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全面地、正确地评价斯大林——与铁穆臻同志商榷
铁穆臻同志是近年活跃在红歌会网的一位青年作者，写了许多歌颂毛主席的好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毛主席是下了功夫去研究的。但是，铁穆臻同志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历史，显然还没有来得及下功夫去研究，这就导致他在评价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时，出现了某些片面的，甚至与实际情况不符的观点。我们在阅读他的文章时，感到他对斯大林的看法是很不好的，经常使用贬斥的口气。他在论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时，基本上都是批判的、负面的评价，好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只起到消极破坏的作用，特别是两次王明路线都来自斯大林，给中国革命造成了近乎摧毁性的打击。
但这样的评价是不够全面准确的。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确实犯有错误，但他也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政治上、物质上和军事上的巨大援助。
本文分几个部分对这些加以说明。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我党的援助
铁穆臻同志在《毛主席克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面影响的决策艺术》中说：“上井冈山、转战赣南、反“围剿”，有国际给咱们朱毛红军提供大量武器和物资援助了吗？没有！我们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根据地建设。”
在毛主席领导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斯大林虽然没有给予过直接的军事或物资援助，但他对上海的中共中央给予了财政方面的援助。
我党在建党伊始，就得到共产国际在财政上的援助。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总结报告中强调：“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大革命失败后，我党走上了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时，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他继续通过共产国际向我党提供经费援助。援助额从1921年每年6000大洋扩大到1930年的45万元大洋。
1931年，由于国民党在上海的白色恐怖，我党的大部分领导人被迫转移到苏区。中共中央已不那么依靠共产国际的拨款了，但共产国际的经援仍然在继续。从1931年9月至年底四个月内，中共从共产国际收到10 300美元、1000两白银、1000墨西哥元。每月平均收到2575美元又250两白银和250墨西哥元。从1月至3月底又收到25000美元，即每月平均8333美元。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报联系中断。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次年夏季恢复了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在最初几封电报中，中共中央希望莫斯科提供资金和武器援助。苏联答应提供15 000—20 000枝步枪、8门加农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炮弹，并建议在1936年12月前把武器集中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界，在这里准备好车辆将其转运到宁夏。
据此，中央军委制定了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战役计划最后流产了。苏联通过蒙古援助红军的方案没有实现。共产国际又向中共建议经新疆获得援助，承诺将约1000吨军用物资集中到哈密。但中共中央认为这条路线难以通行。后来，红军西路军的西征遭到失败，只有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到了新疆。
由于未能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中共中央便向共产国际要求提供财政援助。共产国际在1936年11月给中共中央的回电中通知，已决定向中国共产党提供550 000美元的财政援助。其中，第一笔15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于 11 月底在上海由宋庆龄交给潘汉年。
1937 年 3月2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又承诺把对中共的财政援助增大到160万美元。如果把中共在此前收到的两笔分别为15万和5万美元的援助计算在内，承诺的援助数额已接近200万美元。这笔巨款对困顿在陕北荒寒之地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二、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党的援助
铁穆臻同志在《毛主席克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面影响的决策艺术》中说：“抗日游击战争，有国际给毛主席和咱们八路军、新四军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援助吗？没有！我们独立自主的发展革命势力，经济上依靠着军民干群的大生产。（苏联通过盛世才秘密向延安用几辆卡车运送过少量的医疗物资和军火，不过那时的卡车载重量也就是1.5吨、2.5吨，王稼祥、周恩来访苏的时候，苏联也给过我们一些资金援助，但是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就没有了。与苏联援助国民党的武器和物资相比，这些就是九牛一毛。）”
抗战时期苏联为什么不向我党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因为当时苏联对中国的军援路线是经新疆到西安，而西安是蒋介石在西北的大本营，蒋介石绝不会允许苏联的武器进入延安。因此，抗战时期苏联对我党只能进行经费援助。
抗战爆发以来，尽管中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恢复和发展经济，但由于陕甘宁地区贫穷落后、根据地生产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后方需要。1937年陕甘宁边区的公粮只征到1.4万石，税收也很少。“经费困难万分”，机关和部队吃饭穿衣均成问题。因此，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援助请求。
1938年2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致电共产国际：如果能够很快收到钱，就可以买到大量的机关枪、步枪、毛瑟枪和弹药。同时，中央书记处还通过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国民党每月只发饷50万元，合美元约16万，连前线部队开销都不够。因为没有钱，缺少武器，扩军困难不说，部队挨饿受冻十分普遍，希望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上的援助，最好是派飞机送来。
1938年2月17日，斯大林会见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同意援助中共50万美元。目前已经确认收到的有30万美元。根据王稼祥回忆，当年7月初在他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在同他和任弼时谈话中表示，“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1938年提供的这两笔援助，合计就有60万美元。
1939年3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邓发再次向季米特洛夫要求援助。电报指出，你们帮我们募集来的钱已全部用完。5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共产国际求援。电中指出，我们的财政状况十分危急，钱已全部用尽。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得到援助。电中说，由于沦陷区的扩大和根据地的缩小，向我军供给粮食、弹药等越来越困难。我军包括党组织和学校，每月至少要花费500万元，但国民党每月只给八路军60万元、新四军13万元，少付427万元。过去我们有根据地的收入，但现在由于大片土地的丧失和国民党的政策，我们的财政状况处于崩溃边缘。因此，我们请求尽快给予财政方面的援助，希望分批收到500万美元的大额援助。
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7月25日共产国际寄出一笔钱。9月20日，共产国际又向中共驻西安的林伯渠或朱德寄出一笔钱。
1939年12月29日，周恩来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中共问题的报告，报告中陈述了中共艰难的财政状况。1940年2月23日，季米特洛夫致信斯大林，建议1940年给中共35万美元的援助。25日，斯大林同意向中共提供30万美元的援助。这笔援助中共实际收到303，123美元，再加上用于通讯联络的1万美元，及用于七大通讯联络的4万美元，中共总共收到353，123美元。
1940年和1941年是中共抗战期间最艰难的两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财经困难。特别是从1940年秋冬起，国民党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并阻截国内外给边区的捐助。同时，边区内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毛泽东曾说过：“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认为：如不加整顿发展，财经工作“必遭破产之祸”。
在克服困难、发展生产的同时，中共中央又一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了援助的请求。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指出，从今年1月至今，蒋介石没给我们一分钱，我们有非常大的财政困难。请批给我们今年100万美元。
7月3日，斯大林主持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共产国际向中共援助100万美元。根据现有档案，目前可以确认这笔援助中共收到60万美元。
从1936年11月到1941年，中共收到苏联的资金援助累计数百万美元。仅在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上半年，苏联就援助中共80万美元。这一年苏联资金援助是陕甘宁边区每年岁入（即全年收入）的5.2倍，直到1940年仍然是1.5倍。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坚持长期抗战，苏联的资金援助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 解战战争时期对我党的援助
铁穆臻同志在《毛主席克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面影响的决策艺术》中说：“解放战争，除我军占领东北时收获了一批关东军装备，有人给毛主席和咱们解放军提供什么了吗？没有！我们依靠着自己独立自主的阶级斗争、革命战争和生产实践。”
这一观点也是片面的，低估了苏联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我党的援助力度。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不仅对中共部队进入东北进行掩护，并向中共转交从日本关东军的大量武器，还向中共方面移交大批军工企业，为我军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保障。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共派11万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9月，中共冀热辽部队曾克林部进入沈阳后，苏军向他们转交了苏家屯的关东军武器库，曾克林部“向外拉了三天武器。一次一下就拉了20个车皮的武器，共2万余支步枪，100多门大炮，20多万发子弹。”该部由“原来的4000人部队增至60000人，并装备有苏联送的30架日本飞机。” 时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致电中共中央：“曾克林部原一千五百人，现共发展到三万七千人，轻重机枪约四百挺及相当数量的子弹”。
当年10月4日，苏军又“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中共东北局接受了三批武器，“其中步枪约10万支，轻重机枪约3400挺，掷弹筒约500个，大炮100余门，各种弹药将近2000万发”。不久，苏军又“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10月下旬，苏军还“将抚顺一处军火库中300万发炮弹交给了东北局，要他们加紧组织训练炮兵部队，同时还将一个日本航空大队及全部人员交给了他们。”
11月，中共东北局又从苏联手中得到了日军的大量枪支弹药，并将这些军火大批输送关内部队。仅向山东龙口送去的一批武器弹药中，“其中有500万发子弹”，而从东北苏军和朝鲜苏军那里得到的武器弹药，也大批经山东送到华北各根据地的情况。1946年，由东北向关内输送的武器弹药更多。
彭真在12月29日的电文中提到：“我确曾控制大批物资（机器、被服、弹药）”“根据现存不完整材料，运赴锦州方面的各种子弹一项即达八百万发，手榴弹约十五万个，皮帽、鞋子各三万，大衣两万，棉裹腿近十万，另有北面运去一万两千支步枪，机枪六百挺，十月初尚抢运去很大一批物资。”
到1946年，苏联对中共的援助不仅限于军事物资，已经逐步扩展到港口、码头、铁路、公路、工厂，甚至军事基地的援助。1946年5月至6月，关内中共部队从海路陆续得到了苏军提供的军火援助，秘密运送到山东的有三批。此后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军火由东北南运关内，已知7月仅一次就运往山东100余车皮的弹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能打出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大捷，离不开从东北海运来的日军炮弹。
苏军还与国民党军队交涉，划出旅大地区作为缓冲地带，实际上成为保护中共南满部队的安全区。当时旅大地区的港口码头均为苏军控制，中共部队可以在此得到保护，并通过这里的港口进行战略物资运输，打通了东北和华北、华东的水上交通联系。
旅大地区是东北的工业重镇。1947年，苏联将这里的重工业工厂全部移交给中共。7月，中共以民用企业“建新公司”名义，在大连成立了当时东北最大的军工企业，包括大连化学厂、大连机械厂、大连钢铁厂等几个大连主要的重工业工厂。建新公司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电力、煤炭及废钢铁也得到苏联支援。建新公司投产后，不光为东北解放区，也为华东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炮弹和其他军事物资援助。从1948年开始，建新公司生产的大批量生产钢质炮弹，由海上源源不绝地供应华东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淮海战役期间，大连兵工厂输送到淮海前线并投入使用的炮弹50万发，引信80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迫击炮1430门。在苏军支持下的大连军工企业，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力群同志谈苏联在东北对我们的援助说：
“锦州失守的时候，我们从朝阳赶到新立屯，准备在这里休息，过新年。还没有住下来锦州就失守了，国民党进来了，我们连夜急行军，狼狈不堪啊。蒋介石押宝，押在要把东北这块重工业基地完全控制在他自己的手里。没有想到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我们首先集中力量，解放了东北地区。军事以外，道义的问题终究是第一位的，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道义在我们方面。这里也应该公道地讲，苏联确实对我们给了帮助。陈云同志讲了，苏联是个沙发，背靠沙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后来我们的那些重武器，除了缴获国民党的以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苏联从日本手里缴获过来，后来给了我们。像朱瑞的炮兵师就是苏联红军缴获日本人的大炮送给我们后建立的。”
这里提到了朱瑞领导的东北人民炮兵，这支人民解放军最大的炮兵队伍，其装备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关东军。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军已经拥有9600门火炮（包括掷弹筒），其中4400多门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其余的5200多门是日本关东军的武器。而在这5200多门日式火炮中，既有我军通过剿匪作战缴获的，也有我军在野外“捡洋落”收集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苏军移交我军的。朱瑞在担任东北我军炮兵司令初期，大部分时期并不在炮兵司令部里工作，而是跨境到苏联远东军司令部交涉，要求苏军向我军移交日军大炮。他还曾同刘亚楼一起坐闷罐子车到朝鲜，从驻朝苏军手中要到了700多门比较完整的火炮。
当时蒋介石派往东北的都是美械精锐部队，我军在作战中缴获到不少美式火炮，但是美式火炮的炮弹不易补充，东北我军攻坚摧敌主要靠日式火炮。如果我军不是在苏军掩护下首先进入东北，控制了日军许多储存炮弹的军火库，并在苏军支持下建立了生产炮弹的军工企业，就不可能有充足的炮弹与当面之敌较量。
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苏联移交给我军的日军武器，至少包括30万支步枪和1000多门大炮，还有数以千计的掷弹筒和轻重机枪，以及大量日本制造的炮弹和子弹。苏联还向东北我军援助了数千辆苏式卡车，光在1947年就援助了我们1000辆卡车。当东北我军组建的高射炮兵缺乏炮弹时，苏联直接援助了一批苏式高射炮弹。这批炮弹在我军攻打太原时发挥了作用。
“1948年8月，即辽沈战役之前，东北野战军的实力统计为：兵员总数1039737人，长枪385134支，短枪50352支，冲锋枪12960支，轻机枪15582挺，重机枪3136挺，六零炮2890门，迫击炮986门，山炮324门，野炮194门，榴弹炮92门。除重炮外，从数量上看已形成了优势，具备了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实力。”
1948年东北冬季攻势结束后，为了准备大军南下作战，必须修复北满到南满的铁路线。苏联派了许多专家帮助我们修复铁路。这一修复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1948年夏季华东野战军打了豫东战役，其它各路野战军也捷报频传，唯独东北野战军按兵不动，因为要等待南下的铁路修复。到9月份，到南满的铁路终于修复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打响了。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的主力（3个野榴炮团、1个重榴弹炮团、1个高射炮团和1个坦克营），以及3纵和2纵5师的数万大军，通过铁路从北满输送到义县前线，开始了拔除锦州门户的义县攻坚战。
当义县被攻克后，东北野战军的25万军大军随即兵临锦州城下。
1948年10月14日，锦州攻坚战正式打响。东北野战军集中较大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660多门向敌轰击，其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和加农炮320多门，包括十几门日式150毫米的重榴弹炮，炮火的猛烈程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1949年1月14日的天津攻坚战，东北野战军集中山炮、野炮、榴弹炮、加农炮和高射炮共591门，其中美式155毫米和日式150毫米的重榴弹炮近80门，再次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炮火轰击烈度。这支强大的人民炮兵为我军夺取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在辽沈战役期间，苏联派遣技术人员帮助我军修复了陶赖昭松花江大铁桥，对保障前线的供给起了重要作用。当陶赖昭松花江大铁桥通车时，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并发表了讲话。
1949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苏联给中共的援助不仅包括军事物资，还包括保障我军南下和恢复经济发展所需的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重要物资，以及恢复铁路、公路等交通运输的技术支持。据时任苏联外交官的列多夫斯基记录，苏方还给解放军“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如修复华北和远至长江的铁路路段，供职于中长铁路的苏联人参加了该项工作。毛泽东曾在1949年1月致电斯大林：帮助恢复长江以北三千多公里的铁路，提供机车、汽车、工具、汽油等，需要苏联“紧急援助”。
在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对我党援助的力度很大，除了没有直接提供大批苏式武器外，可以说做到了力尽所能。这些援助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四、抗美援朝时期对我们的援助
铁穆臻同志在《毛主席克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负面影响的决策艺术》中说：“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没有前两次战役和美军作战我军杰出的表现，苏联会给我们装备支援吗？不会！他们不仅推迟装备支援，而且提供的装备也大多数是他们淘汰的装备。”
但历史事实与此相反，早在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前，斯大林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军事援助。
1950年9月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希望苏联能给中国提供480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各类辅助车辆2000辆。斯大林很快就答应了这一要求。1950年11月，中苏两国达成协议，苏联向中国出口一批坦克和自行火炮，这批坦克和自行火炮加起来有400辆，都是二战时期苏联使用的主战装备，在当时也属于相当先进的武器。
1950年11月，为了能让中国坦克兵在最短时间内学会驾驭全套苏制武器，苏军10个坦克团与自行火炮团从苏联开进东北，向10个中国新建坦克团进行了对口的培训和转让装备。中国一次接收了300辆T-34中型坦克、60辆IS-2重型坦克以及40辆ISU-122自行榴弹炮。苏军官兵一对一，手把手的教中国官兵，苏联车长教中国车长，苏联炮长教中国炮长，吃住都在一起，几个月就形成了战斗力。解放军的10个坦克团完全按照1948年苏军步兵师属坦克团编制组建和训练：一个团4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其中3个中型坦克连，一个连10辆T-34坦克。1个重型坦克连，6辆IS-2重型坦克。1个自行火炮连，4辆ISU-122自行火炮。团直属部队包括摩托化步兵连、修理连、运输连等单位，全团有700多人。1951年有4个坦克自行火炮团入朝参战，并取得不俗的战绩。
还应该指出的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苏联援助我军的主要是二战期间使用的武器，如1891/30式水连珠步枪、1938/44式骑枪、波波沙冲锋枪、轮盘式轻机枪、郭留诺夫7.62毫米重机枪等。这些武器虽然都是二战时期的旧货，但它们都是久经战斗考验的武器，毕竟熟能生巧的武器才最受士兵们欢迎，志愿军战士多数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对AK-47等全自动武器非常陌生，而使用起这些二战旧货却得心应手，甚至到了不看准星，单凭持枪感觉就能命中目标的地步。当时美军使用的也主要是二战武器。战争实践清楚地表明，志愿军使用这些武器对美军丝毫不落下风。
五，建国以后对我国的经济援助
铁穆臻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巨大的阻力和空前辉煌的成就》中说：”有的人张口闭口就谈苏联在“一五计划”时对我们的援助。但是实际上，这些苏联“援助”我们的设备，都是要靠我们通过自己的农业产品、畜牧业产品购买的，而不是苏联“无私援助”我们的！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积累起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领导我们同甘共苦、独立自主开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没错！当年苏联援助我们这些工业项目并不是无偿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苏联把它最先进的工业技术传授给了我们。而70年代后西方卖给我们的技术和设备，都是过时甚至已经被淘汰了的，而且狮子大张口漫天要价。这就是两者的区别！
邓力群同志曾说：“建国初期，我们从苏联引进设备、技术，聘请专家，是怎样一种关系？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设备、购买技术、聘请专家，包括派留学生出国，又是怎样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国家只教我们使用、维修，不教我们设计、制造，他们的高、精、尖科技不让我们参观。苏联同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帮助我们搞尖端科技，不仅教我们使用、维修，而且教我们设计、制造。尽管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的原子弹、氢弹还是制造出来了。苏联专家中的大多数是真心诚意地帮助我们的，有很多感人的事实。我们的科学技术能较快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固然主要是由于我国人民和广大科技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是和当时苏联的棱助也是分不开的。”
苏联援助的这156个项目，大多数是斯大林在世时亲自敲定的，它们真正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短短几年时间内，便让新中国摆脱了5000年农业国身份，使中国初步完成了工业化。也让中国人知道了什么是现代工业，学到了工业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基本知识和经验。这一切的价值绝对是不可估量的，在整个世界工业史上，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在苏联援华的初期，他们真是手把手帮助一无所有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当年新中国才刚成立不久，工业基础也是非常的薄弱，完全依靠没有任何基础的自己，那是绝对不现实的。
苏联帮助中国初步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说法并不为过！苏联的援助是全方位、成体系的，这是人类工业化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技术大转移。
另外再谈谈几个问题：
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谁负主要责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给毛主席带来的痛苦和创伤是巨大的：辛苦创建的根据地全部丢失了，许多最亲密的战友如何叔衡、毛泽覃、古柏都牺牲了。他认为王明路线是斯大林带来的，因此曾讲过许多对斯大林愤激的话。诚然，当年由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对王明的上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李德掌握中央红军指挥权后瞎指挥的结果。
1939年李德回到苏联之后，斯大林曾专门召见并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要求国际组织对李德在中国的情况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共产国际的有关制度，共产国际监委会决定对李德进行审查。
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志，以及在莫斯科的比较了解李德情况的中国同志均被受邀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任弼时，原中华苏维埃银行行长毛泽民，在长征中担任红一军团二师政委的刘亚楼，还有翻译师哲等人。苏联、德国相关部门的有关同志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伊始，李德先对自己在华期间的工作做了回顾和总结，尤其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了检讨，承认由于自己的指挥错误给中国工农红军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会上，周恩来指出了李德和博古所犯的错误，在他列举的事实面前，李德只能沉默无语。任弼时也对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毛泽民在发言时说：原来全国红军有30多万人，长征后就只剩下了几万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当时全国的共产党员也有30多万人，后来也只剩下了几万人，同样也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全部南方根据地，白区的地下党，也都被葬送和丧失了……。
在听到这些严厉批评之后，李德用德语对主持会议的共产国际监委会主席佛罗林辩解道：“到中国当顾问，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样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么大损失，怎么都能让我负责呢？他们中国的事，我本来就弄不清楚，我一开始就说过，以后也一直说，我只是个顾问，对于我的意见，你们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嘛！你们自己的事情，怎么能全推给我呢？搞坏了事就都骂我，我简直成了内奸反革命，佛罗林同志，我可是忠于党和国际路线的啊……”。
佛罗林叫李德不必过于紧张。随后其它同志又继续发言。在中国同志用大量事实批评李德之后，苏联及德国的同志也相继进行了补充发言。
在李德承认并愿意改正自己错误的前提下，并经与国际执委会商讨请示后，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做出了有错误但免予处分的决定。其理由主要是：李德在离开上海去江西苏区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阿瑟·尤尔特就有过告诫：“一切决议最后还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瑞金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李德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党，对于李德的意见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意见被采纳了，这个责任应由中共中央负责，所以对李德免予处分。
在毛主席的晚年，经过对当年事件的多年思考，对中央苏区的丢失也产生了新的看法。他曾对毛远新说，中央苏区的丢失，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周恩来负责；李德只是一个顾问，对他的意见可听可不听，是中国同志把指挥大权交给了他。
当年王明路线能够对党造成长期的危害，也与我们党当年不够成熟有关。当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们凭借满嘴的马列词藻，得到了红军许多领导干部的支持，甚至包括中央苏区某些重要的创建者。无庸讳言，当年中央红军的一些重要将领，如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王明路线。直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的初期，他们仍然没有认清这是王明路线的后果。
在中央红军过湘江的前夕，毛主席根据桂军战斗力强的特点，建议红军不要经由广西的渡口过江，但他的意见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在开会进行表决时，周恩来和朱德都投票支持了李德，导致毛主席的意见遭到否决，结果红军在过湘江时遭到巨大的损失。在血的教训面前，红军将领们终于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和朱德都站到了毛主席的一边。这次会议剥夺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红军。从此，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开始了新的征程。
通过对李德问题的处理，使共产国际在对待中共问题的指导和处理上，不仅更加地尊重中国党领导人的意见，在作法上也采取了较为审慎的态度。为避免重蹈共产国际顾问（代表）对中共事务的干涉，自李德离开中国之后，共产国际就一直没有再给中共派出任何的顾问或代表。随着1943年5月共产国际的解散，中共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了。
二、关于斯大林“拒绝归还领土”的问题
铁穆臻同志在《披着列宁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评久加诺夫纪念苏联成立100周年文（完善版）》中说：“列宁同志去世之后，斯大林背离了列宁同志的遗愿，拒绝归还我国领土，荒唐的扶植蒋介石掌权，结果被投靠美国的蒋介石反咬一口。”
十月革命后，列宁确实说过要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把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领土归还中国。但据当代历史学家的研究，列宁所说的不平等条约是指1896年后沙俄同中国签订的几个条约，而不包括以前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几个条约，并不是沙皇通过战争逼迫中国签订的。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之前，沙俄能在远东投入的军事力量有限，对中国还不敢公然发动侵略战争，因此当时中俄关系表面上还过得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利用清政府忙于对付英法之机，通过伪善“调停”加武力恫吓，就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从中国夺取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但由于当时两国并未发生战争，所以俄国国内有不少人并不认为它们是不平等条约。列宁更多地关注欧洲的历史与现状，对沙俄的侵华历史未必能做深入的了解。
另外从政治上来说，如果将远东的大片领土归还中国，容易被反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攻击为卖国。十月革命后列宁为了赢得时间巩固革命政权，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暂时放弃了原属于俄国的许多领土，结果在党内和国内都遭到激烈的反对。曾经的盟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时也与布尔什维克翻脸相向，并派剌客用有毒的子弹剌伤了列宁。因此，即使列宁没有过早地去世，他也不可能再冒一次政治上的风险，把远东的大片领土归还给中国。
至于说斯大林“荒唐的扶植蒋介石掌权”。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能直接扶植我党领导的武装吗？在那个有枪就有政权的时代，军阀们对共产党掌握武装是很警惕的。我党建立的第一支武装铁甲车队，都要挂靠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名下，以免广州城内的各路军阀起疑心。
三、当年苏德两国的实力并不悬殊吗？
铁穆臻同志在《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大政治家、军事统帅》中说：“斯大林和希特勒有这样悬殊的差距吗？差距是有的，但是并不悬殊。苏德战争之前，苏联已经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国防现代化辉煌成就。利用西方经济危机，苏联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技术。而且，苏德战争期间，英美也给苏联提供了1.4万余架军用飞机，大批野战机，2万余辆的各类坦克、自行火炮、装甲车，50余万辆汽车，8000余门高射炮、大量的炸药和火药及化学工业产品，600余艘舰艇和商船，491万吨的小麦、面粉、糖……70多万吨的肉类制品，以及73万吨的各类油脂。”
事实真是铁穆臻同志说的那样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苏德战争前，德国控制了世界最发达的核心地区西欧和次发达的中欧地区，还间接掌控了西班牙、意大利、维希法国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又得到土耳其、阿根廷、瑞士、瑞典、爱尔兰等亲轴国家的支持，仅一个维希法国殖民地，总面积就有苏联的一半。德国总体实力是完全压倒苏联的。苏联虽然面积辽阔，但只有其欧洲部分的条件较好，大部分地区天寒地冻、荒无人烟，铁路密度、公路密度、城市化水平等各方面都无法和德国相比。
德国在许多工业指标上压倒了苏联。与许多人想像的相反，战前苏联的工业一直不如德国。虽然1937年苏联工业总产量号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但那时德国还没有走出大萧条的阴影。1938年—1940年，仅仅德国本土的钢铁、机床等主要工业品产量，就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苏联，苏联只是在石油、天然气等部分资源生产上产量比德国高。以对战争生产最关键的机床为例，德国有130万台性能先进的机床，而苏联只有性能一般的机床40万台。
德国在科技方面也遥遥领先于苏联。朱可夫元帅曾经痛苦地说过：“我们进入战争时，同德国相比还是工业落后的国家。”30年代的西班牙战争显示，德国歼击机的技术性能比苏联歼击机优越得多。为此，斯大林亲自抓歼击机的研制工作，终于使苏联歼击机的性能赶上了德国。斯大林提拔的几位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拉沃奇金等人不负重望，研制出了世界第一流的“雅克－3”和“拉－7”等歼击机，使苏联空军能够从德国人手中夺回制空权。
为什么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生产的飞机、坦克和大炮远远超过德国呢？因为苏联在开战后立即进行总动员，把国民经济转入了战时轨道。而1942年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德国仍然在悠闲的实行8小时工作制，工人甚至还有假期。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国被迫开始总动员，军火产量立即直线上升，即使1944年德国被美英空军炸得一塌糊涂，但军火产量仍然和苏联不相上下。
苏联能够战胜德国是制度的胜利，苏联能够进行比德国更广泛的动员。战时，苏联工厂里的主要劳动力是妇女、老人和儿童，这使苏联能够最大限度把成年男性集中到前线，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苏联在武器设计上追求简洁，使工厂能够更方便地生产武器，而德国在武器设计上一味追求先进，造成德国的武器结构复杂，大大地影响了产量。
四、不应轻视斯大林的军事能力
铁穆臻同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巨大的阻力和空前辉煌的成就》中说：“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军事实践时间最长、战争经验最为丰富、军事理论最为完整的最伟大的军事家，这是马恩列斯所难以与他相比的。”
笔者并不否定他的这一论断，但是必须说明：斯大林也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的军事成就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座高峰。要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军，战争的烈度要远远超过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当时希特勒所指挥下的纳粹德国军队，无论兵员素质、武器装备、战斗意志还是战略战术，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中最强的。但是斯大林指挥下的苏联红军，不仅抵抗住了这支有史以来最凶恶的侵略军，还把它赶回其老巢里彻底消灭。
如果说在苏德战争初期，斯大林还不能算一位很老练的军事家，但经过两年战争的煅炼，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已经炉火纯青。战时苏军的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曾评价说：到1943年，斯大林的战役指挥才能已经不下于朱可夫。1944年斯大林亲自筹划和指挥的“十次打击”，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雄伟壮丽的史诗。在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整个整个的德国集团军群都被苏军雷霆万钧的攻势打得落花流水。这十次打击的战役规模，大多数都超过了我军的三大战役。如1944年夏季的白俄罗斯战役，苏军投入了四个方面军近250万人，装备有5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31000门大炮和迫击炮，以及5000架飞机。苏军航空兵出动飞机15.3万架次，在苏联红军战史上是最多的一次。在这次战役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几乎全军覆没，德军损失高达55万人（一说78万人）。
1945年斯大林亲自指挥的维斯瓦河—奥德河战役，被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军事界评价为苏军在二战时期指挥水平最高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苏军投入两个方面军共220万人，6500辆坦克和5000架飞机。美军五星上将布莱德雷评价苏军这次攻势“势如破竹，如秋风扫落叶”。柏林战役是斯大林亲自指挥的最后一战，苏军投入三个方面军共250万人，6250辆坦克和7500架飞机。在战役的第一天，苏联空军就战斗起飞17500架次，将希特勒的残余空军全部消灭。经过这次梨庭扫穴之战，德国被迫无条件投降。
就军事能力来说，毛主席是一位以弱击强、以劣胜优的大师，对战争规律有最深刻的认识，指挥战争的经验也最丰富，说他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并不为过。但斯大林精通现代化战争的指挥艺术，指挥了人类历史上一系列最宏伟壮观的战役，他同样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对他的军事能力和军事成就绝不应该轻视。
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博览群书，知识渊博，雄才大略，大公无私。列宁逝世以后，苏联幸好有斯大林这样的人领导，苏联的社会主义才能坚持下去，苏维埃国家才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在斯大林生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不断高涨的，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革命是得到了苏联极大帮助的。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领导权落到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不仅苏联开始逐渐走下坡路，我国也陷入美、苏两霸联合封锁的不利境地。
目前国内有不少的青年朋友，因为斯大林支持外蒙古的独立，而对他持比较负面的看法。但是早在斯大林执政之前，苏军就已经进入并控制了外蒙古。外蒙古政权是苏联的第一个盟友，苏联同蒙古党的关系比同中共的关系亲密，苏联是不可能轻易放弃这个盟友的。再从历史来看，外蒙古地区对中原王朝一直缺乏向心力，而清朝和民国政权也从不重视这块荒寒之地。因此，外蒙古脱离中国有非常错综复杂的原因，将之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一个人是不公正的。
对斯大林要综合地、全面地评价。英国史学家斯恩这样评价他：“他有非凡的才干、勇气和抱负。他领导有方，把一个辽阔落后的农业国改造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斯大林又是一位有坚定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执掌苏联党政大权30多年，从来不为自己和家族谋取一星半点的私利。当他预见到苏德战争将会爆发时，就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包括一个养子）全部送到军队里。只有最无私的领导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苏联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这样评价斯大林：“我曾经与这位伟大的、最伟大的人在一起工作。对于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整个的一生，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一位在1937年没有幸免的人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孙艳玲：《抗战期间苏联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问题初探》
王岩：《苏联援助中国的历史考察（1918-1949）》
邵建忠：《李德与中共和共产国际》
【文/八一军旗红，本文为作者向红歌会网原创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