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历史新剧《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

　　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这不仅反映了社会对革命历史的深厚情感，也揭示出文艺创作者面对时代要求和观众期待的责任。然而，部分创作者在追求娱乐性和大众化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了历史题材作品应有的严肃性和思想深度，甚至对历史进行轻率的演绎与扭曲。以《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部短剧为例，它通过跨时空的荒诞设定、轻松搞笑的叙事风格试图吸引年轻观众，但却因忽略了历史的厚重感与革命精神的真实内涵而引发广泛争议。这种现象的背后，既有文艺创作者的无知与傲慢，也有资本力量的推波助澜，其最终目的是借助革命历史的合法性，将其商业化、去政治化。革命的目的性和阶级斗争性在这些作品中被刻意避开，而革命精神则沦为资本的商业资源。

　　红军在中国革命历史中的地位无可替代，他们以顽强的意志、坚韧的精神与不屈的斗志，完成了长征这一史诗般的壮举。然而，在《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部剧中，红军形象的塑造令人失望，甚至有悖于历史事实。在剧中，红军战士为了一个开超市的女人，几次举枪威胁，甚至有绑架行为，这不仅与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格军纪相冲突，也无视了红军作为人民子弟兵的基本定位。历史上的红军，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尊重和爱护百姓，遵守纪律，特别是在长征过程中，红军虽然处于极其艰难的环境中，但依然能够保持军纪如铁，成为人民信任的力量。而剧中这种对红军形象的亵渎，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在误导年轻一代对红军的认知。通过这类歪曲，长征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其精神力量被消解为滑稽的笑料，红军的英勇形象也被淹没在戏剧化的表演之中。这种创作不仅是艺术手法上的失败，更是一种对革命历史的轻慢和忽视。

　　长征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次阶级斗争的具体实践。然而，《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部剧，完全忽略了阶级矛盾这一核心思想，转而追求一种脱离历史本质的轻松搞笑。红军长征的出发点是为了打破旧有的社会制度，推翻剥削和压迫，带领被压迫的人民走向解放。这个过程不仅充满了革命的牺牲和斗争，也承载着社会变革的希望与理想。

　　然而，该剧并没有展现任何关于阶级矛盾的深刻讨论，也没有反映出长征过程中红军战士如何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共同奋斗的革命精神。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荒诞的商业化设定——“超市”。这一情节设定本可以通过现代商业与革命理想的对比，引发观众对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但创作者似乎并没有这样的野心。剧中并未对“超市”这一商业符号的内在矛盾进行任何有意义的解读，反而使得长征中的革命理想与现实生活中的商业逻辑陷入了无谓的冲突和调侃。

　　这种对革命内核的忽略，折射出当代部分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对历史的态度变得浅薄化、娱乐化。创作者为了迎合大众审美和市场需求，往往会选择简化历史，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思想冲突淡化为笑料或情节中的“包袱”，而革命理想、阶级斗争等历史内核则被刻意回避。这种创作方式不仅无法让观众真正理解历史背后的深层逻辑，反而可能导致历史认知的碎片化和浅表化。

　　除此之外，《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在处理现代与历史的思想冲突时，也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剧中跨越90年的时空设定本应带来深刻的思想冲突与碰撞，例如，红军战士如何看待现代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商业化现象以及当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这些都是极具潜力的讨论主题。然而，剧作却选择避而不谈，甚至简单地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化约为“外卖员”这一符号，毫无深度地呈现出现代社会的表面现象。

　　这反映了创作者在思想深度上的缺乏，也显示出其在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时的逃避态度。文艺作品应当通过历史与现代的对比，引发观众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反省，而不是将历史作为背景板，将现实问题点到为止。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不应只停留在表面的情节和形式上，而应深入挖掘历史精神与现实思想之间的张力，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与思想意义。

　　真正的革命精神应当根植于阶级斗争的现实。这种消解阶级斗争性的创作态度，不仅仅是文艺创作中的轻率之举，更是资本的有意为之。通过淡化革命的阶级斗争性，资本得以塑造出一个去政治化的“红色英雄”形象，将其用于商业消费。与此同时，当代社会中日益加剧的劳动者矛盾和资本对社会的控制与剥削，却被这些文艺作品巧妙地掩盖和回避。革命精神被商业化后，原本代表劳动人民的力量与呼声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资本服务的文化符号。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当代社会资本力量不断扩张的表现。资本不仅通过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进一步压迫劳动者，还通过控制文化和意识形态，削弱劳动者对革命历史的认同感和对阶级斗争的觉悟。当我们在银幕上看到那些失去了革命精神的“红色英雄”时，实际上是在目睹一场文化上的“去革命化”运动，而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是为资本的合法性背书。

　　在讨论《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一作品时，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它在文化审查机制下的通过与推荐。作为一部获得广电总局重点推荐的作品，为什么它能够在如此松散的逻辑和失真的历史描写下顺利通过审查，并获得推荐？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当前文化审查机制的不足，也暴露了审查标准的主观性与不透明性。

　　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历史题材作品因“政治敏感”或“思想偏激”等原因遭到封禁，而像《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样缺乏思想深度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品却能够顺利通过，甚至成为重点推荐项目。这种审查标准上的不平衡，不仅损害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也让人质疑审查者在评判历史题材作品时的标准和尺度。

　　文艺创作的初衷应当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提供思想启迪和文化认同。然而，当审查机制变得过于随意和主观时，真正优秀的作品反而难以面世，而那些娱乐化、浅层次的作品却能轻松通过。这不仅是文艺创作领域的问题，更是文化管理体制中的深层矛盾。

　　《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这样的“红色”文艺作品，表面上是对革命历史的娱乐化演绎，实质上则是小资产阶级自我感动的狂欢，是资本利用历史合法性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这种去政治化、商业化的创作方式，既背离了革命精神，也对当代劳动者的现实困境视而不见。在面对革命历史的创作时，文艺创作者应当承担起更为严肃的历史责任，不仅要尊重历史的真实，更要深刻揭示革命的阶级斗争本质，为劳动人民的时代发声。

　　作者简介：

　　朱炜泽，湖南双峰人，本科毕业于河南大学，现硕士就读于澳门科技大学，双峰县青联委员。诗歌作品入选新时代大学生诗歌行动五年计划；随笔作品见推于共青团中央官方微信；理论文章曾刊载于共青团湖南省委“青湘平”栏目。作品散见于全国、省市各级报刊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