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中国对毒品为什么零容忍？

　　还记得2021年的宋冬野、2022年的杜雪儿吗？涉毒问题为什么必须一刀切砍死？

　　2017年时的某草莓音乐节，宋冬野就悄咪咪地触摸红线，结果被共青团中央揪着耳朵打脸

　　2021年又来，甚至不再悄咪咪了，干脆直接发文裹挟粉丝以逼宫

　　因为一旦开了这个口子，那么之前所有的“行业威慑”都会灰飞烟灭、前功尽弃。

　　拿缉毒警群体的巨大牺牲来说——是的，我们又要不厌其烦、日复一日的强调缉毒警这个警种的付出，原因无他，禁毒工作相比于其他警事维稳工作，确实太特殊！

　　扒手被捕，出狱后可再偷；奸者被捕，出狱后可再淫。

　　唯独贩毒者，一旦吃了牢饭，要么贩毒数量巨大而死刑，否则出狱后他根本不可能再重回“圈子”——因为他吃过警察的饭、有了“白道污点”，毒圈不会再给他信任，过往所有的人脉、网络、货源、渠道，全部都会将其排挤出去。

　　等于是，黑白两道都混不下去。

　　甚至很多毒贩落网，其旧部和同伙会把触手伸进警府内部，赶在他开口受审之前将其灭口（毒贩行贿是不计成本的，所以缉毒系统的反腐工作同样艰巨）。

　　这就是为什么毒贩都会随身携带军火、遇到缉毒警时不惜舍命火拼也绝不可被抓进局子，这是每一个毒贩心中的铁律。

　　古今中外，规模巨大的贩毒集团无一例外全部也同时是军火贩卖集团。

　　这也就是为什么，缉毒警是所有警种里最危险的。

　　他们的对手全是一帮六亲不认、杀红眼的亡命徒。

　　一旦发现自己暴露，缉毒警在他们眼里就必须是要碎尸万段、置之于死地的「敌人」。

　　可以去查阅，那些被毒贩“俘虏”的缉毒警，在毒贩手里都是遭遇何等反人类、惨烈的下场……

　　李忠华，前缉毒警。他脸上一道明显的疤痕，是多年前一名毒贩拉响手榴弹留给他下的印记!除此，他的听力衰退，还有噩梦般的回忆。那次缉毒任务中，包括他共五人因手榴弹爆炸而受伤，两人在他的前面“慢慢死去”。

　　毕侃，江苏盐城禁毒大队民警，盘查一辆可疑车辆时，右腿被碾压，粉碎性骨折。

　　杨谦，云南缉毒警察，禁毒十三年，上百次化妆侦查，“忘了多少次被毒贩拿枪指着脑袋"。曾有人出20万买他的人头。

　　印春荣，二十八年奋战在缉毒一线，曾卧底毒窟六年没回过家。为避免毒贩打击报复，他深夜才敢回家。

　　还记得2018年那个化名李雄的缉毒警吗？在超过45个小时的时间里5根肋骨被毒贩用钝器敲碎、两条腿膝盖以下被剥皮削肉、鼻子被刃器割掉，两个眼球被捣碎、下巴被钝器击碎，8根手指被砍掉，最后的致命伤是头骨的一处钝击凹陷。

　　整个受虐过程，李雄还因为被毒贩打了大量的清醒药剂，而没办法疼晕过去……

　　还有那个云南的著名卧底缉毒警黄仲权，当毒贩觉察到他是警察的真实身份时立刻将其拘禁，那些恶魔用铁线穿他的锁骨，用辣椒水浇伤口，灌眼睛，用烟头碾烫他的皮肤。

　　足足六个小时的无情折磨，黄仲权愣是没有说出一点关系线人的资料。

　　万幸的是，在他奄奄一息、濒临绝望之际，最终等来了救援。

　　当救援人员到来的时候，黄仲权已经身受重伤，肋骨断裂，全身各处有不同程度的骨折，身上几乎没有一处好肉。

　　与毒贩多次交手，黄仲权的赫赫威名让毒贩闻风丧胆，很多人一直想要杀他，但是都没得逞。恨得咬牙切齿的毒贩曾经扬言：“一定要杀了黄仲权，杀不了他也要杀了他的家人。”

　　好在黄仲权的私人信息被保护得很好，没有泄露，他的家人平安无事。

　　黄仲权这样的人民英雄，工资待遇却非常低，全家人也都是靠黄仲权的一点基本警队收入生活，基本日常开销都要省吃俭用，家里那台黑白电视机也一直没换过，桌椅板凳都是老旧的——反观那些吸毒艺人却是奢华到无以复加的光鲜……

　　黄仲权一生抓过400多个毒贩，缴获360000多克鸦片，15000克海洛因，但是却很少有人记得他的名字，他的英勇无畏都被藏在厚厚的马赛克后面，甚至就连现在网上也很少可以搜到关于他的照片。

　　根据公开数据，我国缉毒警察的平均寿命为41岁，2017以来已有超过40名缉毒警或公安民警在打击毒品犯罪中牺牲，超过1500名缉毒警光荣负伤，伤亡比例是所有警种里最高的！

　　这还不包括那些伤亡比例同样可怕的缉毒犬。

　　同样是狗，有的狗狗经过强行杂交配种，生来便相貌可爱、登堂入室成为小布尔乔亚们的宠物；而有的狗，生来就活在枪林弹雨里，伴着缉毒警守卫着亿万国人。

　　网络上（特别是娱乐圈戏子背后的资本）这些毒B，随时在筹划着“复出”捞金，柯震东一直在隐隐闹着复出，房祖名一直在借着他爹的资源暗暗冒头，宋冬野们更是从未被完全封杀，还有许许多多依仗着家室背景、背后资本和庞大粉丝撑腰的涉毒艺人，都在观望着、跃跃欲试着……

　　敢问那些很多连尸骨都寻不到的缉毒警，他们的生命还能再来一次吗？

　　宋冬野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并不想大把大把赚，只是想“混口饭吃”……

　　然而，谁不给你饭吃了？

　　你做幕后不可以？给人写歌不挂名不可以？这难道不算依然在发你音乐的光、发你音乐的热？

　　怎么就不满意？怎么就非得登台捞钱？

　　一口一个“我只想混口饭吃而已”，结果你真让他们只能“混口饭吃”时，他们就急了，暴怒得恨不得杀了你，然后再抱着吉他、无病呻吟矫揉造作地来一曲：“都是这个世界的错……这个世界会好吗……”

　　啊呸！

　　大老爷们，男人一点，别动不动气急败坏就骂街。

　　更不要动不动就拿“不讲人性”的帽子去扣共产党。

　　党不是不讲人性、不通情理，而是党必须要为多数人的福祉负责，而不是为少数人的特殊自由徇私。

　　“讲人性”，如若给瘾君子们之少数人“讲人性”，那么更多的人可能连性命都没有了。

　　我们中国人是吸着鸦片步入近代社会的，我们的男人曾经为了一盒粉而甘当汉奸，我们的女人曾经为了一支烟而沦为妓女。

　　毒品，从来就是辅助军事侵略、控制殖民地民众、搜刮掠夺殖民地财富的利器。

　　2021年夏天讨论大连日本风情街闹剧时，我就拿大连的日本毒品入侵史举例过——1906年6月，日本人曾在大连设立过“关东州鸦片总局”，规定“关东州内所有鸦片贩卖事宜，专归其办售”，并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设立分局。

　　日本人当时允许大连居民吸食鸦片和从事鸦片经营活动，但是！鸦片原料的进货和鸦片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必须经日本人自己的鸦片总局统一办理，除此之外均为犯法，格杀勿论……

　　放到今天，美国的诸多财阀比如奥驰亚集团、英美烟草集团、星座酒业集团、百威啤酒、摩森康胜等，早已纷纷入局包括大麻在内的“致幻药剂”产业，其中某些历史悠久的企业早在一百多年就已经随着欧美军事力量进入过旧中国、参与过对旧中国的经济侵略。

　　193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甚至公开支持通过《统一国家麻醉药品法》，《纽约时报》当时的标题是“罗斯福要求麻醉药品战争援助”。

　　根据美国新闻调查者亚历山大·考克布恩和杰弗里·圣克莱尔的披露，二战后，为了防止共产党员在战后意大利选举当选，美国CIA与西西里黑手党密切合作，保护并协助他们进行海洛因走私行动，利用毒品进行政治操弄、经济渗透、社会改造。在CIA的毒品攻势下，战后意大利迅速右转，黑手党与左翼团体不断发生冲突，并多次暗杀、折磨和殴打左翼政治组织者。

　　还需要多说什么？

　　宋冬野、杜雪儿、柯镇东、李代沫、房祖名、宁财神及其孝子们，包括一帮各怀鬼胎、拿这些拥有巨量粉丝的戏子当枪使（表面声援宋冬野杜雪儿柯镇东、实际心怀小九九）的杂碎们，你们跟党、跟人民群众“讲人性”，在我看来完全就是“欺负死人不能说话”。

　　那些逝去的缉毒警察没法发声了，他们的家人同样迫于压力没有胆量说话，所以话筒就让给了你们这些外籍“开化人士”和国内娱乐圈的戏子们（及其粉丝）步步蚕食、步步逼近、步步渗透，直至把话语权抢走？

　　不好意思，缉毒警们不能发声了，我们这些老百姓替他们说话——尤其是面对一个外籍人士在中文互联网就毒品问题叽叽歪歪，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加理直气壮旗帜鲜明？

　　她能够为“大麻合法化”政策张目辩护，就说明她骨子里依旧是深爱认同尊崇她的祖国（德国）的一切法令价值和社会认知，因而，我觉得我们的某些媒体（人）最好也就别去自欺欺人热脸贴冷股的扯人家“多么爱中国”、“视中国为第二故乡”了……

　　这年头，动辄深情忘我张口闭口“某国是我的第二故乡”的骗子货色，我们见得还少吗？

　　很多事情都都存在讨论空间，唯独吸毒，零容忍。

　　关于前文提到的那个杜雪儿，我再多说两嘴。

　　你可能不认识这个人，她确实不算顶流。

　　2022年4月北京法院消息：身为“福禄寿乐队”成员的她，因犯走私毒品罪被判刑。

　　杜雪儿是在2021年1月4日通过微信联系境外卖家，从美国购买并邮寄入境的毒品，在购买的聊天中她会用“裙子”的表情来指代这类物品。

　　可以得知，杜雪儿的不在其团队的时期是2021.1.29-2022.1.28，但是在她不在的这段时期乐队却在过去一年仍进行着各种表演及活动，并找了一个借口说是成员的身体不适，同时一些歌曲的宣传都是三人共同出境。

　　更牛的是，在2021年杜雪儿服刑期间福禄寿乐队至少发行了四张单曲EP，试问这些歌曲以及专辑是怎么录制和发行的？

　　这明显是经纪公司拿她们的NC粉当韭菜。

　　在庭审过程中，杜雪儿方曾辩称：

　　不知道所购买的物品为毒品，也不知道邮件来自于境外。

　　对于是否有犯罪故意的判断，北京京师（成都）律师事务所刑事部主任吴俊就有认为：

　　任何的一个犯罪都必须要具有主观的故意和客观的行为。

　　根据两高一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的规定，可以从嫌疑人的客观行为来推定其是否主观明知。

　　根据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杜雪儿曾和多人讨论过“LSD”（毒品“邮票”），并通过国外网站了解到其能作用于人的大脑，又规避国家管制通过网络从境外购买“LSD”。

　　杜雪儿作为所谓“艺人”，接受过专门的禁毒警示教育等情况，能够认定杜雪儿对其购买的“LSD”是毒品具有明确认识。

　　而其查询跟踪境外邮件的物流信息、在家中签收与其姓名不符的邮件等行为、采取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毒品——这都明显违背了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也能印证其主观上对所接收的邮件性质是有明确认识的。

　　“LSD”即邮票，在大多数国家都属于管制品，杜雪儿对此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在微信聊天中她会使用“咖啡”“真咖啡”“假咖啡”“邮票”“集邮”等词，代替其他违禁品和“LSD”，这根本没法洗。

　　杜雪儿一案，让“邮票”这种新型毒品被更多人了解，这种图案多样、颜色丰富、拇指指甲大小的毒品，就像一张薄薄的纸片，却拥有危害甚大的毒性。

　　“邮票”成分为麦角二乙胺，是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

　　每张“邮票”含有30至50微克的致幻剂，只需要吸入100微克迷幻剂，吸食者就会在视觉、听觉和记忆上产生幻觉，并出现急性精神分裂。

　　这种新毒品在我国属于第三代，案发率比重还不高，但滥用情况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尤其是在年轻群体中。

　　第三代毒品与前两代毒品一样具有较强的成瘾性，作用于人体中枢神经引发兴奋、致幻等，大剂量服用与毒品无异。

　　除了“邮票”之外，新型毒品中还有“糖”（摇头丸）、大麻巧克力、可乐、奶茶等各种形式的新型毒品。

　　根据《2020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截至2020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180.1万名。其中，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时有发现，花样不断翻新，包装形态不断变化，有的甚至伪装成食品饮料，出现“毒邮票”、“毒糖果”、“毒奶茶”，极具伪装性、隐蔽性、诱惑性。

　　之所以要把杜雪儿单拎出来说，一方面是她涉及的毒品较为新颖，希望读者同志们加强警惕（尤其公共娱乐场所，防人之心不可无）；另一方面，此人非寻常百姓，而是个出身权贵家庭的X二代。

　　杜雪儿的母亲杜明明，是前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南方日报》副总编辑。

　　杜雪儿的爷爷能量更巨：杜导正，山西定襄人，早在1937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参加了“蒋村脱离生产武装抗日自卫队”，之后被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动员委员会吸收，成了定襄县第二区动委会的工作员。

　　此后任繁峙县、雁北专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中共应县县委民运部部长，新华通讯社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分社副社长。

　　建国后，杜导正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这就给杜雪儿涉毒案增添了别样的味道。

　　杜导正同志的政治履历、思想经历和从政中后期的信仰转变非常剧烈，是党史上比较典型的那一波“思想剧烈变动”的同志。

　　早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在那里逐字逐句学习了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抗战胜利后，因受到周小舟同志的赏识提携，被分配到新华社北平平郊支社，任采访科长；后在解放战争中又担任《晋察冀日报》的记者、编辑、随军记者，在战地采访中写下了不少战地通讯。

　　建国后，杜导正告别部队，来到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工作，后到新华社河北分社担任社长。

　　1959年，杜导正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年后中共广东省委对他做出书面处分决定：

　　兹定杜导正同志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然后，杜导正被下放到暨南大学筹办新闻专业，几个月后又被下放到新会县农村，劳动了半年，接受群众的再教育。

　　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省委副秘书长陈越平、文教部长梁嘉代表省委找他谈话，杜导正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的职务。

　　应该来说，党对他的教育是充分而深刻的，既没有任由“假麻子”对他进行肉体伤害，也没有放弃对他的思想改造，始终拿他当一位可塑之才，始终希望他能够坚定对人民群众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持。

　　但是历史和人心的走向往往并不遂愿。

　　被下放的那段经历对杜导正的影响是巨大的，严重挫伤了他的“精英感”。

　　1977年夏天，他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五年后也就是1982年，他正式被调到《光明日报》工作。

　　也正是在《光明日报》工作的几年间，他几乎完整参与了那一时期轰轰烈烈的「论战」，成为了新一届崇尚改革开放战略的班子阵营中重要的“笔杆子”。

　　这，也为他日后担任著名的右翼反共刊物——后来在2016年被取缔——的《XX春秋》的社长，奠定了理论与组织基础。

　　可以说，《XX春秋》这本杂志一定程度上正是在杜导正领导下开始了震荡性转变，完全告别了一波同志名誉会长、周谷城任第一任会长、程思远任第二任会长、魏巍任副会长、李运昌和李力安任顾问时的左翼风范，彻底在世纪之交走向了歧途。

　　放个新闻截图，同志们自品：

　　所以，禁毒这项事业在中国真的任重道远。

　　太多势力明里暗里掀盖子，萌荫子嗣私利的同时，妄图拖我们这个国家下水。

　　当年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曾表面上大力禁烟，但由于蒋府内部腐败猖獗、流寇逐利，实际上呈现出的是一种“寓禁于征”的状态，不但放任烟毒泛滥，甚至收取烟税充实政府国库。

　　蒋府内部腐败的高级官员、军队首领与民间毒贩勾结，连最高权利持有者的蒋介石也是鸦片贩卖的既得利益者——著名的沪上流氓大亨杜月笙就是蒋介石在民间的鸦片贩售合伙人（政府直接参与贩毒终究有碍名声），仅1929年，从上海、江苏和浙江三地就征得1600万元禁烟税。

　　为了方便杜月笙的鸦片经营，蒋介石授予其少将军衔，并任命其为“上海禁烟局负责人”这么一个极具讽刺性的官职。蒋介石在中原与诸军阀作战屡屡能金钱开道、收买对方将领和军队，也是依靠着丰厚的鸦片税收支撑。

　　抗日战争期间，昏庸腐化的蒋府也从未停止贩卖毒品，杜月笙多次与戴笠、孔祥熙合作在港、渝、甚至日占区之间运送毒品，倒卖稀缺物资，大发国难财——这一切如果没有得到蒋介石默许是不可能实现的。

　　到了后期，蒋记民国的贩毒品生意进入全球市场，从欧洲到美国都有涉足，据美国政府的记载，在民国时期曾经收缴过大量外包装打着（中国）全国禁烟局的官方印记的海洛因毒品。

　　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国民党部分军队溃逃到东南亚之后能够迅速熟练的操办起毒品种植、生产、销售一条龙产业（典型如李弥部队）。

　　巅峰时期，杜月笙这个蒋介石代言人控制了全世界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总量的40%。

　　可以说，如果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将继续长时间维持“世界第一毒品大国”的位置。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焕然一新的新中国曾以“无毒国”享誉世界近三十年，这在世界禁毒史上是举世公认的奇迹。直到改革开放后，毒品才再一次卷土重来，出现了诸如“法外之地”的毒品与枪支泛滥的平远街、天下第一制毒村……

　　禁毒，抗疫，教育，金融，军事，每一项都离不开反腐斗争。

　　绝非朝夕之功、一劳永逸。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