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燕：胖东来在尝试提供一个解决高额彩礼的社会方案

　　近日，胖东来董事长于东来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信息称：2025年开始，胖东来人不允许要或付彩礼，婚礼酒席只能请不超过五桌。此言一出，引起舆论热议。笔者因为长期调研关注高价彩礼问题，在此谈谈对此事的看法，想提出对此事不同的理解视角。我认为胖东来这一规定，是一个有社会关怀的企业在面对高价彩礼这一重大社会公共问题时，所竭力给出的一种解决方案、一个社会行动。

　　一

　　高价彩礼最近十余年来一直是个社会热点、痛点及难点问题。我想，每个人对此都有非常真切地感知。近年来，网络上频繁出现相关彩礼的社会矛盾纠纷事件，且每每掀起网络舆论风暴，随便就能列举许多因彩礼问题而出圈的社会事件：

　　今年国庆河南信阳一对新人结婚接亲现场，新娘哥嫂蛮横阻拦婚车索要18万彩礼；

　　2023年12月，山西男子因女友婚礼前要求彩礼加价3万而退婚，拿16.8万存款辞职旅行，并称此生不再想结婚了；

　　2023年5月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彩礼是其中关键催化剂；

　　2021年江西九江银行拟推出“彩礼贷”，引起一片哗然；以及江西由于位居全国天价彩礼榜单之首，高价彩礼成为其新的标签和地域歧视。

　　此外，最近几年有关彩礼的法律纠纷案件也是不断增长，其中一些还引发了恶性刑事案件，有关彩礼的诈骗案件近年来更是在极速增加。

　　笔者及所在团队，常年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对农村各种社会问题都比较关注。在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中，可以说，高价彩礼是农村社会和农民关心的首要问题。无论农民父母还是年轻人都对高价彩礼苦不堪言，每个村子都有一些因为高价彩礼而产生的家庭困境和社会纠纷。调研时，有些农民甚至会向我们提出，能不能让政府想办法让彩礼降一降。

　　而且，根据笔者近两年对城市青年婚恋问题的调查来看，高价彩礼当前也是导致许多城市白领青年的爱情无法转化成婚姻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些男女青年原本拥有纯粹真挚的感情，但常常到谈婚论嫁时因为两人家乡地彩礼价格差异太大而互相猜忌、争执反目甚至导致爱情终结。同时，高价彩礼逐渐演变成一个立场问题，转变成了男女之间的对立冲突。

　　此外，高价彩礼不仅扼杀爱情，而且也正在撕裂亲情。今年国庆期间，河南信阳新人接亲，新娘哥嫂拦婚车要彩礼这一事件便是昭示。2024年8月，浙江台州的一个案子也很典型：女子起诉父母返还夫家给的彩礼18万。笔者调研时，一个护士小姐姐也说起自己的故事：结婚时父母找男方要了18万彩礼，父母原本答应结婚后会把彩礼交给女儿，让其带回小家庭，然而结婚后，父母却迟迟不愿意把彩礼交给女儿，因为她还有个处于适婚年龄的弟弟，弟弟未来结婚时将面临高额彩礼给付问题。

　　未来，当越来越多人因为高价彩礼而陷入婚姻与生活困境，以至于丧失人性而走向极端，只会引发更多的社会恶性事件。

　　可以说，高价彩礼正在撕裂我们的社会，这是个重大的社会矛盾，更是重要的公共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面临和要去解决的公共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胖东来不允许员工要或付彩礼且违者扣福利，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对社会满怀关怀的私人企业，在面对高价彩礼这样重大的社会问题上，在尝试给出一个办法、一种方案、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正义的。

　　二

　　其实近几年，党和政府一直关心着高价彩礼引发的社会问题。例如，中央一号文件连续5年提出要政治农村地区高价彩礼，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全国妇联召开的“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一些新闻媒体以及法律工作者也非常关心高价彩礼问题。

　　然而，尽管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不要索要高额彩礼、不要在婚嫁仪式上相互攀比在基层群众间宣传倡导了很多年，但从调研来看，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一些地方基层对治理高价彩礼投入了大力的举措，结果依然不是十分理想。眼看着，彩礼从新世纪开始的几百几千元，飙升到十几万、几十万。

　　那为什么政府多年宣传引导农村民众少要彩礼或不要彩礼，效果却不明显呢？其中关键的原因是，农村高价彩礼问题的产生是非常刚性的。高价彩礼源生于新世纪以来社会人口结构性别失衡问题的爆发，加之城市对乡村女性的婚姻虹吸，导致性别失衡引发的男性婚配难的问题转移到农村地区，而农民父母在强大的代际责任驱动下为了不让自己儿子打光棍，不得不以不断提高彩礼的方式来锁定为数不多的农村女性。

　　换言之，对于农民来说，你不给高额彩礼、不给三金五金，那就意味着你一定娶不到媳妇。在这样的结婚压力下，只要农民还想要婚姻，他就无法退出天价彩礼这场赌局。所以，面对这样一个刚性的社会问题，如果没有一些强有力地措施，真的很难打破这样的结构。

　　此外，转型期乡村由于农民打工流动、进城定居生活等已经成为一个松散联结的社会，缺少利益以及情感联结与内部舆论规范约制的乡村社会，宣传口号和倡议便很难转化成为实际的行动。尤其是当民众的私人生活愈发成为一处圣地而神圣不可侵犯，但凡针对彩礼婚姻问题的政策措施里带有对私人的强制色彩，便会受到舆论抨击举报。以至于当这样的私人生活演变成一个公共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只能由私人即农民自己默默承受。所以，政府一直很难找到治理高价彩礼的切口。

　　三

　　从结构分析的视角，高价彩礼问题是个很无解的问题。每每基层工作人员、政府部门、媒体记者以及农民向我们咨询有关高价彩礼的治理意见时，我们也会觉得无措和棘手。所以，当胖东来提出要与高价彩礼正面交锋时，我不仅感受到了这个企业的社会关怀与行动魄力，更是认为这有可能是在一个企业层面上、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去探寻解决高价彩礼问题的社会行动方案。

　　一方面，企业带头本就有很强烈的社会示范效应，尤其是胖东来这样一个劳动薪资待遇非常好的地方，那他的企业员工在地方乡村社会里就是精英，如此便可以将不要彩礼的社会风气从企业的层面一层层传导到基层乡村。另一方面，此举相当于在国家的行政系统和力量之外，给出了一个整治高价彩礼的社会方案，而且如今年轻人更紧密地与工作单位而非其家乡地绑定时，从企业层面发出不要彩礼的倡议与号召时，或许会更行之有效。

　　虽然于东来在个人社交账号激动地发出这样的倡议时，可能考虑地还不是很周到，比如说婚礼宴席宴请不超过5桌是不是有点过于苛刻，比如说胖东来定下这样的规矩时有没有经过内部充分讨论，比如有没有征求基层员工意见建议或召开职工大会让员工们对此问题畅所欲言，但是我想，于东来必然是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高价彩礼对身边人、朋友、员工所造成的伤害、对爱情、亲情这样世间真挚情感的扼杀，才会如此急切地想要在胖东来树立这样的规矩。胖东来的所在地河南，在我们的调研中是属于高价彩礼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

　　所以，对于这样一个真切地去关怀社会问题的企业行为，不管其是不是步子迈地有点大有点急，我们都应当给出更多地包容和鼓励，而不是一边倒地去批评指责。对于胖东来这一能够引导社会良好风气、倡导民众新生活方式的行为，就应该大力鼓励。所有的创新行动都是难得的，也是不易的。

　　最后，多说一句，越是生活在底层的人，才越是能感受到高价彩礼带来的压力。所以，那些感受不到天价彩礼给自身带来困扰的人，首先，你们是幸运的，其次，希望你们能站在底层人民的立场上，多一个视角考虑考虑。