至绝望自尽。
鲁迅这首诗，与屈原的风格迥然不同。诗的最后一句，在“九畹”、“贞风”的铺垫之上，在“萧艾密”、“终输”、“无奈”的对比、冲突之后，“迁客”所选择的不是别的，而是继续“播芳馨”。那份正直、高远，那份豁达、执着，跃然纸上。
鲁迅先生这首诗，不仅仅抒发了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所表现出的勇敢坚强、不屈不挠，更着意描绘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冲突，以及真正的革命者面对此情此景所应取的态度。
1928年到1929年，上海文化界某些人在当时“左”倾路线的影响下，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打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否认文学应该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片面强调文学的宣传工具作用。鲁迅不同意他们的见解，他们就联合起来攻击鲁迅先生是“反动文人”、“中国的堂·吉珂德”，是“醉眼朦胧的小资产阶级”。
抗日战争初期，这些满口革命的教条主义者，跟着王明由“左”倾跳到右倾、从关门主义跳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因此又提出了模糊不清的所谓“国防文学”口号，极力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当着鲁迅先生坚持自己的口号时，他们便攻击鲁迅先生，污蔑鲁迅先生“只团结少数人”、“搞宗派”。
在革命阵营内，鲁迅先生不得不时刻提防“从背后杀来的一刀”，经常不得已而“横着战斗”。“一支清采妥湘灵”这首诗，恐怕就是鲁迅先生的内心独白。
1930年，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
“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
“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叶遂宁这样的情况？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说：
“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
说得多么透彻！这些话，对于我们今天的“左派”、“毛派”，不是难得的警示和提醒吗？
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过去，笔者不理解，鲁迅既未扛枪打仗，又未直接帮助过白区地下党，怎么是革命家？后来，慢慢懂得了，鲁迅不仅仅揭露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在当时，揭露旧社会的，不是鲁迅一个人；不仅仅挖掘了民族劣根性，试图重塑民族灵魂、试图唤醒民众——曾做出这种尝试的人，也不只鲁迅一人，只不过鲁迅挖掘得更深刻一些。鲁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以冷峻的目光和超脱的态度，认识到“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认识到“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你说他怎么不是革命家？
相比之下，1928年到1936年上海左翼文化界里，那些曾经跟鲁迅先生激烈论战，甚至攻击、谩骂鲁迅的人，那些忽“左”忽右的教条主义者们，懂得上述这些东西吗？具备那种冷峻的睿智和经验吗？他们当然不懂得、不具备，因此他们绝对不是革命家。尽管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投奔了解放区、加入了共产党，他们至多算是革命者，有些人最终只是革命的“同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