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从官僚治校到流氓治校之殇
最近储殷指出，当今中国高校是学位越低越屌而学历越高越怂，何以然？换言之，当今中国高校反智化是否也是“钱学森之问”的谜底之一？
邵燕祥自称的“遗书”《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设问：为什么他们那一代（文革）人“原想走进这个房间，却进入了另一个房间”？革命走到后来为什么与最初的理想背道而驰？这也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隐痛。时至今日，我们是否依旧在老调重弹？尤其是高校文革糟粕何以再次沉渣泛起？邵燕祥认为，学校的党委制等机构、组织也是束缚打击知识分子的存在，这种风气让学院很难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问大家。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一书认为，大体上从1951到1965的十几年间，在高校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思想改造”，无论作为政治运动或思想运动，以至谦称为学术批判，都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方法，甚至对敌斗争的气势，指向内定的右派教授并敲山震虎，威慑所有被目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教职员工，还有除了积极分子以外的普通学生。从书中根据档案揭示的历史真相，所有这些都是在统一部署下由北京市委与教育部具体领导的，校党委与各级党组织的干部与党员具体运作，行动不力者多被指控为右倾分子而被调离或遭到处分。那十几年间很多高官亲临督战，如康生、周扬都留下了“响当当”却违情悖理的言论与政绩。在高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的极左倾向，是由有关全局性的知识分子定位，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与相应的政策方针决定的党委制只是提供了贯彻领导意图的组织保证。至于“后三十年”的高校很难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问大家的问题，类似于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涉及整个中国教育的方向这个全局。1949年后，先是接管了所有原国立大学，接着接管了外国教会办的大学，同时消化了私立大学，然后做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打乱重来。若干年间从学苏联，到不学苏联，辛辛苦苦翻来覆去，毛泽东还是大声疾呼，教育要革命，发动学生武斗老师，又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高校，“占领上层建筑”，领导高校师生进行“斗，批，改”，直到毛泽东逝世后也不得要领。有关部门继续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如何成就“大学之‘大’”无疑是个“老大难”。“前三十年”从制度与舆论上打掉“教授治校”而实行了六七十年的“党委治校”，现在党的领导加强了，党委的知识构成大大改善了，高校的党政领导层还有了不少教授与博士的身影，但乌纱帽至上的“行政化”积弊导致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乱管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党委治校”一不留神就下滑为“官僚治校”。党政官僚的“流氓化”（有可能是属于个别的现象，但绝对数字因基数过大而也颇可观），以至于大学校园中越来越多的迹象却也让我们产生了“流氓治校”之忧。此类迹象有可能是非本质、非主流的，我们的感觉或许不尽贴切，如何去改善这种局面？从高校去官本位入手，高校领导本该带头响应李克强生前号召的“壮士断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