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光说“英雄城”，更要说清楚国民党顽固派的责任！

　　今天是重庆大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82周年纪念日，根据有关资料综合计算：

　　整个抗战期间，日军空袭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

　　今年纪念活动突出“英雄城”，我觉得重庆人民配得上这三个字，但国民党顽固派却配不上这座英雄城的英雄人民。

　　当时中统的大特务吴汝成，作为亲历者，解放后谈到重庆大轰炸时，专门总结《被炸造成惨状的重要原因》六条，曰：

　　“1、思想麻痹。

　　一九三八年秋冬之际，国民党政府移驻重庆，时间不久，总以为重庆地处大后方，常常有浓雾笼罩，等于蒙上一层天然屏障，思想上麻痹没有作好防空的准备；

　　2、不重视人民防空。

　　重庆是一个山城，开凿岩洞极为容易，具有修筑防空洞的有利条件，可是国民党政府机关和显贵的官修大公馆，筑有一批较为坚固的防空洞，对重庆广大市民的防空，一直漠不关心，虽有市民自己搞的一些简单防空壕、防空坑，但只能供避破片之用；

　　3、防空有名无实。

　　重庆卫戍总司令刘峙，曾借口重庆防空的重要性，经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一个防空司令部，下面建立的机构繁多，如通讯队、担架营、防护大队、工程大队、警报球台、对空联络哨等部门。实际上这些新设的机构，多数由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借用，是一套人马两个机构，防空工作就由卫戍总部一手兼代，防空经费由刘峙冒领。防空这个名辞，竟成为贪污敛财的把势；

　　4、情报不灵通。

　　当时的防空情报，除了航空委员会空军情报总台派驻武汉的情报分台和汉渝沿线有有线电话可通的地面瞭望所偶然报来一些敌情外，别无可靠的情报来源，没有完全掌握着敌机的具体活动情况；

　　5、高射炮射不高。

　　重庆地面对空防守的高射炮，为数不多，而且多系破旧落后，射程不高，达不到敌机的高度就先开花，只能阻止敌机的低飞而已。重庆的高空成了敌机的自由市场，可以随便频临任意来去；

　　6、飞机躲警报。

　　驻防重庆四周飞机场上的飞机，仅有空军第一路司令所属的几十架飞机，不能临空作战阻止或牵制敌机，每遇敌机空袭时，都争先恐后起飞避战，等待敌机飞走后才飞返机场降落。对于保卫领空，不起作用。”

　　如果说这是宏观层面的总结，微观层面正好也有见证者——一位当时只有16岁的少年高健文，瓷器街一家杂货店的帮工兼义务空袭服务队队员，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重庆大隧道惨案最直观的角度。

　　“1941年6月5日傍晚，一个微雨初晴的黑夜，市区内白天疏散的市民纷纷返家，都以为可以平安度过一夜了。哪知事出意外，忽然四周空袭警报拉响，日机又来了，市民们闻警仓猝入洞。紧急警报后，我随市民们从衣服街洞口进入洞内。后来得知，这次临空敌机只有3架，在空中盘旋扫射，投了少量炸弹在市中区和南岸地区，约一小时后返航。接着又来3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这样连续5次，到晚上11时都未解除警报。由于连续轰炸时间长，较场口中兴路口警报信号台的红灯笼又坏了，有人就用煤气灯套上红布代替空袭信号。这一来就使在大隧道口避难市民顿生误会，以为是敌机要投瓦斯毒气弹了。顿时众人围着洞口蜂拥而入，秩序大乱。据说大隧道的凳子可坐3000人，最多5000人，但这天晚上不知进了多少人。因人多拥挤，时间又长，空气不足，使避难市民受到窒息威胁，洞口的人想往里面挤，而里面的人又想往洞口挤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因人太多，引起洞内大乱。里面的人憋得慌大呼：‘遭不住了！’拼命往外挤，外面的人想躲命又拼命往里挤，这样乱成一团，洞内一片惨叫，几次骚动后，人们你抓我扯，就开始有人晕倒在地，后面的人又被人流推拥在倒地者身上，人越压越多越高，把洞口堵塞了。洞内中段尚未窒息的人流，又掉头朝石灰市、衣服街方向挤去，衣服街、石灰市的又向十八梯方向挤去，双方互不相让，把转弯道和出口道一齐堵满了。我在洞内被挤到支洞转角处就压得不能动弹，当时我急中生智，就把双手搭在别人肩上用力往上爬，终于站在防空洞石凳上。我的身体上半部浮在拥挤的人头部，可腰上肚皮上被挣扎乱挤的人咬了10多个牙齿印。我的下肢被卡在死人堆中，后搬开死尸，发现左下肢被一死人紧紧抓住不放手，由于时间长，造成了我左脚残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