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的三重叙事和无产阶级叙事主权的构建

　　目前，国内思想舆论场上关于新冠疫情和抗疫基本模式的叙事，大概可分为三种：

　　一种是自由主义的叙事，它代表私人大资产阶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核心话语是“放开”论，这种叙事虽然在抗疫的头两年遭到“主流”和民间民族主义者的有力阻击，但在2022年又逐渐抬头，成为年末政策转换的重要背景，但在近期随着调整后的大规模感染潮又遭到一定阻击；

　　一种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或威权主义）的叙事，它代表官僚权贵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核心话语是“清零”论，这种叙事在抗疫后不久即占据了主导地位并维持了两、三年之久，在2022年末政策转换前后又迅速衰退，其中一部分坚持原来的见解、转向有限的批判姿态，一部分转向“放开”或“有限放开”。

　　值得注意的是，后一种资产阶级叙事，在相当程度上冒用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群众运动的名义，把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单向对上负责的“乌纱帽”和政绩驱动下的指标主义的组织动员模式，曲解为美化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由此自然对一系列严重的、引发广泛民愤的防疫的次生经济社会灾害采取宽容、遮掩、淡化的态度。

　　而不少“左翼”——其实是泛左翼人士，也完全被这种叙事所俘虏，抛出“超阶级”的抗疫叙事，一昧为强硬措施叫好，甚至为清零而清零、完全无视强硬措施的经济、社会成本问题——试问这难道不是客观存在？不是“现实主义”分析者所应关照的基本问题吗？

　　而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马列毛主义方法构建起有效的抗疫叙事——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的抗疫叙事，就必须突破上述两种叙事的藩篱，从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愿望出发看问题——首先，抗疫是怎样一种斗争？它必需科学指导，但又决不是一个纯粹科学、公共卫生问题，任何抗疫政策的制定主体都是政府或政治人物；因而，抗疫政策都离不开一定的科学分析、科学判断做支撑，但总的看依然是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国家政权意志的体现，和其他政策一样。

　　因此，把任何一种资产阶级社会既存的抗疫政策、抗疫模式视作“科学”“理性”“正确”，而又把其他不同的政策、模式一概踢到对立面——恰恰是不科学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机械论的“科学主义”，忽视社会、历史背景，不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和社会历史唯物主义。

　　其次，疫情不仅仅带来健康、卫生危机，而且带来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此前就已经暴露、引起各国进步人士广泛关注的社会不平等——实质即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间“阶级不平等”的问题。不管是无产阶级成员在疫情中由于实际无法享有或及时享有相应充分的“防”、“治”两种资源，还是由于染疫后身体问题或过分严厉封控举措而收入锐减、陷于失业待业，实际上，都是不同资本模式下“阶级不平等”的延伸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