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基于人口规模的红利而征税，天经地义！
【提要：新技术条件下，“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已非个别，这表面上看是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信息技术等）发展带来的红利，应该归属于新技术发明者和超先涉足者，但还有一块是”人口规模”效应带来，在几百万小体量国家是可以忽略的，在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被放大，国家理应考虑其中的“垄断税”。
为什么几百万小体量国家可以忽略“人口规模”效应，在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就不能？
可以思考一个反例：如果新技术不直接作用于“人口规模”因素而是间接作用，比如飞机发动机新技术，虽然“人口规模”大势必导致飞机数量多，耗用新技术发动机多，最后必定也会获得新技术的超额利润，但那只是间接作用，放大效应有限，不可能造成薇娅与大卖场那种巨大差异，这个巨大差异必须也只能由人口规模效应带来】
我们先讲一个真实的情景来解释标题：
一台湾歌手写（演唱）了首好歌，在台湾发行了十几万张，后来该歌手到大陆发展，同样这首歌，发行量一下子猛涨到几百万张。人们运用各种分析工具分析后认为，猛涨几百万的原因是大陆人口规模远超台湾――台湾两千四百万人口，大陆十四亿人口。显而易见的，人们排除各种因素后凭直觉就能相信，这是人口规模效应造成的，而不可能其他；何况这种情形反复出现，不仅出现在甲歌手、乙歌手、丙艺人、丁艺人…；再何况我们今天的分析工具操纵简单、直达理性，具有板上钉钉的真实和直观性――比如“数理统计”。
那么第一个问题来了，国家对这“猛涨部分”是否有权征税？
我以为回答应该是异口同声的：有权征。有人不同意，认为“猛涨部分”来自于个人禀赋，国家无权征；那好，先搁一搁，问：国家对开采自然矿产资源者、采盐者征收超额税――俗称“垄断税”，国家是否有这个权？都说有这个权，事实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而对贩卖者无须“垄断税”。既如此，“猛涨部分”来自于人口规模的膨胀，这“人口规模的膨胀”是否可视作国家资源？显然应该视作国家资源。这里有许多理论，也就别罗嗦，国家有权对“猛涨部分”征税。
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怎样征？
实话实说告诉你，没法征。这里涉及到中国的税制和税法思想。中国的税法思想是“平等性”＋“普遍性”，但实际税制上是“个别调整”、“非普遍性”；因此我把中国的税法简称为“平等基础上的个别税”。“个别调整”情况多种多样，调整依据五花八门，我归纳了一下，大致（80％以上）这样：
1、政策鼓励下的税收饶让。比如高新科技税收饶让，平等普遍原则下是25％税收，我以奖励的名义让你10％，你实缴15％就可以了。这种情况太多了，新能源鼓励饶让、绿色能源技术奖励、废旧资源回收奖励……。
2、老少边穷地区税收减免。比如革命老区税收减免10％，平等普遍原则下是25％税收，你实缴15％就可以了。
3、特殊行业税收优惠。这个情况有的，比如文化类行业实行普遍的税收优惠，只要稍稍一沾边就有优惠。具体我不清楚。
4、特殊情形下的税收减免。比如汶川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对很大一片区域内的企业实行或减或免的税收政策。
情况还有很多，大致以上这些。大家仔细看问题就来了，饶让、减免、优惠等等一大堆，全都是往下调的，是对25％的减除，本文开头说的那位歌手艺人那种情况，国家对高于25％部分理应再加征，却没有根据，没法做到。因此中国的实际税制既不是“平等普遍税”，也不是“个别税”，而是“平等基础上的非对称个别税”，个别调整只能往下而不能往上。
不对称就破坏了美，对称性是美的第一原则和要素。不光是美不美的问题，而是有实质效应的，大自然进化几亿年，都是按照对称原则进化的，破坏了这项原则，必定遭受自然的报复，社会领域亦是如此――关键是你怎样观察。
无法征，还有一个原因，无法量化。
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红利，你怎么量化其中基于新技术本身，还是基于“人口规模”效应？没有某种叙说和假定，你就没法量化。可以思考一个反例：如果新技术不直接作用于“人口规模”因素而是间接作用，比如飞机发动机新技术，虽然“人口规模”大势必导致飞机数量多，耗用新技术发动机多，最后必定也会获得新技术的超额利润，但那只是间接作用，放大效应有限，不可能造成薇娅与大卖场那种巨大差异，这个巨大差异必须也只能由人口规模效应带来。
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应该征又没法征，就不征啦，问题自然而然就“消失”啦？
“平等基础上的非对称个别税”破坏了对称性，他的恶果必然反映出来，或慢或快、或大或小，关键是你怎样观察，并且将所观察到的建立因果关系。
薇娅偷漏税事件曝光以来社会广泛关注，但我发觉一个趣象：人们谈论“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本身，并不关心肇事起因偷漏税。这其中怎样心理？
新技术条件下，“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已非个别，这表面上看是技术（比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信息技术等）发展带来的红利，应该归属于新技术发明者和超先涉足者，但还有一块是”人口规模”效应带来，在几百万小体量国家是可以忽略的，在中国这样大体量国家被放大，国家理应考虑其中的“垄断税”。
另外还有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人口规模”效应，以前雇佣一万人干的事情现在只需一个人，这生产力的发展是超几何级数的，这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失业者怎样去弥补，可以各种方式，其中“垄断税”就是一种――你节约的人力资源应该视同国家资源，国家用这“垄断税”去弥补该九千九百九十九个失业者。
这两种形式下的”人口规模”效应，新技术致生产力提高部分，发明者和超先涉足者可以得利一部分，但国家决不可排除在外，应该以“垄断税”的名义得利一部分――多少分配那是一种“技术活儿”，也即怎样量化。但在“平等基础上的非对称个别税”下国家却被排除在外。
新技术带来的红利被“人口规模”效应放大，人们是可以普遍感知到的，虽然无法量化。如果国家被排除在应得部分之外，人们普遍感知到却又无可奈何，心理就会失衡，就会以某种方式表达出来，人们普遍关注“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而失焦于偷漏税本身，就是这种情况，没有某种机制去纠正，最后必定酿成社会革命。
事实上不仅薇娅这一例，作为本文引例的那位歌手也属这种情况，大陆歌手与台湾歌手相比，一定受惠于大陆的“人口规模”效应，华人歌手与法国歌手相比，一定更受惠于华人的“人口规模”效应。缺乏制度，国家没法收取“垄断税”就罢啦？不可能，要么以革命的方式，要么还有其他，比如中国最近几年每年都在出台“限制艺人片酬”的规定，也许就是这种情况――街头巷尾在谈论：一冰等于8.84亿，一爽等于2.99亿，一薇等于13.41亿…。好怪！本来么片酬是艺人与老板之间的事，现如今国家倒是站在老板一边限制艺人薪酬，不就与老板联合一起对付劳动者，马克思会怎么说？！
笑话！国家也没其他办法，只能违拗马克思，越俎代庖，代老板去限制劳动者。这在中国极其普遍，不仅薇娅、歌手、艺人，这种情况非常普遍，本质上是“国家被排除在基于人口规模的垄断税权”；还有一项大家更少留意，刚才我已提到，“无法量化”问题：我们民族缺乏某种“叙说”智慧。要“量化”，必须要建立在某种理论和叙说基础上――假说、假设、公理、理论、命题、推演…等等全都需要叙说，这又必须千百年的哲学甚至宗教训练，我们民族全都缺，最后不得不国家越俎代庖去代替老板，要么等待下一次社会革命，要么社会混混然一直这样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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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技术源于西方，中国的普及化却走在了西方之前。这固然是个好事，但也不全是。这个问题我写过好几篇――“薇娅一场直播竟然能带货100多亿，超过线下大商场一年营业额”直观的反映了这个问题。人们谈论他而并不关心事件起因，反映了社会普遍仇“富”的心理；或以为你也可以做这些，没人拦着，这只是形式上的公平，新技术带来的不公平，根本无法用形式公平去磨平，他远较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新技术导致的不公平严重多了。
普遍的仇“富”必然要嫁祸于机器，这与蒸汽机时代、电气化时代估计没差别――有朋友竟然想到了要“限制IT技术的应用”，我已好几篇文章看到了，虽然语气委婉，但仍能读出些许味儿。我说你聪明不！不在制度上（包括税制）做些 创造创新，倒是剁掉自己的脚趾去穿那双鞋！这种聪明来自古代巫术传统，我们民族需要另一种聪明，远离巫术的聪明，远离“聪明的一休”那种聪明，需要某种“叙说”的聪明――类似于假说、假设、公理、理论、命题、推演…等等，而这些恐怕躲不了哲学，有时甚至是宗教。
这很苦恼，有时可能躲不了。
【文/道一人，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