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新自由主义正走向“历史的终结”

　　无论是奥巴马的金融监管和救市政策，还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混合，抑或是拜登的凯恩斯主义“回魂”，都只是在修补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并不能根除其种种痼疾，新自由主义正走向“历史的终结”。

　　回顾资本主义走过的历程，总是伴随着不断爆发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调整发展模式，以求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早期资本主义采取国家干预扶持本国工商业资本发展、通过贸易保护积累财富的重商主义政策。19世纪尤其是进入大工业生产时代后，资本主义迫切需要扩大世界市场，因此实行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废除关税贸易壁垒，进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和自由经营。当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危机再一次迫使资本主义调整发展模式。

　　新自由主义得势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世界瓜分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不断减少国家干预，放任市场自由调节。然而，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带来了严重的“生产过剩”，造成经济危机频发。与此相伴的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苏俄选取了一条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尤其是计划经济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否定，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巨大冲击和外部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资本主义经济学界开始酝酿一种改良古典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1920年春，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表论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后又分别于1922年和1927年出版《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自由主义》(也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两本专著。他大肆批判社会主义，为自由市场辩护。随后，米塞斯和他的弟子哈耶克与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展开论战。兰格主张用计划来指导市场，以弥补市场的缺陷，而米塞斯认为计划经济缺乏价格激励，会使创新衰竭，加上决策者不用承担破产责任，会不断放大计划经济的弊病。这场论战无果而终，但米塞斯和哈耶克创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得以萌芽并产生一定影响。

　　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爆发，彻底暴露了自由放任政策的缺陷，新自由主义者在全世界备受冷遇，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寻找新的出路。此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力不断上升，甚至有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势头。一系列内外压力迫使资本主义世界作出调整。于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乘势而起，于1936年出版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凯恩斯否定自由市场条件下供给会创造需求，使得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保持平衡，就业也能得到充分保障的论断。他认为，市场无法通过自动调节实现充分就业，市场中个人的消费热情和企业的投资热情，会因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投资边际收益递减而衰退，使得有效需求不足，自由市场无法解决这些困境，因此需要国家参与经济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主义为资本主义摆脱困境带来了希望，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正是遵循凯恩斯主义，依靠国家宏观调控，大力整顿银行与金融体系，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工代赈”促进就业，才恢复了经济并缓和了阶级矛盾。二战后，这种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成为主流，而新自由主义则无人问津。

　　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此时也显露出弊端。尽管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但资本家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断用机器代替人力，使得失业率上升;长期的政府干预使得政府机构膨胀，政府支出居高不下，进而加重企业税负;加之经济的过度开发，导致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石油价格暴涨，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造成世界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陷入长期低增长甚至停滞状态。此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新特征，通货膨胀与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同步出现，这种现象被称为“停滞性通货膨胀”(stagflation)，简称“滞胀”。这意味着凯恩斯主义失效了。

　　此时的资本主义产业结构也出现了变化。英美等国的金融垄断资本利用制造业陷入滞胀的时机，通过贷款、并购等手段逐步控制了实业。国内市场局限和政府干预成为金融垄断资本的绊脚石，他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取代凯恩斯主义。沉寂已久的哈耶克及其在伦敦学派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弟子们，开始借机猛烈批判凯恩斯主义。随后，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和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纷纷加入对凯恩斯主义的“围剿”。这些学派扛起新自由主义大旗，主张更加自由放任的市场，认为政府的调控是阻碍经济要素流动的原因，应将政府干预降到最小，放松管制;同时也应该取消公有制和国有经济，进行全面私有化;国家不应干预个人自由，而个人在拥有自由选择权的同时也应当自己承担责任;国家干预最小化的同时，责任也应最小化，所以公共支出和公共福利也应该削减，“小政府”才最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

　　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同时，新自由主义者也在继续否定社会主义。哈耶克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再次走红，众多拥趸纷纷恐吓公众，一旦社会主义以集体的名义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支配权，实行计划经济，必然造成个体被集权奴役;私有制才是保护个人自由的最佳制度，自由竞争优于集体主义。这一论断为新自由主义者攻击社会主义和国家调控提供了“理论武器”。

　　新自由主义的灾难性后果

　　金融垄断资本在利用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辩护和政策游说时，也在积极寻找政治代言人。1979年，代表英国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为英国首相，随后便将哈耶克的理论转化为经济政策，冠名为“撒切尔主义”推行。1981年，美国共和党人里根就职总统，随后也将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如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和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等经济学理论转化为政策，命名为“里根经济学”。撒切尔和里根在英美大刀阔斧地推行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推行私有化改革，削减政府规模与社会福利，为金融垄断资本松开缰绳，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滞胀的局面，同时也拉开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序幕。

　　对于金融垄断资本而言，英美两国显然难以满足胃口，其目标是突破国界，“攻破社会主义阵营”，将寄生吸食的触角延伸至世界每个角落。首先，他们加快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全世界的渗透。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自由主义理论逐渐占领资本主义国家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各种经济学“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也将其奉为圭臬。美国中情局以及各财团大量招募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学生赴美国(主要是芝加哥大学)学习，通过学术研讨、资助研究、学术交流等方式在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大批新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其次，金融垄断资本运转国家暴力机器，通过直接拆除他国主权屏障的方法强行推行新自由主义。比如，在美国的“拉美后花园”，中情局和美军秘密资助智利的军方强人皮诺切特于1973年发动兵变，杀害民选总统阿连德。政变成功后，皮诺切特提拔了多位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经济顾问，废除了阿连德时期将部分外企和民企国有化的政策，转而对智利银行和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改革，大幅削减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并取消对民族企业的关税保护。这次政变使得美国财团与皮诺切特联盟可以大举廉价侵吞智利的国家资产，获取暴利。巨额利润进一步刺激了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野心，迫不及待寻找下一个目标。

　　1990年，金融垄断资本已完成全球扩张的理论和实验准备，控制了英美国家机器，聚集了足以实现目标的各种国际组织、新闻媒体和学术机构。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授意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以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骨干，邀请以拉美地区国家为主的政府官员、经济学家赴华盛顿开会，讨论拉美地区的经济改革问题。会议通过“华盛顿共识”，发布了10点政策声明，呼吁各国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改革，除了让“看不见的手”主宰国家经济发展外，还要求各国放松对外资的限制，降低或取消各种贸易壁垒，放松或取消政府对经济特别是金融的管制。“华盛顿共识”的形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理论主张变成集经济政策、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于一体的资本主义新模式，同时吹响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号角。

　　1991年，苏联解体，曾经让资本主义寝食难安的外部压力消失了，新自由主义磨牙吮爪，准备享用一桌“饕餮大餐”。剧变后的苏东各国纷纷陷入严重的经济困境，寄希望于西方能施以援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救世主”的姿态粉墨登场。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直接任命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盖达尔组建顾问团，实行“休克疗法”，快速而直接地在俄罗斯实行全面私有化，同时放开物价，紧缩财政与货币政策。其他前苏东国家也先后以不同形式进行“休克疗法”，使得这些国家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一夜之间被西方财团和本国寡头掠夺一空。

　　除了在前苏东地区趁火打劫外，美国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借机逼迫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的南非及被金融风暴卷入恶性通胀、债台高筑的东南亚国家与韩国等各国签下“城下之盟”，强迫各国接受将货币、银行和金融体系改革捆绑在一起的一揽子“结构调整方案”，向西方财团大开方便之门。在伊斯兰世界，美国用武力推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又通过“颜色革命”在突尼斯和埃及制造政权更迭，扶持亲美政权，推行新自由主义，打造中东“民主模板”。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扩张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在经济上，新自由主义纵容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结果是强势的西方企业大肆摧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掠夺他国财富，使“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俄罗斯等前苏东国家综合国力一落千丈，至今未能恢复到解体前的水平;东南亚各国出现“过去五十年里规模最大的和平年代国内资产流向国外的情况”;拉美国家纷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东和北非、南非经济转型深陷泥潭。新自由主义任凭资本的逻辑主宰一切，推行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造成严重两极分化。据世界银行统计，在新自由主义刚得势的1973年，世界最富有国家人均收入是最贫穷国家人均收入的44倍，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则达到330多倍;高收入国家的10亿人口拥有全球财富的60%，中等收入国家的15亿人口和低收入国家的35亿人口各占20%。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国家则由1971年的25个增加到2021年的46个。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否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敌视与其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加剧意识形态和文明间的冲突。西方在中东打造的“民主模板”不仅全部“烂尾”，而且陷入持续不断的战争和冲突中，成为恐怖主义温床，由此产生的难民危机也祸延欧洲。

　　新自由主义反噬美国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肆虐最终反噬了美国自己。在克林顿执政末期，1999年，美国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再对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作出严格区分，缺乏监管的各类银行为拓展业务向那些收入不稳定、信用等级不达标的次级信用贷款者提供抵押贷款，推高了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银行开始累积呆账坏账。金融业也纷纷脱离实体经济，利用“金融巫术”将各种具有隐患的房地产相关金融衍生品推向市场，使金融隐患一步步扩大。这种繁华泡沫在2006年春季逐渐被刺破，大量无法偿还银行贷款的案例出现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2007年的次贷危机，加速金融业中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链条断裂，最终导致2008年系统性金融危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数据，2008年全世界金融业资产损失高达5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一年的经济产出。

　　曾经在冷战期间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也不断被抛弃。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连续两次大规模为富人减税，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削减股息税与资本增值税。随后，小布什又削减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支出，将私有化推向极致，甚至连国家基本职能都可以“外包”。比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部分安保、情报、物流供应，甚至监狱与审讯等工作都进行了私有化外包。结果是政府的调控监管能力持续弱化，任由资本掠夺社会财富，中下层民众遭受贫富差距快速扩大和福利保障不断下滑的双重打击，在经济动荡中受损最严重，长期积累的不满最终导致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备受质疑。奥巴马上台后被迫积极救市，干预市场，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限制高风险交易的规模，用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企业扩大就业规模。但奥巴马这种有限度的修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金融资本对全社会的绑架，制造了金融灾难的财团不但未受到惩处，反而驱使政客动用公帑救市，等于将金融资本扩张的风险和恶果分摊给了全社会。奥巴马任期内没有解决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巨大贫富差距和经济长期“脱实向虚”的严重问题。尤其是美国制造业持续衰落，使得无产阶级和中下层人士的不满与日俱增，乡村农牧场主、农民和矿工等觉得自己被城市精英边缘化，最终导致美国民粹主义崛起，将没有从政经验的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

　　特朗普上台后继续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改造。为实现对选民的承诺，特朗普扔掉自由贸易的大旗，转而实行“美国优先”的贸易保护主义，承诺通过与中国的关税战维护美国人的利益，重振美国制造业，将就业机会“从中国人手中夺过来”。但特朗普这种混杂着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并不代表其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特朗普废除了奥巴马的环保监管政策和医改方案，实行大规模减税和限制工会等政策，反而进一步延续了新自由主义。这种奇怪的组合也没能挽救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危机，反而加剧国内政治极化，共和党与民主党及双方支持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不断撕裂着整个社会。

　　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再一次暴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长期削减公共福利、推行医院等公共部门私有化改革的政策，严重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也导致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曾见证新自由主义“辉煌”的乔·拜登，在一片愁云惨淡中不得不重拾凯恩斯主义，就任美国总统后，他提出一系列大规模的政府调控政策，比如向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社区和个人提供经济援助;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振兴制造业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发展免费幼儿教育、免费社区大学等。这一系列努力都在重开凯恩斯主义的药方，通过大规模基础建设投资等宏观调控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就业和收入增长。

　　但“拜登新政”根本无法解决新自由主义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极化政治下，受共和党掣肘，拜登的最低工资制改革和对亿万富翁征收“富人税”计划面临重重困难。即使成功，税率也只能恢复到特朗普执政前的水平(从21%提高到28%)，远低于1968年52%的历史高点。美国税制的阶级差异在于工薪阶层被征收高税率，而不依赖工资收入的富人，其真正收入来源比如股票、遗产、资本利得等的税率，自1997年以来持续降低，且政府还通过不断降低公司税率的方式为股东减税。所以，只要不将资本利得税与工资税调到同一水平，就不可能真正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简单的短期经济援助，其效果会被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抵消，中下层人民的收入不仅没有增加，贫困问题反而更加严重。

　　拜登提出的投资1.75万亿美元，在建筑、交通、工业、电力等领域发展清洁能源经济的《重建美好未来法案》也面临重重困难。真正的问题，一是在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使得实业凋零，导致大规模基建缺乏落实保障;二是美国资本主义陷入新困境，即如果对富人和企业加税计划失败，会使得大规模基建失去重要资金来源，但通过削减政府公共服务开支来节约资金，则又会导致选民福利受损，失去选票，所以只能继续扩大国家赤字水平，增加财政风险。

　　无论是奥巴马的金融监管和救市政策，还是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混合，抑或者是拜登的凯恩斯主义“回魂”，都只是在修补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各种问题，并不能根除其种种痼疾，新自由主义正走向“历史的终结”。这种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钟摆式的彷徨摇摆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越来越难以容纳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自我改良的空间越来越小。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原载《历史评论》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