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青岛女子开路虎逆行插队打人

　　近日，一青岛女子开着路虎在公路逆行插队，并动手打人一事，持续发酵。

　　据“红网”在新浪网发布的报道称：

　　日前，青岛一名女子驾驶路虎车逆行插队不成，殴打正常行驶男司机，致其口鼻出血。当地警方通报，女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行政拘留10日，罚款1000元。8月30日，被打男子林先生称，目前仍住院治疗，头晕恶心，花费四千余元，“我不考虑和解，会申请行政复议，通过法律维权。”（8月31日澎湃新闻）

　　视频显示，女子追尾后与带有“交通疏导”字样红袖套的工作人员争执，推搡对方。之后她朝一名正常行驶的男司机撒气，对其辱骂，猛击其面部，致其口鼻流血。有多人上前劝阻，女子未住手，仍大声喊道：“我逆行怎么了？我打你怎么了？”随后，女子踹了对方的车辆，并驾车离开。视频全程男子被打未还手。

　　事件曝光后，网友对于警方的处罚感到特别不满，认为处罚太轻，要追查该女子到底是什么身份？有什么来头？大家倾向于该女子背景深厚。到底该女子为何人，还是等待真相揭晓吧。另外还有传闻说该女子在家拘留，随后警方辟谣称没有在家拘留，拘留地点不便透露。

　　无论该女子真实的身份如何，通过网友的反应来看，大家认为一定有特权。

　　实际上，并不一定有特权。但，这才是事件的本质所在：为什么网友在没有得到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一边倒地认为该女子的背后是特权呢？

　　事情的逻辑是：以前，特权搞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很少有普通群众干出来这样的事。

　　可怕的是，这成为了思维定式：只有搞特权的人才能这么飞扬跋扈。

　　笔者想起了当年国民党将领杜聿明与共产党卧底郭汝瑰的故事，据《老人报》：

　　1948年，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实际指挥东北(辽沈)、徐蚌(淮海)两大会战。这期间他心里始终有一个隐忧，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里有共产党的耳目，其中嫌疑最大的就是厅长郭汝瑰。说起来，郭也是他的黄埔同学，而且在抗战时期屡建战功，深得蒋介石、陈诚、顾祝同等人的器重。1947年3月，郭汝瑰调任国防部作战厅长后，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大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颇受器重。对一个正在得宠的同僚如此猜疑，他杜聿明凭什么？

　　据杜聿明回忆，他疑心郭汝瑰，起因于到郭家的一次探访。在郭家，他惊奇地发现，这位堂堂的中将厅长，客厅里的沙发竟然打着好几个补丁。杜聿明自揣：我在国民党里已经算是够“清廉”了，郭小鬼的家竟然比我家还寒酸，他不是共产党谁是？

　　杜聿明向蒋介石说道：“郭小鬼太过于清廉了，不好女色又不贪财，就连家里的沙发都打着补丁，他的言行作风跟共产党很像。”

　　蒋介石听后，气愤不已，怒斥道：“你的意思是说我国民政府的官员都是捞银子的吗？”

　　在杜聿明这里，就有两个思维定式：1、共产党清廉；2、国民党腐朽。

　　杜聿明这个思维定式的形成，绝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物质决定意识的结果，就是说无数的事实证明共产党是清廉的，国民党是腐朽的。

　　而网友们的思维定式也绝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是物质决定意识的结果。

　　可怕，就在这里。

　　毛主席在几十年前的担心，也在这里。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

　　这个“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就是特权思想，就是腐朽。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打破等级制度和特权思想，避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铲除滋生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始终是毛泽东力图解决的重要问题，并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之一。

　　对于“国民党作风残余”的特权，毛主席特别重视，可以说这是毛主席一直到逝世前最关注的核心的问题。

　　根据2015年12月10日新华网《“文革”前夜，“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作者：罗平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建国之后，毛泽东没有公开为自己做过生日，但这一次，他主动提出要请一些人吃饭，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

　　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我们现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我们是否能依靠他们？

　　特权的子女，是不是也像“我爸是李刚”那样有着特权思想？本次打人的女子是不是也在这个群体？

　　对于干部子女问题，毛主席也很早就意识到了，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967年5月28日，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毛主席的这些担忧，实际上表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到底要依靠谁的问题，是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依靠一小撮“精英”？

　　《毛泽东年谱》：

　　（1962年）8月9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多次插话。他说：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如果依靠“精英”，大可不管人民群众是否被欺负；如果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那就要真正建立起依靠人民群众的制度——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意味着要对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一切坏分子进行镇压。

　　根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这个戏，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对于镇压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的反革命（包括旧社会的特权恶霸），罗隆基在1957年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搞过了，要搞“平反委员会”给被镇压的人平反。在此之前也有人认为要为反革命平反。毛主席在1957年2月27日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这是讲话稿，公开发表时有删节、修改）时就专门谈到这个问题：

　　杀错了的人，有没有呢？也有的。大肃反的时候，一九五零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那三年的大肃反也有的。杀土豪劣绅在五类反革命里面也有。但是根本上没有错，那一批人应该杀，一共杀了多少人呢？杀了七十万，从那以后大概杀了七万多，不到八万。去年起就根本上不杀了，只杀少数个别的人了。人们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这么反复无常，你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现在又不杀了。后来达四、五年只杀了几万人。去年起差不多根本不杀了，杀得很少，个别的。在五零年、五一年、五二年杀了七十万，香港的报纸把这笔账给扩大了，（当时我们也不需要跟他对账），他说我们杀了两千万，用减法来计算，二千万减去七十万，委实等于一千九百三十万，他那个多了一千九百三十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哪儿杀了两千万人呢？七十万人则有之。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人民要求杀，解放生产力。他们是束缚生产力，“恶霸”一一五霸天：东霸天、南霸天、西霸天、北霸天、中霸天，五类反革命的骨干分子，不杀掉怎么解放生产力？

　　现在有些人想翻这个案，有些朋友想翻这个案，翻那时候的案也是错误的，我看不要翻的好。如果翻，人民会起来打扁担，农民就要起来打扁担的，工人也拿什么武器，拿铁条打我们的。

　　毛主席的担心并不多余，仅仅几年前，就曾经发生过反革命翻案的情况。根据“党人碑”微博：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

　　解放前后最初一段时间，河南淇县解放后，当地县委县政府本着少杀慎抓的原则，只要反动分子和伪职人员来说清楚情况，基本都是放回家，让群众监督改造。

　　这样的结果就留下了很大的隐患，有些反革命分子隐藏起来，少数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畏罪潜逃。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接着抗美援朝，一些誓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时机已到，便蠢蠢欲动，他们造谣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美国支持蒋介石，很快就从东北打到北京了”、“美国空降兵已经降落在开封（当时的河南省会）了！”

　　来恫吓群众，有的破坏生产，有的放火投毒，有的准备暗杀干部，有的组织反革命团体，有的利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还有些不法地主趁机向群众反攻倒算。如一区黄庄村逃亡地主黄廷云，向农民黄荣云等倒算小麦15石。

　　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尤其是新区的群众，害怕变天。这些反革命活动，严重破坏了全县的社会安定和生产。群众对党和政府片面讲宽大，使一些反革命分子继续逍遥法外，为非作歹很有意见，大家纷纷吐槽我党：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宽大无边，无法无天。”

　　此后，全国范围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开始搞起来，淇县也动起来，检查了过去片面宽大出现的问题，确定了第一批逮捕的41名反革命分子名单，于1951年3月10日凌晨，全部缉拿归案。4月17日公审处决了第一批17名罪大恶极者。

　　至此，群众才开始找党和政府，控诉那些潜藏基层多时的反革命分子。

　　请大家注意，淇县是1947年4月解放，里外里四年时间啊！

　　王滩村某人哭诉了反革命分子郑江把他父亲活剥的惨状。关庄一位烈士的母亲，控诉曾在还乡团当队长的反革命分子关秋林，把她儿子绑架到卫河南，大卸八块，还挂到树上暴尸的惨景。

　　这说的就是大汉奸、原日本特务股特务苗文田，在解放战争中，伙同国民党地方民团头子王三祝对我干部、民兵的两桩罪行：

　　我三区区委副记书田文智，被大卸八块后抛入卫河。史庄民兵8人被铡死，1人被活剥，并将肠肚拉出，塞进砖头瓦块。

　　对于这样的家伙，连苗文田的妻子也说：

　　“日本过来后他当汉奸，杀人放火，强奸妇女，啥都干，杀了人还给肚里填砖头，政府枪毙他，太便宜他了，叫我说也该千刀万刮，今后我可算和他分开家了，以后一定要好好生产。”

　　“那一批不杀，人民不得抬头”，这就是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体现，也是那些反革命搞复辟的血淋淋的教训得出来的结论。这些骑在劳苦大众头上拉屎撒尿的坏分子不镇压，劳苦大众就无法抬头。劳苦大众无法抬头，你又怎么去依靠他们呢？那一定是假依靠。

　　我们要仔细思考，现在，有没有一些人民群众“不得抬头”的情况呢？

　　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要灭掉恶霸、坏分子、特权分子们的威风，让他们战战兢兢、夹着尾巴做人，而不是耀武扬威地欺压劳苦大众。

　　1949年1月3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城市对旧保甲人员处理办法的通知，他写道：

　　三、经过上述手续后，再分区召开群众大会，务求家家户户有人到会，着令保甲人员全体到场站立一旁，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当场将第二项全部内容详细复述，将他们所具之联名切结，当场公布，使群众完全了解我们的意图，并号召群众监督他们。如发现他们继续欺压人民，或有其他不法行为，准予随时公开或密函向军管会、警备司令部、市和区的民主政府控告举发，查明属实，定予严惩。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去掉他们昔日的威风”这件事，如果一个恶霸以前总是欺压百姓，突然有一天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恶霸们开展批斗会，昔日威风抖擞的恶霸们低头弯腰、低眉顺目、战战兢兢地接受劳苦大众的公审，以后这些恶霸还会有心理上的优势吗？肯定不会的。

　　这一切都说明，无论恶霸们有多残暴，只要人民当家做主，恶霸们那点力量根本不值得提。但如果不是人民当家作主，统治阶级依靠包括恶霸在内的一小撮“精英”，劳苦大众将会变成一盘散沙，将重新被“精英”们骑在头上拉屎拉尿。

　　有没有恶霸、特权“精英”骑在劳苦大众头上拉屎拉尿，是衡量人民是否当家做主的一个标准。

　　真正的社会主义，不会有恶霸的存在，人民也绝不允许恶霸的存在。

　　在青岛女子打人被警方处理后，受害人不认可警方的处理，已经提起了行政复议。这位受害人是一名退伍军人，退役军人事务部宣传中心官方抖音账号“中国退役军人”也在评论区留言，表示崂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已于第一时间与战友取得联系，将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全力维护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们要对崂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第一时间支持受害人的行动表示欣慰。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一个行业团体的形成，就意味着这个团体遇到了或者曾经遇到过非常大的难题或者矛盾，不得已要成立一个团体来维护整个团体成员的利益，比如骑手团体，比如快递小哥团体，比如退役军人团体。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工农兵是一家，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是用不到成立自己的团体会来维护自己的团体利益的。成立某个团体，意味着发生了变化，矛盾已经扩大了。这是又一个大话题了。这个话题不再展开，但必须思考，因为有最本质的东西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