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他的死轻于鸿毛

　　“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

　　“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12亿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下岗工人到农村去！”

　　“中国应该持续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因为不这样做，中国的GDP就要掉下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

　　“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失业不是坏事。”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的。”

　　“房价涨的快是好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中国不应该建成福利社会，否则人们便没有危机感，不好好工作。”

　　“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

　　“国有资产要就是一碗饭，要往上面吐吐沫。”

　　“我们不能低估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做的，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这是第一大成绩。”

　　“靠宏观经济调控，这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穷人’应该换个词，叫‘待富者’。”

　　1

　　1986年4月26日，西方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

　　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声浪，是因为前一天夜晚的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内召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术讨论会。

　　用时任报告者自己的话说：

　　与会学生和年轻的教师难以忘却，报告定在晚上七点开始，但下午五点多就有学生来占位子。当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在六点半钟在门口接待我时，办公楼门前已人山人海，再也挤不进去了。幸亏从办公楼一层大厅中走出一些保安，才把我迎进去。

　　到了二楼报告厅一看，地上坐的是人，窗台上也是人，连主席台上的两侧和后排都满是听众。这表明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年轻教师是多么拥护改革开放！

　　这位报告者，就是厉以宁。

　　颇为讽刺的是，那场研讨会竟然是以“纪念五四运动”的名义而开展。

　　那一年，中国的改革由农村向城市延伸，面临的问题相当复杂，特别是价格“双GUI制”的负面影响日趋显现，逐步呈现出压制不住的势头，社会矛盾重重。

　　对此，中央委托九家单位对改革方案进行紧急专项研究。

　　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方面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的做法，全面放开价格，也就是采用“休克疗法”。

　　这种不久之后在俄罗斯和东欧蔓延开来的改革思路，在中国还是遇到了一些“老家伙”“硬骨头”的强烈反对。

　　由此，厉以宁所在的北京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不得不给出另一种妥协式的构想：走产权改革的道路。

　　当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再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鼓励民营资本入局大声疾呼。

　　由此，有报纸开始给他起了“厉股份”的外号，响彻至今。

　　但是反对的声浪、特别是要求“坚守党基国本”的声音始终在镇守着人民利益，力量亦不可小觑。

　　两年后的1988年，全国增发货币679.6亿，与1987年比多增443亿，成为建国以来货币发行量最大一年；同时零售物价猛涨，比1987年上升18.5%，成为改开以来物价上升最快的一年。

　　1988年5月，依林同志去杭州给陈云同志汇报的“经济改革大计”时，陈老痛斥：

　　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很大。如果你们把这计划公布于众，你去问问他敢讲不敢讲！

　　但陈云同志的意见未被重视，1988下半年，迅速出现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与经济领域空前“滞胀”相对应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这一年的6月16日，创刊整整30年、单期发行量曾高达330万册的《红旗》杂志，完成了最后一期出版工作，随后宣布停刊，彻底退出共和国意识形态阵地。

　　四个月后的初秋，忧心忡忡的陈云同志又一次专门找到中央主要领导同志谈话：

　　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

　　陈云在以往的谈话或文稿中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但是这次谈话，他特意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了“西方”二字，意味深长。

　　这种“争论不休”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春季的“南方讲话”在国内报刊上公开发表之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再未有过动摇。

　　1992年下半年，十四大召开，明确了改革的市场导向，股份制试行。

　　再至1997年，十五大正式提出：

　　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

　　厉以宁后来欣慰的表示：

　　这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和企业中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股份制企业作为一种企业形式就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统一了。

　　一年后，1998年12月，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在万里的亲切关注下，厉以宁担任起草组组长、历经六年酝酿的《证券法》以135票赞成高票通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起草小组”自成立后就受到国内高层的鼎力支持，厉以宁也得以用一年多的时间开展调查研究，对英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海外证券市场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学习……

　　1998年10月25日，厉以宁与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院长签署合作协议

　　1999年，《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小组成立，厉以宁再任组长。

　　2003年10月，该法在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同时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以“促进非公经济发展”为主题组织调研组，由厉以宁任组长，赴广东、辽宁等地调研。

　　2004年，17页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建议》连同厉以宁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一同被送到国务院，引起时任领导高度重视。

　　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重磅问世，即著名的“非公经济36条”，厉以宁又成了“厉民营”，彻底享誉西方世界。

　　关于厉以宁教授参与打造的“非公经济36条”，我简单摘录一些：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多元化，非公有资本可以参股等方式进入；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领域。加快完善政府特许经营制度，规范招投标行为，支持非公有资本积极参与城镇供水、供气、供热、公共交通、污水垃圾处理等市政公用事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运营；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

　　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非公有制企业按有关规定参与军工科研生产任务的竞争以及军工企业的改组改制；

　　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鼓励非公有制企业通过并购和控股、参股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组改制改造；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有效发挥贷款利率浮动政策的作用，引导和鼓励各金融机构从非公有制经济特点出发，开展金融产品创新，完善金融服务；

　　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金融领域的多项“壮举”“故事”，以及十八大后的诸多“对改革的改革”，其源头都是来源于此。

　　2

　　2005年5月31日，《光明日报》高调发表厉以宁讲话：

　　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搞股份制，为什么搞产权私有化，所以一段时间虽然我们压力很大，但照样在推进。

　　最后，终于认为产权改革是重要的。

　　厉教授还曾认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模糊，投资主体不确定、投资方的权利和责任不清晰是改革的主要障碍，也是发展的巨大阻力。所以，必须把产权问题放在改革的首位。

　　在体制转型中，产权改革是突破口，是主线；在发展转型中，产权界定和产权清晰是动力源泉。

　　产权改革，就要通过股份制来实现。

　　这种目标为“产权私有化”的解释说辞，显然是有待商榷的。

　　因为「国家」从来就不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反而「人民」往往会是一个含义不清的政治词汇。

　　1962年8月6日，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邓小平作介绍后，毛泽东讲话，他说：小平同志没有讲到的，我想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谈一谈。第一，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

　　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因此，共产党也就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了，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的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了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

　　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全民」的党，而是一个代表了特定阶级、为特定阶级谋幸福的政党。

　　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而不是笼统化的「人民」概念。

　　毕竟，一个有悖于政策初衷的客观史实是无法回避的：二十多年前在股份制改革下的所谓“下海潮”，本质并不是贫民阶层的致富经，而是各路二代们的敛财路与洗白池。

　　普通的群众阶级是没有资源和本事创建联想集团等时代性民营企业的，等待他们的除了大下岗，别无其他。

　　“私”绝对不同于“民”，《说文》曰：“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民”是群体性名词，本意就不是指个人的“私”。《说文》又曰：“私，禾也。北道名禾主人曰私主人。”私，个人的，跟“公”相对，如《诗·小雅·大田》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因而，个人所有应该称为“私有”，群体公有才能称为“民有”，用全民概念混淆私人垄断资本对集体资产的私有化鲸吞，这让人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学历史教材（岳麓版选修《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里的那段经典讽刺案文：

　　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意识：资本家的财富就是整个民族的财富，资本家的事业就是全民族的事业。‘伦敦东区最贫困的爱国者, 只要一想起英国的工业和财富，也会不由自主地挺起胸膛。’正是在这种灌输下，极端民族主义在欧洲大陆泛滥。

　　至于股份制的闸门一旦开，便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汹涌。

　　3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受到全面影响。

　　这一期间，诸多国有企业发生大面积亏损，从历史背景看，这一阶段的国企的严重亏损不仅与企业机制有关，更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层面的宏观经济调控有关。

　　但是在当时，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将国企推上了社会、推到了“公海资本”的面前，一卖了之。

　　其时，公有制企业的“改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政策，各地政府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发展民营经济”和“引进外资”为口号，纷纷攀比公有制企业“改制和“民营经济”的百分比，以清除公有制企业和国有企业为光荣。

　　在这个时期之前，对原来的集体企业的“改制”已基本完成，许多国企也完成了改制，但“改制”仅基本限于原来的中小型公有制企业——然而在90年代末期，“改制”迅速向中型和大型国有企业蔓延，在各地实成了一场运动。

　　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让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以极低的代价取得国有企业的私人控股权。

　　国企工人曾形象地把这样的“股份制改造”，描述为“量化到个人，集中到干部”。

　　当时最先发生的就是山东诸城将本县国有企业全卖光的改革案例，彼时竟是作为正面事件宣传，全国开始学习“诸城模式”。

　　到2001年底，国有的中小企业总的数目减少了63000家，从原来的20余万家只剩16余万家，大型企业还仅剩八九千家（中央直管）。这些中小企业所有制转型均是先是采取“全体职工购买”、后演变为“经理人购买”的方式。

　　2002年10月时，北京大学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老师，曾去山东济宁市参观考察樱花纺织集团和大成服饰公司时，发现这两家原先的国有企业已全部实施了管理层收购型即MBO的企业产权改制：拥有1000多名职工的大成服饰公司的总经理个人拥有企业30%的股权，拥有4000多名员工的樱花纺织集团整个的股权由管理层一班人马拥有。

　　但实际上，这两家企业都本是效益良好的国企，特别是樱花纺织集团，被实施MBO时完全是一个优质企业。

　　这就是无奈的地方，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一波国企MBO改造浪潮，不管好的和坏的国企，不由分说……

　　2002年以后，大部分国企事实上已经度过了经济困难期，效益开始好转，利润也开始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前提下，却依旧掀起了大规模的MBO革命，如2004年开始，各地经贸委尝试给大型国有企业直接下任务，国资委还下发一份《关于开展国有企业规范改制检查工作的通知》到了各中央企业和地方国资委，要求条件成熟的企业限期完成MBO式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

　　2003年，当时一度被国内的某些“经济学家”定为“MBO年”，宇通客车、粤美的、深圳方大、佛塑股份等上市公司全部试行了MBO方案。

　　那时候对大型国企的的“改革”，首先是剥离外围资产，又名“主辅分离”，这是一个和MBO齐名的历史词汇。

　　如青岛海信集团，将其所拥有的海信大酒店卖给了洁神洗涤公司，更名为洁神大酒店，海信购物广场则实现了“管理层收购”，海信集团由33%的控股降为3%的参股。

　　还有些企业会先进行“主辅分离”，然后再对企业资产的主干部分进行MBO改造。

　　到2003年时，“主辅分离”被看作是国有企业能够抓住的“最后机会”，全国各地在发改委的部署下，均开始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最后冲刺”。

　　2003这一年，西安率先宣布出售资产总额为80亿元的60家国企，还宣布下一步要挂牌出售500亿元的市属国有工业企业资产；

　　紧随其后的是重庆，市委加紧起草《重庆市产权交易管理办法》，准备用3至5年的时间将重庆1000亿元国有资产全部变现；

　　然后就是深圳，2002年8月对5家大型国有企业成功实现国际招标后，2003年又推出第二批约50家国企进行国际招标…

　　………………

　　这一波大规模私有化，严格观察，我们与之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我们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隐蔽的私有化改革，在高举社会主义的大旗下，不知不觉地通过私有化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为一大票绵延至今的财阀奠定了政策基础。

　　今天中华大地的诸多财阀，细数其历史，七成以上都有国资背景……

　　也就是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担任过俄副总理兼政府私有化委员会主席的丘拜斯的名言：

　　私有化与其说是解决经济问题，倒不如说是解决政治问题，是5％的经济加95％的政治。对于俄罗斯来说，要创造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要摧毁共产主义政权遗留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到今天，历史的演进与发展下，资本家圈养的舆论军队已几近庞然大物…

　　去年3月23日，经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确认，担任俄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代表的丘拜斯已卸任该职务，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4

　　当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群众逐步意识到国有资产流失背后的真正根源，其实并非一系列天花乱坠的商业模式改革，而是一个不可粉饰的历史现象：腐败。

　　当代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都证明，让尽可能多的买者相互竞价，卖主才可能得到尽可能大的出售收益，才会尽可能缩小买者由购买所获得的赢余。

　　在公有企业的出售上尤其是如此，如果由政府官员代行出售公有财产，他们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赢取公有资产的最大收益，反而有足够的动力为个人获得蝇头小利而让公有资产遭受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对私有化的公有企业所有权实行真正公开、公平、公正的拍卖，而任由少数官员与购买企业所有权的人私下商谈，那就无论是将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家”还是原企业领导人，都会是实际上的低价出售甚至是白送。

　　就这一点，中国政法大学蔡定剑教授也曾有隐晦的表达：

　　这些年，我国国有资产严重流失，主要是对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认识错误和混乱造成的，这种错误就是认为国有资产由政府代表，结果地方的县市政府有权处分国有资产，实际上就沦为县长、市长有权处分国有资产！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行政机关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在政府职权范围的事，行政首长有权作出决定。可见，政府行使国家所有权，就会在地方形成省长、市长、县长可以随意处分全民所有的财产的状况。这是很不公平并且十分危险的。

　　一些地方，一二个领导决定，或某个政府部门决定，就把大片的土地、资源给转让划拔给私人或私人企业，把国有企业给卖了，根本没有经过人民的代表机关讨论决定，更没有征求职工组织即工会的意见！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原河南省新乡太行饭店，1998年以60万元“改制”，改制后领导层持股达60%；2005年拆迁，开发商一口气开出了4000万元的“补偿价”——这意味着那些在“改制”中“买”下了企业所有权的企业领导层，从这个企业的土地上赚取了近70倍的“投资回报”。

　　这就难怪原企业职工当时愤怒地上访。

　　2005年6月时，江苏省无锡市商业大厦职工曾有过静坐请愿的壮举，每天白天在大厦大门口的台阶上都至少坐着五六排身着大厦制服的大厦员工，人数为三四百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性。

　　参加那次行动的都是大厦的正式员工，其中大部分是收银员。

　　静坐的人不时唱起《国际歌》和《国歌》，这样的行动持续了至少四天。

　　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那时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

　　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

　　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早在1998年之前，辽宁省也实行过所谓的“一元钱卖国企”政策，这是对数年前民主德国被联邦德国吞并统一前夕的“一马克卖国企”的模仿。

　　白送辽宁境内国有企业股权，当时极大便宜了许多靠“开发”或倒卖土地发财的所谓“企业家”。

　　毛主席时代的“打工人”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都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储存下来，结果一夜之间的私有化又使得众多公立的矿山、煤田、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企和外资，连祖辈们的养老金都要由后世的工作者来支付……

　　2011年，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国立社会大学校长瓦·伊·茹科夫，在评价苏联的改革时曾说：

　　当时在党的高层精英群体里，他们最渴望的就是把国家的财富化为己有。在权力和财富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线。比如有人当上州委书记，他就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他就能控制那个州里的几乎所有财富。一旦退了休，他就会失去这些权力和所掌控的财富。所以他们就极力渴望把这些财富变成自己名下的合法财产。

　　回看2003年那个所谓“MBO年”，一年内就有5到10家MBO基金被筹建，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出资人则以外资和国内民间资本为主，一些缺少投资项目的上市公司当时也参与在其间。

　　值得注意、也是后来刻意被忽略的是，那一阶段由花旗银行、梧桐基金、红塔创投等国内外金融巨鲤合资的MBO基金，也已开始初步运行。

　　另外，《信托法》也在那时为MBO创造了通过信托投资公司代管股票、让信托公司作为主体进行金融信贷的可行渠道，最终成就了一场外资深度参与的私有化狂欢，也为此后入世了的中国做了外资涌入的铺垫，绵延至今。

　　我这里再提个事儿。

　　在那芬著名的证监会16号文件（要求上市公司IPO或者再筹资时，其财务报告除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外，还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发布（2001年12月30日）之前（也是加入WTO之前），2001年9月17日，领导在北京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著名的犹太大鳄乔治·索罗斯。

　　领导当时这么说道：

　　欢迎你出席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会举办的国际论坛会议。你的新书在中国出版，我在此表示祝贺”、“可以看出，现在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我们在国企股份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国企的海外上市，已经筹集到几百亿美元的资金，国内上市企业每年也可筹集1000 亿至2000 亿元人民币，我们在推进股份制也就是所有制改革方面已有很大的改进。

　　索罗斯则回复：

　　我认为，中国应首先发展国内金融市场，为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做铺垫。开放的顺序是很重要的，要分步走，先大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再着手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其他国家如日本有过类似的经历”、“应该创立机构投资者，而且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认为中国有这方面的人才，如留学归国人员及香港、台湾等地华人有这方面的能力，可以在开放前培养中国的金融市场。最后一点，中国要开放，还要允许信息的自由流动、自由讨论、思想自由——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我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待过较长时间，在这些国家设有基金会，对它们有所了解。

　　领导最后又说：

　　从你的谈话里，我学到很多东西，以后有机会再谈。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写信给我，也可以找他们，王梦奎、辛福坦（当时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

　　曾经在苏联大型国有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工作过的亚历山大·贡恰罗夫，2011年在受访中公开倾诉道：

　　在90年代，一直到1998年，情况都很差。我丢掉了工作，在八个月之内我一直在找工作，是收入为零的状态。

　　乌拉尔机械制造厂，曾是一家拥有3.4万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在私有化的进程中仅卖了372万美元。

　　低价贱卖的企业远不止这一家，当时超过500家苏联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却只卖了72亿美元；12.5万家苏联国有企业的平均售价，竟然只有1300美元……

　　这与此同时，却是一大批雄伟挺立的俄罗斯寡头，坐拥众多在一夜间拔地而起的能源财阀，把控了俄罗斯人民的命运。

　　而这些价值连城的俄罗斯资源库，追根溯源，都是1917年无产阶级的“泥腿子们”用血肉之躯从俄国内外的资产阶级手中打拼下来的，却在半个多世纪归给了一帮由红色重新变为白色的新贵族们。

　　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一曲时代的悲歌，它在中华大地曾经以三十年前北方邻居轰然坍塌的背影为教训，却又竟然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为了自己的“世纪先声”。

　　5

　　2016年3月10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厉以宁建议：

　　竞争性行业积极探讨和实行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所占股权比例不设底线。

　　这彻底涉及了中国国企在混改中“不设底线”的重大问题，性质相当严重，但厉教授似乎有恃无恐。

　　直到2017年6月28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发言摘登》，厉以宁依然在肆意妄为地坚持“搞产权私有化”观点，且进一步在政策建议上具体地指出：

　　国企改制要以建立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企业为目标，由国有企业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不一定要死守51%这条控股线，30%甚至更低一些……

　　这种思路已然明显不符合2015年8月24日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精神，厉教授六年前的那种“建言献策”，似乎更像是一种负隅顽抗的立场宣言。

　　实际上在当时，领袖和党中央已多次提出：

　　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但厉教授似乎仍坚持要将这样的决策部署扭曲为“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中的私人资本(股权)”………

　　不妨看看真正值得学习的思路吧：国企改革怎么改

　　很多人根本没有意识到（也是官方宣传战斗力羸弱之体现）的，是事实上我国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尤其是经历过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后，仍旧可以屹立于东方大地、没有改弦易辙变色、没有步苏联亡党亡国后尘的最大法宝，正是在于我国拥有一大批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

　　是他们，在关键时刻支撑住了共和国的根基，也稳固住了公有制的基本盘、稳固住了全民所有制的利益。

　　乃至于20世纪末经历过一波残忍的解体浪潮、一股相当规模的私有化手术，仍能最大限度地守住红线，最终让我中华不至于如苏俄、东欧、拉美那般被西方跨国财阀们吸干吃尽。

　　正是这些规模庞大、且一直坚持政治挂帅的、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之存在，中国才足以在各个关系到国家命脉安危和人民民生福祉的核心领域，去同西方国家那些（通过殖民侵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孵育了百年之久的强大的跨国公司们相抗衡、相竞争、相对峙。

　　指望市场经济？指望民营资本？指望买办救国？

　　那中国早就八块化了！

　　6

　　2010年，刘仰在《国企改制的一个经典案例》中还披露过一个事实：

　　牧羊集团原先是扬州市邗江区粮食局下属的邗江粮机厂，创建于西历1967年。1996年初，从工厂制变为公司制，成为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这时候的牧羊还是一家国有企业，但在2001年，牧羊实行“股权优化”，国有股比例从78.32%降至4.83%，自然人股东比例由以前的10.49%升至83.97%。

　　这是令我困惑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国有股比例突然大幅度下降？虽说国企私有化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在牧羊的这一突然私有化的过程中，究竟有什么没有公开的事实？

　　据我所知，一些国企的私有化大都是把股权分给员工，但是2001年时，牧羊完成了私有化，股东数却只有19人。

　　据牧羊现在的介绍，目前它有员工1380人左右，2001年时可能不是这个数字，但也不至于只有19人。那么，牧羊集团当初从国企变成私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操作方式？

　　另有数据显示，当初牧羊私有化后，自然人所拥有的股权74.84%属于经营班子。

　　我不知道本人以下的理解对不对：当初国企的厂长、书记等管理班子，在国企私有化后，成为了私企的老板。两年后，西历2003年，包括许荣华在内的5位大股东拥有牧羊集团全部股份的85%。可见，在这两年中，大股东人数持续减少，其中应该有一个“兼并”的过程。

　　我的问题是：国企原管理班子成为经营持股也未尚不可，但是，他们分别以设么方式、什么价格持股？分别实际出资多少？

　　我看到一个未经证实的数字，许荣华当初出了50万，便拥有了15.51%的股份。这实在是有点令人惊讶。按照媒体说许荣华在看守所里被迫转让了价值1.5亿的股权，等于是说在4、5年的时间里，牧羊集团私有化后，个人股东的财富暴涨了300倍！如此惊人的财富增长速度，恐怕世间少有。

　　这与苏联解体后一众前苏共高官摇身一变成为寡头私企的高管，何其相像。

　　2000年底，中国资本所有权结构中，国有资本只占26%，集体占9%，个人资本占有57%，港澳台和外资占有8%；到2008年，全国资本性资产中，国有资本只占10.50%，集体资本占2.76%，个人资本占79.92%，外商资本占6.82%。

　　然而实质上，这个“个人资本”当然不包括昔日作为领导阶级而存在的工人与农民，数以亿计的工农家庭所习惯的一切生存途径都被国企覆灭的大潮彻底封死，且几乎没有任何救济措施和情绪安慰，就任由他们孤零零地被飞驰的私有化列车，生硬又凶狠地拖在后面。

　　以致于到今天，我们依旧在承受二十余年前经济大地震带来的历史遗留灾难。

　　最近四十年，先富起来的人教会了我们油头傲气地说着太多意气风发的话：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穷山恶水出刁民”

　　“穷是因为穷人思维”

　　“穷是因为不勤劳”

　　“经济实力决定修养气质”

　　“你自己穷不要赖社会”

　　……………………

　　萨森在其著作《大驱离》中曾这样描述：

　　真正底层的人，甚至于都没人愿意去剥削你、压迫你，只是被动地把你驱离出主流社会。

　　鲍曼对此也曾过论述：

　　没人想要穷人，没人需要穷人，穷人被人抛弃。哪里是穷人的归宿呢？最简单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穷人从大街和其他公共场所迁走，这些场所是消费社会的成员使用的；更好的情况是，剥夺他们所有的社会责任；如果没有驱逐的理由，就把穷人监禁在偏远的监狱或集中营里，最好的地方是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动的监狱里。

　　还要把穷人从社会群体和道德责任中驱逐出去。这可以用剥夺者和堕落者的语言改写故事来完成。

　　把穷人描绘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标准。媒体乐意与警察合作，向喜欢看轰动新闻的公众呈现骇人听闻的图片，充满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乱、在破旧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护的不法分子。向公众们明确：贫穷问题就是犯罪问题，然后用对待罪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郭德纲的段子讽得就很到位：

　　于老爷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改开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国财产基尼系数为就已经达到0.45；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则显示，2012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2013年为0.473，2014年为0.469，2015年为0.462，2016年为0.465。

　　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这是《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给出的结论。

　　还是通过国家统计局的数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国基尼系数均值约为0.16。

　　画卷的另一头，则是别样的骇人。

　　根据《2021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富裕家庭”拥有的总财富达160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9.6%。

　　这160万亿元中，可投资资产达49万亿元，占总财富的三成。其中，拥有600万总财富的中国富裕家庭已达508万户，拥有亿元总财富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3万户。

　　据该报告预计，未来有18万亿元财富将在1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49万亿元财富将在2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92万亿元财富将在30年内传承给下一代。

　　对了，中国是没有遗产税的。

　　麦肯锡的最新预测也显示，未来5年，中国超高净值人群个人金融资产总和将以13%的速度高速增长，管理资产规模将从2020年的2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5年的38万亿元人民币。超高净值家庭数量也将在未来5年内从2020年的3.1万提升到2025年的6万。

　　另据福布斯第35届年度世界亿万富翁名单显示，2021年内，全球创造了2755位亿万富翁，总资产规模高达13.1 万亿美元，相当于每17小时就有一位亿万富翁诞生——其中，中国北京新增33位亿万富豪，总数达到100位，超过美国纽约的99位。

　　在90年代末那场惊天动地的掠夺运动后，贫富差距之下，穷，在中国开始成了原罪，你甚至连解释的机会和权力都没有。

　　稳居高台的既得利益者不但掌握着财富，还掌握着话语权、解释权、定义权。他们除了要对穷人进行污名化、歧视化运动，还要对富人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

　　想要打碎和驱逐一个阶级，必须首先污名化这个阶级。

　　正如“人浮于事”、“大锅饭”、“亏损”、“懒汉”等一个个帽子，率先由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的工人们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剥夺了阶级高位和话语权，还要被强制定义为“落后”，这是杀人+诛心的组合拳。

　　今天的你还在为996、007、调休、无假、克扣工资而心生倦意吗？历史其实从源头就已经为眼下铺设好了所有道路。

　　恰是列宁在《告选民书草案》所言：

　　只要资本的统治存在一天，那末任何平等，即使是小业主、农民使用全民土地的平等，都不能使人民摆脱贫困、失业和压迫。

　　只有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在劳动者群众的支持下，才能粉碎压得各国工人喘不过气来的资本的桎梏。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自由和平等就不是骗人的空话；劳动者就不会因为小规模的单独经营而被分散；共同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将造福人民群众，而不是压迫人民群众；劳动者的统治将消灭任何民族、宗教或异性之间的任何压迫。

　　跋

　　所谓生产资本的尽快增加是对雇佣劳动最有利的条件这种论点，实际上不过是说：工人阶级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与它敌对的权力，即越迅速地扩大和增加支配它的他人的财富，它就被允许在越加有利的条件下重新为增加资产阶级财富、重新为增大资本的权力而工作，满足于为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

　　—— 马克思；

　　不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排挤资本家，铲除资本主义的根柢呢？不，不能。

　　依靠资本家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能不能消灭阶级呢？不，不能。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只能培植阶级并使阶级永久存在，因为这个理论是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相矛盾的。

　　—— 斯大林；

　　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 毛泽东。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作者微博，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