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从劳动模范到扶贫模范，被身份转换的不止是申纪兰

　　上个月的28日是申纪兰同志逝世三周年，电影《申纪兰》在山西长治首映，电影《八角笼中》也宣布于次日开启第二轮“超前点映”。

　　两部不同的电影，两个不同的事件，两个不同的人物跨越时空，在荧幕上交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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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申纪兰的事迹。

　　从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开始，她是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被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

　　2011年，申纪兰沉思之后认真地对媒体说道：“当人民代表，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我文化低，说不清楚。但这么多年，内心拥护的事，我就投票，不拥护的事，（我）就不投票。”

　　这段话算是针对此前几年时间里，某些媒体称申纪兰“参加了十一届全国两会，从未投过反对票”的舆论炒作的回应。

　　相比奇葩提案频出的代表，申纪兰的提案可谓“中规中矩”，她曾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独立提出和参与的提案有：引黄入晋、太旧高速、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长治到北京列车、飞机场建设、赤壁电站、集中供热工程……这些提案基本都是围绕改善当地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那些“私字当头”的提案相比，立场清晰可判。

　　申纪兰的名字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家喻户晓，她的名字同全国劳模李顺达连在一起，载入世界“人与自然”发展史册。

　　申纪兰生于1929年；1946年，申纪兰嫁入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西沟村——过去的西沟村曾经是“光山秃岭乱石沟，十人见了十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

　　早在抗战初期，西沟村的李顺达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创办了边区第一个互助组，开展生产自救，抗战度荒，被誉为“边区农民的方向”。解放后，李顺达、申纪兰带领西沟人民艰苦奋斗，建设山区，改变了穷山恶水的旧面貌。1953年，李顺达、申纪兰同时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毛主席在介绍这个合作社经验的《勤俭办社，建设山区》一文前写下长长的一段按语：“……这个社所在的地方，是那样一个太行山上的穷地方，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年功夫，已经开始改变了面貌……”那时，申纪兰是合作社副社长。

　　到70年代，西沟村农民人均粮食达到210公斤，追平那些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这是了不起的成就！

　　1972年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农业学大寨经验选编》一文中介绍，

　　李顺达和申纪兰同志带领西沟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治山治水的斗争，在河滩上打起六千多米大坝，五百多亩乱石河滩变成了良田，沟里扎了五百多座谷坊，社员们没有叫过一声苦，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

　　西沟大队党总支遵照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教导，把管理财务的大权交给贫下中农……党总支加强对财务工作的领导，依靠贫下中农民主理财……

　　大队领导班子成员和财务会计人员，多年来都能自觉地坚持和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养成了勤劳俭朴的习惯。申纪兰同志的工作很忙，可是每年都要做劳动日三百来个。

　　1972年 劳模李顺达与申纪兰在平顺西沟开荒劳动照

　　西沟大队坚持勤俭办社的原则，不断加强财务管理，促进了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粮食亩产一九七O年就过了千斤关。现有储备粮六十多万斤。全大队仅林业一项总值三百九十多万元，每户平均一万多元。社员生活逐年提高，每人平均全年收入由初办社时的三十多元增加到现在的八十八元。

　　这个人均年收入88元在今天看起来是不值一提的，但我们不能忽视两个因素，一个是西沟村本身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不适合人类居住”；二是那时的西沟公社承包了社员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尽管那时住的是窑洞）等多项福利；第三个方面就是通货膨胀因素，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那么，我们再来对比那个神话般的小岗村，它在分田单干前夕，也就是1978年的人均年收入是多少呢？——22元！

　　安徽卫视节目截图

　　相较而言，小岗村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比西沟村可以说是好到天边了。

　　如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李顺达、申纪兰在西沟村取得了怎样了不起的成绩。

　　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都非常恶劣，早在抗战时期，巍巍太行就是八路军活跃的重要根据地，“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发生在太行一代，而“与天奋斗”的边区合作化努力也早在抗战时期就开始了。

　　同在平顺县，除了西沟村这个模范村，还有一个模范村就是川底村。

　　川底村和西沟村同样是石厚土薄，自然条件恶劣，两个村的很多人都是民国年间从河南林县逃荒过来的。实际上这里比林县的自然条件恶劣多了，实在是国民党政权极端反动，逼得老百姓到人迹罕见的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地方讨生活。

　　川底村的故事与西沟村非常相似，也出了个全国劳模——郭玉恩，1952年农业部授予郭玉恩“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在集体农业三十年期间，川底村治山治水不止，除了沟里改造梯田之外，山地种树种草。经过几十年不断的努力，业已成为全国农业的先进典范，农业、林业和畜牧业得到协调发展。

　　1975-1977年川底村开山取石(左图)，修筑大坝(右图)，建成小水库一枚

　　当时自然条件恶劣的川底村和西沟村人均收入却超过了全国农村的平均水平，这是足以令人佩服的。

　　1981年，川底村被当作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强制分田，后面的故事就与全国其他地方的差不多了……

　　郭玉恩“领到”的农业生产承包合同

　　西沟村的这段经历比川底村更加波折。

　　李顺达、申纪兰在70年代已经是毛主席那个年代提拔起来的一线工农兵干部。官至副省级的李顺达在1976年-1978年，接受了近两年的审查，随后恢复职务转至山西省政协工作。1983年7月1日病逝。

　　1973年，组织上任命申纪兰为山西省妇联主任，级别是正厅级。省领导提出给她转户口，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做法相似的是，申纪兰直接拒绝了。她的丈夫从部队转业回长治环保局工作，曾悄悄地把她的户口迁了出来。申纪兰知道后，第二天就从派出所把户口追了回来。

　　1983年，申纪兰坚决要求不再担任省妇联主任职务回西沟，她说：“在西沟干，比在城里做官更能出上力。”这是那个时代的工农兵干部的普遍结局。

　　笔者不知道当时在申纪兰身上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媒体的公开报道都称1983年申纪兰回到西沟村带头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有人或许会提出疑问，西沟合作社就像申纪兰的“亲儿子”，是李顺达、申纪兰一砖一瓦搭建起来的，她为什么就不能抵制这个事？看来真的应证了“从不投反对票”？——说实话，在“无一是男儿”的情况下，苛责的人有什么资格指责作为妇女的申纪兰呢？

　　1985年，申纪兰外出考察，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1987年，西沟将农业合作社升级为“西沟金星经济合作社”。先后办起了磁石厂、饮料厂等10多个企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全都是集体经济性质的企业。在得以保留的一部分集体经济托底的情况下，西沟村的状况在当地还算不错的。

　　俯瞰西沟，绿树成荫

　　而毗邻的川底村如今已经从当年的先进模范村发展成为当地的扶贫对象：

　　郭玉恩“爱国丰产金星奖章”模型背后标牌是川底村的扶贫标语

　　但是，在市场大潮中，因为缺乏社会主义产业政策的支持和保护，申纪兰创办的村办集体企业很多陆续荒废了。剩余的集体经济能够解决的就业和托底的村民毕竟是有限的。

　　晚年的申纪兰从当年的劳动模范又转变成了“脱贫攻坚”的模范。“她心中牵挂着西沟村159户396名贫困人口：‘脱贫攻坚路上，俺们决不掉队。’”（媒体语）

　　2016年，申纪兰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奖“奋进奖”。

　　文从“全国劳动模范”到“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这样的“身份转换”，在笔者看来是极其苦涩的，被“身份转换”的不止是申纪兰——在一个劳动人民组织起来、当作做主、改天换地的时代，申纪兰只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在一个劳动人民一盘散沙、雇佣劳动、给人打工的的时代，劳动人民只能成为被帮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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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宝强的电影《八角笼中》展示的不过是一个另类的帮扶与被帮扶的故事，原型就是2017年轰动全国的凉山“格斗孤儿”事件。

　　2017年，一则短视频在网上疯传。两个只有12岁的孩子，在八角笼里狠狠地抱摔，场面略显残忍。

　　他们都是来自四川凉山的孤儿，由成都一家综合格斗俱乐部收养。俱乐部先后收养了400多个孩子，大部分来自凉山的贫困地区。这一视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就连央视也持续跟进报道。

　　他们的教练兼收养人叫恩波，原本是一名军人。恩波退伍之后在基层工作时，见证了太多因为资源匮乏而混吃等死的大山孩子。为了给孩子们开辟出第二条路，他在退伍后用全部积蓄成立的一家俱乐部，收养了一大帮大凉山孤儿，每天免费教他们打拳。在恩波的帮助下，孩子们不用在一天三顿吃洋芋，而是坐在干净明亮的食堂餐桌上吃营养餐，也不用和家人挤阴暗潮湿的木板床，而是睡在崭新温暖的单人铺上……

　　随着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一些孩子被带回老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却拼命想留在俱乐部里，因为回到大山，就意味着他们会回到原来的生存轨迹……

　　在一个劳动人民一盘散沙的私有制社会，这样的“悖论”并非孤例，但绝非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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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几年前曾在凉山地区做过一些走访。

　　凉山地区是多民族居住，解放前还保留着奴隶制、封建制甚至原始部落等多种社会形态，民主革命和土改进行得比较晚。解放以前，凉山广大少数民族的底层民众，一方面受到本民族奴隶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同时还要承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带来的民族压迫。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政府首先在凉山地区废除了民族压迫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生产扶持，推行民族自治政策，增强了广大少数民族人民的爱国思想。换现在的表述，也就是帮着他们修路、建房子、发展生产，甚至直接调拨粮食和生活物资，扶危济困。也就是说今天的扶贫措施，当年也做过。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奴隶主杀害奴隶或残酷压迫奴隶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奴隶逃跑或起义的现象频繁发生，凉山地区的民众纷纷向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进行民主改革。有了足够的民意基础，1956年2月9日，凉山地区的民主改革和土地革命开始以比较温和的方式进行：全面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当时的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凉山地区的土地改革也直接从奴隶社会一步跨越到了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阶段。

　　民主革命和土地改革大大改善了凉山民众的生活水平，消灭了数千年的剥削制度，获得了最广大的底层民众的普遍支持。

　　昔日受尽压迫和歧视的农奴当上了生产队长，这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仅仅在土改过程，凉山州就发展了376名中共党员，567名共青团员、锻炼并培养了州县区乡各级干部5668名；武装队员16000多名（后来多数转为正式国家干部）；州内每个县都成立了劳协会，其成员达103万人……这些都成为拥护党和人民政府的中坚力量。

　　随着民主改革的胜利完成，少数民族民众的阶级观念大大加强，家支观念大大削弱；民族团结增强，民族隔阂消除。笔者在凉山地区走访过程中，遇到一些健在的老党员和被解放的农奴，他们至今非常怀念公社化时期当家作主的尊严和光荣，怀念当时人们的精气神和干劲，今天凉山地区普遍存在的黄赌毒和偷盗在当时完全是绝迹了的。

　　1956年6月，西昌专区已成立农业社4497个，入社农户占农户76.6%；1958年9月25日，凉山州第一个人民公社——昭觉县南坪人民公社建立，凉山州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并试办33个人民公社。农业合作化显示出了组织化劳动和管理的优势，在笔者走访过的凉山农村地区，当地大部分的平坝耕地都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辟出来的，50年代政府组织了村民去挖沟、修渠、排水、整地，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坝耕地。不少老人依然记得以前生产队的口号：“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带子，山脚穿袜子”。“戴帽子”指保护森林，绿油油的；“拴带子”指堰渠通水；“穿袜子”指土地改造，搞条地沟，把几个大队的沟连在一起——这实际上是一套非常全面和系统化的可持续农业发展思路。

　　1960年1月，中共西昌地委在全区开展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运动；至年底全区共生产改良化、半机械化工农具110多种，22万余件，建立农业机具厂183个；1963年11月16日，凉山州21个水利骨干工程开始施工，受益农田将达到7万多亩；1964年3月12日，中共西昌地委、各县县委和专县机关抽调960名干部在全区24个点建立试验田，计划试种棉花、花生、甘蔗、烤烟等经济作物548.81亩；1965年11月，凉山州有1600多个高级社建立了良种基地，先后从成都、温江、广东等地调入水稻、小麦良种10万公斤……

　　到1978年，凉山州全州建稳产、高产农田35万多亩，有效灌面38万亩，喷灌6万多亩，集体经济时期凉山州社会经济逐年增长。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农村在地工业被提倡，鼓励社队企业利用本地资源、集中农业剩余发展加工业和小型工业，社队企业吸纳了大量富余农村工人就地安排就业。

　　凉山地区的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是在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特别是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被带动发展起来的。

　　解放前，凉山境内没有现代工业，仅有4家濒临绝境的小工业企业。从50年代后期开始积极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国家在西昌地区进行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带动了凉山的地方工业发展，从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西昌建成了中央属的重点项目、中国最大的冶金中试基地——冶金部410厂，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重大科技成果奖。

　　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凉山州已建水电站1480座、机组1547台、装机容量59830千瓦，加上省属磨房沟电站，装机容量达到97330千瓦。农村小水电站的建设，六七十年代在省内外已小有名气，“文革”中还参加过“广交会”的展览，被誉为“彝乡明珠”，少数民族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幸福光”。

　　从上世纪50年代零的突破到70年代末，凉山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已发展到313个，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发展到939个，职工总数达到46003人，工业总产值24800万元，为1949年的47.3倍。

　　有了工业发展对农业的反哺和扶植，凉山州的农业机械化和社会企业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成为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距、地区经济不平等的有效举措。1970年6月，冕宁县农机厂试制成功地区第一台水稻插秧机；1974年4月，凉山州农机厂制造的2-4号水利启闭机送展广州交易会，河南省水利局选定为援外配套产品；1976年1月24日，西昌农业机械厂完成铸钢外结晶技术改造项目，获得西昌地区科技成果一等奖；1980年12月，凉山州农机一厂试制的“拖靶机”获得成都军区科技成果四等奖……

　　80年代初，集体经济组织解散后，凉山彝族农民转向了寻求家支和邻里合作，以至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大小凉山地区出现了一股搬迁潮，人们通过相互调换土地的方式，与自己的家支成员聚居在同一村子，形成了今天以一个或少数几个家支构成村落主体的局面，传统血缘政治力量得到了恢复甚至是加强，与之相伴随恢复的是血统等级婚姻和习惯法，甚至出现了以家支为纽带掌控村落公共事务和利益分配；社队企业逐渐转变成了私人承包的乡镇企业，以家支为纽带的工头制度使得企业得以顺利实现以灵活雇工的方式获取廉价的劳工，两极分化以更加激进的速度在凉山出现……

　　这是电影《八角笼中》没有揭示出来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