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基于人口规模的红利而征税，天经地义！

　　【提要：新技术条件下，“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已非个别，这表面上看是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信息技术等）发展带来的红利，应该归属于新技术发明者和超先涉足者，但还有一块是”人口规模”效应带来，在几百万小体量国家是可以忽略的，在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被放大，国家理应考虑其中的“垄断税”。

　　为什么几百万小体量国家可以忽略“人口规模”效应，在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就不能？

　　可以思考一个反例：如果新技术不直接作用于“人口规模”因素而是间接作用，比如飞机发动机新技术，虽然“人口规模”大势必导致飞机数量多，耗用新技术发动机多，最后必定也会获得新技术的超额利润，但那只是间接作用，放大效应有限，不可能造成薇娅与大卖场那种巨大差异，这个巨大差异必须也只能由人口规模效应带来】

　　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情景来解释标题：

　　一台湾歌手写（演唱）了首好歌，在台湾发行了十几万张，后来该歌手到大陆发展，同样这首歌，发行量一下子猛涨到几百万张。人们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分析后认为，猛涨几百万的原因是大陆人口规模远超台湾――台湾两千四百万人口，大陆十四亿人口。显而易见的，人们排除各种因素后凭直觉就能相信，这是人口规模效应造成的，而不可能其他；何况这种情形反复出现，不仅出现在甲歌手、乙歌手、丙艺人、丁艺人…；再何况我们今天的分析工具操纵简单、直达理性，具有板上钉钉的真实和直观性――比如“数理统计”。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国家对这“猛涨部分”是否有权征税？

　　我以为回答应该是异口同声的：有权征。有人不同意，认为“猛涨部分”来自于个人禀赋，国家无权征；那好，先搁一搁，问：国家对开采自然矿产资源者、采盐者征收超额税――俗称“垄断税”，国家是否有这个权？都说有这个权，事实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对贩卖者无须“垄断税”。既如此，“猛涨部分”来自于人口规模的膨胀，这“人口规模的膨胀”是否可视作国家资源？显然应该视作国家资源。这里有许多理论，也就别罗嗦，国家有权对“猛涨部分”征税。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怎样征？

　　实话实说告诉你，没法征。这里涉及到中国的税制和税法思想。中国的税法思想是“平等性”＋“普遍性”，但实际税制上是“个别调整”、“非普遍性”；因此我把中国的税法简称为“平等基础上的个别税”。“个别调整”情况多种多样，调整依据五花八门，我归纳了一下，大致（80％以上）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