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从医疗反腐想到社会主义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
看到了卫健委8月16日，为医疗反腐召开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报道（来源：新华网）。标题是：《权威部门就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答记者问》。在回答“开展集中整治的工作背景以及目的是什么？”的问题时，回答是这样的：
“伴随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历史性成就，医药领域行业风气持续向好。但同时，医药领域腐败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近年来查处的一些“关键少数”、关键岗位人员，利用权力寻租、大肆收受回扣、行贿受贿等案件，严重稀释了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红利，蚕食了人民群众权益，既掣肘医疗、医保、医药事业改革发展，又影响了行业形象，也危害了医药卫生领域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为进一步促进医药事业发展进步，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教育部、公安部、审计署、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国家药监局等9部门共同启动了为期1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以问题为导向，聚焦医药行业“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坚决整治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构建风清气正的行业氛围，为医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从这个回答看，医药领域反腐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一些“关键少数”“严重稀释了医药事业改革发展红利，蚕食了人民群众权益，既掣肘医疗、医保、医药事业改革发展，又影响了行业形象，也危害了医药卫生领域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似乎是着重解决医药卫生系统的内部矛盾。
从他们的回答中，人们感觉不到是为着解决人民看病贵、看病难、看不起病的严重问题和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倒像是为着医药卫生系统自己的利益而清理门户似的，令人失望。
我不是医疗界的人，对医疗界的事，只能作为一个病人，在有限的治病过程中体会和感觉。
由于女儿原来的公费医疗单位是协和医院。为了方便起见，我退休后看病，除了在本单位的校医院，大的医疗也就在协和了。退休34年中，已经忘了哪一年得了带状疱症，到协和去看。那位刘大夫给我开了十五天的药片和外用药，我希望他给我预约下次看病的时间。他说不用下次了。我半信半疑地回到家，按他的要求吃药和抹药。到了十五天，两种药都正好用完，病也完全好了。我觉得这大夫真是神了，心里很是佩服。
到协和去检查过甲状腺囊肿，大夫说是良性的，以后不用再检查了。做过一次肠镜检查，大夫当时就帮我去除了两个息肉。她说可以管20年。另外看过几次急症，也是处理得很快，立竿见影，很快回家。
协和医院由于医术高明，看病的人多，为了减少病人的看病次数，所以不断地提高看病的效率，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高效地治愈了全国的许多病人，还自己扩建了医院。
这样的医院、医风为什么不能在全国推广呢？如果我国每一个省、市，都有一个像协和这样高效的医院，全国人民的看病还用发愁吗？但是据说，公立医院靠着自己的努力，根据全国人民的需要进行扩建，还得不到上级的支持。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同仁医院，眼科有名。我们单位的很多退休老师，都在同仁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效果都很好。我也是其中之一，这里我也有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是高度近视和散光，差点就因为这近视就参不了军了。退休后视力越来越不行，眼镜店验光的师傅告诉我，不是近视度数的问题，是有了白内障。那时看东西主要依靠左眼，右眼连视力表上最大的符号也看不清了。于是大家都劝我去同仁做手术。
2002年，不知为什么必须住院，不住院不能报销。所以我就只好去住院了。住了八天院，是施玉英——当时同仁最好的大夫做的手术，住院大夫是云波。当时国产的晶体还没有软的可以折叠的，因怕伤口大，不易愈合，所以用的是进口晶体。本来是要给我做双眼的，我当时不舍得左眼也一起做，只做了一个右眼。但是这个眼做得非常好，不用戴眼镜，远近大小都能看得很清楚，使我看书学习、看电视，比年轻时还要方便。当时说可以管20年，今年正好已经20年了，看东西还是这么清楚。不能不说云波大夫和施玉英大夫，都是很能干的好大夫。尤其是云波大夫，那时还是一个梳着小辫的年轻小姑娘，她把我的近视度数，配得是多么的合适啊！那时进口晶体大约是2000元，自费的，好像另外还交了500元，个人化的也就是2500元了。
到了我80岁以后，每次体检，眼科大夫就说我的左眼再不动手术就不行了。所以我就在2018年，下决心去动手术。当时，在我家附近建了一个很大的楼，叫做德华眼科医院，听说是私人医院，而且施玉英大夫也到那里去了。我们一位离休的87岁的老教授，他因为腿脚不便，就是在德华做的手术，虽然花了上万的钱，但是还是方便了许多。
但是我想，我的腿脚还灵便，上次在同仁做的，病历在那里，还是到同仁去做吧。女婿随机给我在同仁挂的号，是一位钱大夫，她是一位副主任大夫。这时，同仁的白内障医疗，规模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同仁医院的对面，单独有一座，白内障治疗的大楼。场地虽然扩大了，但是仍然很拥挤。特别是诊疗室，房间非常小，还是两个大夫和助手加上各自的诊疗仪器挤在一间诊室。诊室外的候诊室，病人多得就像在菜市场，也很拥挤。我想，来治病的，可能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吧。还有父母抱着的几个月的婴儿，有5、6岁到十几岁的孩子。环境这么差，看到我的大夫因为没有助手，常常看病忙到到12点之后，深感这里的大夫工作很是辛苦。
和带孩子的父母聊天，他们也想去德华眼科，找最好的施大夫手术。但是网上咨询的时候，一听说是孩子手术，人家就不搭理了。可见就是想化高价给孩子手术，也难于办到，只能到同仁来求医。
医院的规矩是谁接诊，谁治疗。我觉得如果换大夫，对大夫就太不尊重了，无缘无故不信任大夫也是没有根据的。在商量用什么人工晶体的时候，大夫说有两种价格的，一种9000元、一种4000元，都是进口的。当女儿想要用9000元的晶体时，大夫说：“不一定是最贵的最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我听她这么说，心想“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呢？”，我是不懂的，那就只有大夫可以判断了。于是我就说：“那就由大夫考虑吧”，当时就没有议定用什么人工晶体。到了做手术的手术台上，立即要做手术了。大夫说：有两种晶体。一种是中德合资的，2500元，一种是国产的2000元。我说要合资的吧！她说度数不匹配。那还说什么呢，就只有用国产的了。
在复查的时候，大夫把我的病历交给了我。我回家看了病历才知道她给我用的是：爱博诺德（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可折叠一件式人工晶状体”，是当时国产唯一的可折叠人工晶体。个人支付仅：2221.57元。
我当时分析，她认为我已是84岁的老人，用眼不会像年轻人那么多。而复查时我左眼的视力也达到了0.8。她为我省了钱，又为祖国推销了国产的新产品。我当时很感动，在最后一次看病时，送了她一面锦旗，上书：“美好的心灵 精湛的医术”。这时，在她的身边，多了一个助手，她也已晋升为主任医师了。
我在感动之余，不禁感慨：为人民服务，多么辛苦的大夫，他们的工作环境，这么差。而条件这么好的私人医院，却把好的病人资源抢过去，留下难啃的骨头，给公立大医院，在艰苦的条件下奋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看到网上很多揭露公立医院大夫，为了挣钱乱开药，按回扣多少开药，不顾病人死活。这种情况我也经历过。八十年代，老伴胃溃疡大出血。出院后复查，去开药，拿回来一大堆药。我一看，拿得最多的一种药，上面注明“溃疡出血者禁用”。如果不看，吃下去，不是病情更要恶化了吗？这是什么大夫啊！
后来医生收入不与药品挂钩，换了与耗材挂钩了。于是大夫只能拼命开化验单和检查单了，实际是换汤不换药，羊毛仍然出在羊身上。
这使我想起了1969年10月，我们全校师生下放到河南信阳息县五七干校。到了息县，县城从东到西就是一条大街。除了一个大百货公司是国营的之外，满街都是个体夫妻店。在个体副食店打酱油，都是掺水的。后来听说要开一个国营的副食店了，大家非常高兴，因为买东西不会参假和缺斤少两了。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国营公司的职工是拿国家发的工资，收入与商店的经营是完全无关的，因此他不会坑害顾客。而私营的小业主，就不同了，收入与商店的经营是连在一起、息息相关的。为了多收入，他必然会想出各种花招，从顾客身上多赚一些钱，多节省一些自己的成本。
我很佩服医疗改革的那些专家，他们怎么能别出心裁的，把我们国家的医院的大夫，就在国家的医院中变成了商业小业主，把为病人看病与自己个人的收入，挂上了钩。这恐怕是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的吧，真是“创新”，创到了极致了。反而倒是中国新出现的私人老板的医院，大夫到时拿的固定高工资吧？可惜我们上了7年大学的医生们，他们情愿拿低工资当国家的干部，也不愿意拿高工资成为老板挣钱的奴仆。这就是他们抵制私有化，直到今天的原因。
改革开放前，不是没有私人的诊所。北京的接骨的双桥老太婆，南小街有名的小儿科中医老大夫，等等，我们都找他们看过病。这是社会主义医疗事业的必要补充，很合理的。今天的私人医院，有名医自己开的诊所吗？名医开诊所，反而成了违法的“无照经营”，而合法开私人医院的大多数都是不懂医学的人！那些学了两天整容，或治不治之症如癌症等治死也不负责任的冒牌医院，自己没有大夫、病人，都要从国家医院去挖，这样的私人医院，有开设的必要吗？！
中国的所谓“医改”，改掉的是中国白求恩式的革命医疗传统，改掉的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为中国劳动人民谋得的根本利益。他们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就是想为资本发大财，而不惜毁灭社会主义中国的人民医疗事业，让三座大山重新沉重地压在劳动人民头上。
是时候该查一查了，中国医疗界，反常的种种怪事，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种种怪事，是从哪里来的？把医疗界的“内鬼”挖出来，把人民的愿望落到实处。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的一切问题都是能够迎刃而解的。
希望借着医疗界反腐的东风，把人民40多年免费医疗的合理愿望，切实变成我们社会主义的现实！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