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假洋鬼子狐假虎威，这是1924还是2024？

　　说明两个问题：

　　① 脱口而出的所谓“外交豁免权”，足以证明今时今日洋大人在华于某些场合确实享有超国民待遇，否则不会成为这位行内人士随口蹦出的已带有某种“常识性”“共识性”意味的恐吓话语；

　　② 但是这位行内人士却又不是洋大人，仅仅是个国际合作机构的中国籍（应该是吧）工作人员，且有公车私用之嫌（遛狗），竟然也敢打着“外交豁免权”的牌子光天化日之下违反交通法，其恼羞成怒之态，足以证明公权力私用之泛滥——看看她气急败坏甚至带有些疑惑不解的神情吧，其自视甚高、完全不把法律和普通群众放在眼里的自我认知可见一斑，所以在面对路人指责时会一脸鄙夷乃至困惑，“你们什么货色，竟敢质疑本官？！”

　　狐假虎威，挟洋自重，买办本色。

　　从历史来看，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时，买办势力就开始与官僚势力明目张胆相结合，这个“传统”几乎一直延续下来（除了1949后的三十年）。

　　尽管在晚清的封建官僚眼中洋行买办仍被视为鄙贱的职业、买办人物不过是一些除“声色巨利”之外不知其它的“佻达游闲”，但事实上，封建官僚和买办阶层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在以洋务运动为中心，酝酿着的利益结合——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发展。

　　典型的就是1872年新式轮运业招商局的诞生。

　　通过招商局的创办，晚清的百姓们可以看到：洋务派官僚不仅依赖有势力的洋行买办，而且还要网罗一批买办化商人；不仅为了藉助买办商人精通新式轮运的业务能力，而且还要依赖买办商人的外域资本力量（大批外国轮运势力）。

　　很多买办人物也都藉机先后捞到沿海一些地方的官职，沦为洋人势力嵌入晚清政府的楔子。

　　如福建厦门的兴泉永道、浙江宁波的宁绍台道，当时“皆用广东籍贯之员”，伍崇曜在1863年病死以前主要在广东当差，本来就是充当公司帮办与洋人往来颇密的买办。

　　获取官职的买办官僚更加便于利用亦官亦商的身份在洋人侵略者和封建统治上层之间左右逢源，如吴健彰任职上海苏松太道期间，与之有资本关系的美商就饱受其惠。

　　而对于封建统治上层，这些买办人物的作用也并不限于在政治上“同夷人说话了事”，同时还是经济上的依靠对象。

　　1853-1854年间，吴健彰即曾以江海关洋税为担保向上海洋商借款127728两，作为镇压小刀会（民间反清组织）费用——这也是旧中国外债史上最早的一笔。

　　时至今日，某些阴霾卷土重来，太多光明积重难返，这到底是1924还是2024，看看北京交警后续的处理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