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民
约近九十年前,针对日寇入侵我中华的民族危亡局面,毛主席和共产党、蒋介石和国民党,曾有过截然不同的抗战思路。
当时双方在抗日问题上的路线分歧,本质可概述为“抗日应该依靠谁”问题的分歧:国民党依靠“科技”(武器装备),共产党则依靠人民(游击战争)。
这背后,体现了毛蒋两人以及国共两党天然的阶级对立。
早在抗战伊始,蒋介石就明确于国民党内部表示:
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
我们为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但是毛主席在1937年3月则表达了另一种态度:
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
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中日之战显然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具有广泛可以动员和解放的有生力量,且具备抗战的正义性,长期战争的胜利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一直主张解放民众进行战争,即“人民战争”理论,而蒋介石却只将花巨资组建的军队和抓来的壮丁看做抗日力量。
毛主席相信中国“立起抗战”的力量蕴藏在民众之中,在同斯诺谈话时指出: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入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
民力和军力相结合,将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任何强敌能够战胜,离开民众则将一事无成。
相反,蒋介石对于中国民众的态度要比毛主席冷淡得多。他对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一直取鄙视与训斥的态度。
1934年5月,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中说:
今日吾国社会,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发现于行为者,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恶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当;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于是官吏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散漫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繁琐浮华,穷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游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族同受其害。
他对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人的某些面貌以及党制乱象,其实看的很透,然而他却不知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尤其他竟然这些视为“不可抗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